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江南乡试考了些啥

  眼下,高考录取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你或许会好奇,古代的“高考”——科举考什么,是否都是考“八股文”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8月,位于南京的江南贡院举办了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江南乡试,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年科举究竟考了些啥?

  中国政治史事论题

  一说起科举考试,大家就会想起“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确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科举考试考的都是“四书”“五经”中的制义、韵诗、策问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制义必须采取八股文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八股取士”,但到了清末,迫于当时形势,清政府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了重大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7月慈禧太后发布懿旨:从翌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并强调“四书”“五经”义,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最后一次江南乡试上,第一场考的是五道中国政治史事论题,分别为:《汉武帝时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谐论》《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论》《谢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论》《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论》《明太祖诏商税毋定额论》。

  这五道题目分别出自《汉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和《明史》,其中东晋宰相谢安和书圣王羲之一起登冶城的典故就发生在南京,很符合江南的特色,说明考官在出题时还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但对于考生来说,如果不通读《二十四史》,做这些题还是比较难的。据史料记载,当时就有考生把谢安和谢灵运搞混的,还有的把张九龄当作明朝宰相的,错误百出,不一而足。

  各国政治艺学策

  第二场五道题为时事题,涵盖中西,题目分别是:《书籍报章持论贵乎平正,若诬及朝政有碍治安者,实为煽乱之根,试详言一律严禁之法,以正人心而维风俗策》《中国邮政逐渐扩充,现邮路纵横约若干里,各项局、所共若干处,应否再事推广,并变通办法以保邮权策》《泰西皆设商部而辅以公司,以铁路、轮船为转运之枢纽,以银行、报纸为流连之关键,而又邮电以速之,学校以教之,中国振兴商务先后次第宜如何规摹西制策》《近年摊派偿款,各省筹办情形固有不同,顾筹款非难,而能得筹款之人为难,即如盐房粮膏等捐,办理稍有不善,动辄欺压勒派,苦累斯民,应如何慎选行法之人,以妥筹便民之法,俾治人与治法相辅而行策》《高加索为朔方何部?译音有无他名?俄取其地设有新例,其例若何并设于何年策》。

  其中前四道题是针对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采用问答的方式来考查考生,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颇为当时的进步人士所称道。如当时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东亚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就举了该科江南乡试第二场第一题的例子,认为这道题非常具有代表性。如果把这一题翻译成现代文就是:“编书、出版报纸杂志时,文章贵在平和、真实,如果有攻击朝政妨碍社会治安的,就是煽动反叛的根源。请提出一条法律来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以稳定民众思想,维持社会秩序”,这就和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试题有些相像了。

  至于第五题,则考的是俄罗斯的历史政治情况,要求对当时世界列强的国情也要有所涉猎,这一题可难住了很多考生。晚清小说《九尾龟》中就用戏谑的口气描绘了该科考试的场景:“到了第二场‘他问高加索是朔方何部,这个朔方就是北方,大约就是我们中国的北京了。只不知道这个高加索是哪一府属的地方?’又一个说道:‘他问的什么禁令,一定就是我们的大清律例。我们只要抄上几条律例,把卷子上挤得满满的,把那班房官吓上一吓也好。’”这些文字将当时一些考生回答这一题时一头雾水、连猜带蒙的情形,演绎得活灵活现。

  “四书五经”题

  第三场是“四书”“五经”义三篇,分别为:《言忠信行笃敬义》《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义》《绥万邦屡丰年义》。

  这三篇分别出自《论语》《孟子》和《诗经》,主要沿袭了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比较改革之前的科考,这次考试不仅减少了体量,且不允许用八股文体答题,也还算是有些新意了。

  当年,该科的主考官是清内阁学士杨佩璋,字筱村,河南长葛人,光绪三年进士;副主考官是国史馆总纂、外务部左丞绍昌,字任庭,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江苏、安徽两省考生约2万人参加了此次考试,最后145人中式举人,另有22人中式副榜,得中前三名的分别是江苏靖江考生陈康祖、安徽凤阳考生孙汝锴和江苏丹阳厉锺麟。

  此次江南乡试涵盖现在的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三个地区,能考中的都是名副其实的千里挑一,而时年46岁的第一名陈康祖更是受到万众瞩目。不过,此时他也只能称为解元,要成为真正的“状元”,还要经过第二年的全国会试和殿试。遗憾的是,江南举子在翌年的两次考试中均未夺魁,与会元和状元无缘。而两年后,清政府颁布诏书,宣布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1903年癸卯科江南乡试由此成为末代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