B座西窗
城记 | 剪不断,理还乱
来源:扬子晚报 2018-08-10 10:34:43

每次填表格或者出书写简介时,我都要想一想,我的藉贯是填哪里,写错过几次,后来弄明白了,我的藉贯是南京高淳,我在那里生那里长。祖籍是常州,我父亲不到二十岁离开常州。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才意识到,我与那所江南的城市存在着血脉关系。

父亲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常州师范毕业生,那时候的年轻人满怀理想,前苏联一部《乡村女教师》的电影让他们热血沸腾,我父亲说,那一年,他的全班同学都分配到了高淳的乡村中小学,父亲就这样在高淳农村教了四十年书,直到退休。

布罗茨基曾经说过,气温计愈是降低,这座城市看上去愈是抽象。我小时候去常州,一般是去过春节。坐上长途汽车,要在土公路上摇晃四五个钟头才能到达。更多的时候,为了省下车费,父亲是带我去蹭运粮食的卡车。高淳是产粮大县,有一个粮食车队专门往常州的粮库运送稻谷。出车往往是在半夜,父亲带着我站在车队出囗处,天冷,我和父亲穿着厚厚的棉祆棉裤,手里拎着大包小包,包里都是土特产,咸鱼鸡鸭类,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河虾。常州人喜欢吃虾,所谓“无虾不成席”,我父亲说,我孝敬你奶奶,也就这虾让你奶奶喜欢。运气好,可以挤进驾驶室里,倘若搭车的人多,我和父亲就只能爬上车厢,蜷缩在装稻子的麻包之间。一路风尘,卡车到怀德桥,我们下了车,天才麻麻亮,奶奶家在白家桥,离这里还有十几里路。那时间,公交车司机还没上班,只有依靠两条腿走。寒风刺骨,但那时并不觉得冷,父亲把包裹都放到自己身上,我空身走路依然满头大汗。倒是汗湿了的内衣,贴肉,冰凉冰凉,让人十分难受。路灯晕黄,街道上偶尔有开门的早餐店,有人拈一把铁铲出来升煤球炉,看我们一眼,继续蹲下身子眯着眼朝炉子吹风。关于这所城市的第一印象,很多年来就是那模糊的街道。

那时候的我,并不喜欢这座城市。除了有肉吃,我不觉得有什么美好。有一家红梅公园,还不如在固城湖湖滩上撒野自由,有一个神秘的天宁寺塔,却有砖墙围着不让进。最痛苦的是上厕所,这里的男人上大号都用马桶,为了不像个女人似的蹲在马桶上,我常捂着肚子奔跑几站地,找公厕。最不适应的是―日三餐有两餐是稀饭,高淳是鱼米之乡,一日三顿大米饭,少年的我―顿能干三大碗,在这里稀饭下肚,撒一泡尿就饿。

我一直弄不懂常州人为什么把奶奶叫做“亲娘”,我亲娘有五个孩子,我父亲最小,却在乡下过着最苦的日子。在桌上吃饭,亲娘、伯母、姑姑都抢着给我父亲挟菜,我父亲把菜转移到我碗中,她们才意识到他已经是为人之父的人,这让我很是失落和不满。我的亲娘每回见到我总是淌眼泪,塞给我很多零食,但小时候的我却一直躲着她,她喝酒抽烟,早晚还念佛经,这在我当时的脑子中简直就是一个女特务或者地主婆的形象。

考大学填志愿时,父亲做主让我填了江苏师院,来回都能经过常州。这确实是个好主意,我寒暑假来回都在伯父或者姑妈家住一夜。每次,年近九旬的亲娘总会把我喊进她幽暗的房间,塞给我十元二十元钞票。常州人观念新,那时我的表兄表姐就开始办厂开店,我的小表哥居然敢从戚墅堰机车厂停职,在东方红商场租了一组柜台做个体户。每次送我到公交站,哥或姐总是把—两张纸币塞进我囗袋。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坦白说,不差钱。

这几年常州的变化更大了,淹城、恐龙园成了旅游热点。可惜我已过了凑热闹的年龄,每次回常州都只愿和哥姐几家聚个餐聊个天,他们给我准备好萝卜干和大麻糕。我现在早晚都是喝稀饭,弄明白了萝卜干和大麻糕成为常州特产的来由。

祖宅将要拆迁,父亲坚持不要钱要房。父亲说,有个房子在常州,你就会多去常州几趟。我理解老爷子的心思。

 

关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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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鸣 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师,中国作协会员,江苏作协理事,曾获人民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十多个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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