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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伟思延安之行回美后饱受迫害
2017-07-07 13: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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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谢伟思在延安。

 

  提起中美建交,人们马上会想到“乒乓外交”,想到基辛格的“波罗行动”。其实,早在基辛格访华数十年前,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就打破人为的封锁,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个人就是约翰·谢伟思。1944-1945年间,谢伟思在延安与毛泽东有过亲密接触,对中共的成长历程、国共关系及中共对美苏的态度等问题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曾从延安向美国政府发回大量的报告,多次提出要调整对华政策建议。然而,这些建议不仅未被美国政府采纳,谢伟思本人却因这些报告和一段在延安的经历而饱受迫害。

  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

  谢伟思的父亲是传教士,1905年携妻子来到中国成都,创办了基督教青年会。1909年8月3日,传教士的长子谢伟思在成都出生,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11岁时,谢伟思随父母迁往上海,就读在那里的美国学校。全家返回美国后,谢伟思在美国国内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青年时期,谢伟思便立志从事外交工作。1933年他通过了美国国务院的资格考试,1936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官。靠着早年在中国的经历和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谢伟思迅速在美国外交界崭露头角,成为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青年才俊、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1938年,谢伟思调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当时,中国正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美国则受绥靖政策影响置身事外。但身在中国的谢伟思,仍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着艰苦卓绝的抗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战争,上海的美租界也被日军占领。谢伟思作为外交官也前往了重庆。1942年秋,在中国多年的他逐渐意识到,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过多地集中在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家族身上,可中国并不是一家的国度。他认为,被国民党封锁隔离的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可能在将来的中国发挥重要作用。于是,他一直为在美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而不懈努力。

  “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

  1944年7月,美军派遣以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二等秘书戴维新、三等秘书谢伟思等组成的“美国军事观察小组”,化名“迪克西使团”进驻延安。

  在延安,观察组所到之处都没有看到类似于重庆当官的那样摆阔和排场。一位美国记者这样写道:“沿路站着民众,他们很壮实;马、螺子和狗看起来也都很壮实。我们几个人感叹:这里和重庆完全两样儿啊。”“这里上下级之间没有鸿沟,不像重庆,内阁部长和战战兢兢、衣着寒酸的办公室小职员差别很明显。” 

  那么,这些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到底在延安看到了什么,让他们在短短的几天之内,竟然觉得条件恶劣的延安是极其讨人喜欢的呢?这就是当时的“延安精神”感染了他们。延安机场由于长时间空置,设施简陋,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达时,因为跑道不平,差点酿成了事故。所以,当他们平安下了飞机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便急忙调来了一队人整修机场。美军观察组本来只是在一旁看热闹,可不久,他们发现,叶剑英也出现在干活的人群之中,这位身居高位的将军,竟然亲自上阵干起了粗活。叶剑英的出现,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美国人,他们一商量,便挽起了袖子,加入到干活的队伍中。一时间,机场上空的劳动号子,越发豪迈。就在这一天,在这个机场,“延安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些刚刚到此地的外国人,虽然无法理解“延安精神”的精髓,但他们对延安的感受是相同的,这是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谢伟思和毛泽东的延安谈话

  谢伟思从重庆来到延安,不禁觉得耳目一新。他总结道:“我们走进了一个不同的国度,遇到了一群不同的人民。重庆官场上常见的保镖、宪兵、奢靡浮华,在这儿一概全无。”延安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状态也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谢伟思写到,“大家士气高昂。每个人都在为抗战出力,延安的学生上课前要纺纱;武工队帮助农民开垦耕地,甚至自己种地收粮。这里处处在宣讲自力更生,处处在实践自力更生,连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各自打理着自己的菜地。毛泽东还自己种烟。”

  谢伟思与毛泽东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进行了一次交谈,时间长达8个小时。毛泽东对谢伟思说:“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毛泽东一心想让美国同中共合作,他说:“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美国一定要和国共这两支抗日力量合作……美国军队会看到……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也能打仗。”

  毛泽东为争取美国的支援和同情所说的话,“字真意切,热情洋溢,谢伟思差点被说晕了”。谢伟思一边谈,一边记得很详细。之后,谢伟思把自己和毛泽东的谈话写了个详细的报告递交了上去。可是,重庆的军事总部处理谢伟思的报告没一点紧迫感,给高斯大使的那份没有及时交给他。又过了整整两个月,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才收到报告。可那时,关于中国和战争的重大决定已经做出,它对中美关系在接下去的1/4个世纪中的逐渐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批评者后来说,谢伟思太天真,尽相信漂亮话。历史学者也在继续研讨、争辩谢伟思和毛泽东的延安谈话是否是一个转折点,它是否就是“在中国失去的一次机会”,不过有一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你死我活、针锋相对的漫长岁月里,双方都对抗战期间在延安昙花一现的合作精神保持缄默。

  被当作“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羊”

  对照谢伟思在报告中体现出的前瞻性和非凡的预见能力,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这个一向以国家利益化自居的政客,祭起的是必除之而后快的法宝。

  1945年3月30日,谢伟思收到了要他立即返回华盛顿报到的命令,这是国会反共右翼集团和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在对华政策上全面发难的结果。4月12日,谢伟思抵达了华盛顿。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已成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

  谢伟思曾经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普·贾夫的《美亚》杂志主编,便将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底稿交给了他阅读。被联邦调查局疑为苏联间谍的贾夫和美国杰出外交官谢伟思的这桩往来,很快成了轰动全美国的头版新闻。

  6月6日,谢伟思及与此案有牵连的贾夫等5人一同被捕。次日,《旧金山新闻报》在头版头条用大标题登出了《共产党获得了美国机密》的报道。又过了一天,该报的攻击矛头已直指谢伟思这个“赤色分子”。在大洋彼岸,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这次逮捕“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当局决心支持中国反动派,那他们将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其应有的教训。”

  贾夫被判有罪。而大陪审团的20名陪审员一致同意对谢伟思免于起诉。不过,法院所做出的结论还是留下了一条“莫须有”的尾巴:谢伟思在此案中“有失检点和谨慎”。“贾夫案”结束后,谢伟思先是被派往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后来又被派往新西兰。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国务院又被迫对他进行了4次调查,但一直没有发现任何不当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急需寻找“丢失了中国”的替罪羊时,国务院的“中国通”们终结其外交生涯的时机也就来到了。谢伟思被从新西兰召回,在国务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但鉴于他受到的争议太大,国务院只好委派他担任驻印度加尔各答的领事,又遭到部分参议员抵制。最后,国务院任命他为驻新德里大使馆参赞。但这一次,他的名片仍然没有机会派上用场。他和家人所搭乘的船刚到日本横滨,就收到了要他乘飞机返回华盛顿的命令。麦卡锡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们召回了谢伟思。我终于抓到他们和他了!”

  根据“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要求,谢伟思不得不接受“忠诚安全委员会”的裁决。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气氛下,几乎没有谁敢于为他作证以证明他的清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挺身而出,随即失去了访问日本的机会。1950年10月19日,“忠诚安全委员会”做出了“没有发现问题”的裁决。但到了1951年秋,谢伟思又被召到了“忠诚审查委员会”,“美亚事件”也旧事重提,审查结果终于推翻了原先的判决,谢伟思的忠诚“值得怀疑”,国务卿艾奇逊马上决定:开除谢伟思。

  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外交官,就这样被葬送了前途。从此,谢伟思客居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得以养家糊口。1999年2月3日,谢伟思在加利福尼亚州因病去世,享年90岁。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张辉

  (文学硕士 中校)

 主编:孙小伟   编辑:杨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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