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

　　《甜蜜蜜》《榴莲飘飘》《明明》

　　《甜蜜蜜》是1996年上映的港片，至今仍是纯情的爱情经典。从无锡到香港的黎明认识并爱上了有同样经历的张曼玉，与以前的女朋友分手，理由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甜蜜蜜》有强烈的城市象征意味，主人公在香港找到了幸福，这幸福包括物质和爱情，电影无处不在地展示着香港自我优越感：爱情、自由、希望，香港作为内地的他者：它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影片选择了由北京到香港发展的黎明主演，使得电影和现实又实现了一种印证。

　　香港新生代导演陈果则选择了“榴莲”作为电影的名字，榴莲，一种异味（臭味）扑鼻但爱吃的人却奉为珍宝般的水果，你必须先学会忍受、习惯它的臭，然后才可能享受到它的甘甜。延续着《甜蜜蜜》的模式，内地人“秦海璐”远离东北老家到香港挣钱、做妓女，赚点钱就回老家。除了挣钱，秦海璐别无所求，没有对爱情的向往，更没有要在香港生根的想法。香港导演开始了对内地社会生活的想像。一个榴莲辗转从香港寄到东北给“秦海璐”，它让秦时刻不忘在香港3个月的妓女生涯。内地人甚至不知道怎么吃榴莲，剥开之后，觉得它“像屎一样臭”，然而大家都很想尝尝它。影片中一家老小围在一起，吃得十分开心，场景温馨幸福。

　　“500万，哈尔滨。”这是2007年5月上映的港片《明明》中不断回旋往复的台词。这句话左右着吴彦祖的一生。哈尔滨再次出现在港片导演的视野里。《明明》甚至还有一个“寻母”的主题，母亲从上海转到香港，但在儿子的意识里，母亲始终和哈尔滨在一起，定格在照片上。此时，哈尔滨和《甜蜜蜜》里的香港发生了置换，它指引着男主角一次次离开香港，成为漂泊的浪子。哈尔滨成为《明明》的一个美丽想像，而香港反倒成了一个背景。事实上，如果不是特地交待，很难让人觉得《明明》的故事是在香港开始的。

　　■关于怀旧

　　《花样年华》《长恨歌》《2046》

　　寻找自我身份的过程，也是一个怀旧的过程。香港并没有旧，只能怀“旧上海”。人们相信，旧上海和香港互为镜像。所以，王家卫拍《花样年华》，关锦鹏拍了《长恨歌》。《长恨歌》中不断暗示：香港有的，旧上海早就有了，香港只是在重走那条繁华路。《花样年华》浓墨重彩地临摹了旧上海的风情：旗袍、爵士、小开头、慵懒的情调、狭窄的长巷、昏黄的灯光、一场低气压的婚外情。在这部影片里，旧上海和香港连为一体，毫无持碍。

　　王家卫是聪明的导演，他成功地勾起了香港、内地共同的世纪末怀旧情绪，通过这种方式寻找到与旧上海（中国）的血缘关系。

　　当香港导演想要探询真正的上海时，旧上海与香港的关系就变得支离破碎，关锦鹏把握上海就开始变得“力不从心”了，《长恨歌》从选角起就备受争议，郑秀文被批评完全不像49年前的上海女人，她爽快、独立又有点小自私小势利的香港都会女子形象倒是跟现代上海女子越来越接近。香港导演借《长恨歌》来怀旧是危险的，因为越探究上海，就可能越来越丢掉香港。观众对上海的兴趣开始大于香港，香港的怀旧变得空洞无力。郑秀文和电影《长恨歌》的失落都证明了这一点。

　　《2046》的片名非常具有“象征性”，无疑是九七时的“50年不变”给王家卫带来的灵感。周慕云（梁朝伟）开始动笔撰写一部名为《2046》的小说，小说中，只要搭上了前往2046年的列车，人们就可以找回失去的记忆。不过，2046这辆列车到底驶向了哪里，并没有答案。

　　■关于“中国人”

　　《少林足球》《功夫》《长江七号》

　　香港电影里“中国人”的光辉形象更多出现在武侠片里，或者面对“洋人”的时候，这些香港制造的影片却常常有意识地尽量避开“香港”，试图营造一种“大中国”气氛。

　　“让小人物成为英雄”是周星驰给香港电影添上的一道特殊景观，周星驰式的英雄出身草根。《少林足球》里，周星驰把英雄变成了踢球的，这迎合了中国当时的“足球热”。尽管这支球队并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但把镜头对准“足球”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周星驰的利用象征物显然比别的香港导演高明。紧接着，周星驰把视角转向“功夫”，这是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国粹，选择它当然也有着与《霍元甲》相似的野心：向“中国功夫”致敬，并阐释它背后的内涵和魅力。尚未上映的《长江七号》，一个小人物竟然被外星人所救，还登上了太空。这想像有些天马行空，不过早已为西方科幻电影惯用，或许在周星驰看来，这一点“与国际接轨”也算是一种“大中国”想像吧。

　　本报记者　马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