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晚报网消息]
在当代的文坛,金克木的散文是独树一帜的。它的独特之处何在呢?以笔者的管见,它是当代学者散文的翘楚,允称极致。这里以《倒读历史》为例,单说金文。金先生是我国研究印度文化的大学者,他的深厚造诣一般人不足窥其堂奥。他虽然以印度文化研究名世,但他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同样功力非凡,非通常的专家学者可以望其项背。发而为文,打通中西,贯通古今,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到三皇五帝、佛祖耶稣,新到符号学、耗散结构;大到人类的历史和前途,小到中餐的筷子、西餐的刀叉;雅的如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俗的如男女情爱痴迷,均能别开生面,出奇制胜。
如果就题材的广博说已让人望洋兴叹外,更让人钦佩的是他的表述方式。他的文章打破了中国传统散文起承转合的程式,采取单刀直入、直抒胸臆的方式,文字充满张力,生气淋漓,在老学者、老作家的文字中甚为罕见。他在八十八岁时写的一首诗中写道:“文章学业两无成,老朽深知畏后生。天上传呼归去也,缘何秃笔尚纵横。”除了他自谦说自己一无所成外,他真正是“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他的文章摈弃正统的散文技巧而不用,而吸收了中国古代笔记、诗话、小说点评的批评艺术,一针见血,言简意赅,凝练隽永。而在谋篇布局上汲取了欧洲、日本的随笔的精髓,明白如话,娓娓到来。我们看他晚年的文章,长篇大论的高头讲章很少,而一二千字的短文很多。他的文章虽然短,却有很大的容量,不管是讲历史,还是说当今,都能给读者启示,激发读者思考。如《读书人谈禅不信佛》虽然只有五百余字,却厘清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谈禅与信佛的大问题。而同样篇幅的《佛教文化之中国化》分析了当代世界“民族性宗教的世界化”和“国际性宗教民族化”的重大问题,举例很通俗,外行一看就懂,表现出大学者深入浅出的高超能力。金克木的文章不论长短,都有相当的学术含量,让读者读后必有所得,是名副其实的学者散文。但有学者的渊博,而无一般学者的平板。
金克木的散文能达到这样的高度,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首先是他有深厚的学养。他是印度文化的权威学者,青年时代是有一定名气的新诗诗人,还是有成就的翻译家。学者的严谨,诗人的敏锐和激情,翻译家的宏阔的视野,都无形中滋养了他的写作艺术之花。其次是他的取法。按照中国现代文学界的研究,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六朝文章”的代表人物之一。此派散文第一代是章太炎、黄侃,第二代是鲁迅、周作人,第三代是废名、俞平伯,第四代是张中行、金克木。他们不喜唐宋八大家、桐城派等主流散文的“载道”传统,而对“六朝文章”情有独钟,别有会心。不过,在这一流派中,鲁迅喜欢嵇康、阮籍的沉郁愤激,周作人推崇陶潜、颜之推的闲适平易,取法不同,渐行渐远。在笔者看来,金克木中年之前近于周作人,晚年则大有融合二周之势,惜乎年龄老大,未得大成,但说他为当代散文别开生面是当之无愧的。
当年的“未名四老”中,邓广铭、张中行、金克木均已仙逝,只有季羡林硕果仅存。那一代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已经越来越少了,传承民族文化的任务对于当代学者更加任重道远。笔者借用怀念金克木的一首诗来结束本文:月里挑灯偏说鬼,酒阑挥尘更谈玄。斯人一去风流歇,寂寞空山廿五年。李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