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华古籍踏上数字回归路

  以中文善本特藏“量多质优”闻名

  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官网上可以看到,“中文善本特藏”这一数字化项目下,按类别分为稿、钞、孤本,经、史部,丛部,集部,特大,子部,稿钞本选辑等。

  这一项目中数字化的“中文善本特藏”与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中国旧海关资料、中国珍稀方志、拓片收藏、莫里士中国老照片、明清妇女著作、韩南教授藏书等其他25大类文献,共同形成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和文献收藏格局。

  此次线上发布的大部分数字化中文善本均品相完好,如该馆所藏的明朝万历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历经数百年,其插图罗汉画像仍栩栩如生,通过数字化照片可清楚看到每一笔细节。

  在海外机构中,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文善本特藏,以量多质优闻名世界。如今,该馆馆藏乾隆之前的善本约2400部,其中宋元明善本约1500部,内含188种善本是其他图书馆所没有的。比如,馆藏的明代《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大字本(弘治三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是目前存世最为齐全的一部。

  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的抄本稿本也相当珍稀,除了两册《永乐大典》外,还有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许多稿本连相应刻本都未见传世,比如翁方纲《复初斋文集》、高凤翰《南阜山人诗文类稿》、周广业《蓬庐文抄》等。

  哈佛燕京图书馆还收有大量宋元明刻类书,尤其是明代私人编刻的类书。在全世界现存的名人类书300种中,哈佛就收了75种。

  国内多家机构合作参与

  这所业内鼎鼎有名的图书馆究竟有何渊源?

  原来,哈佛燕京图书馆1928年开馆,是哈佛燕京学社下设的私人图书馆,当时叫“汉和图书馆”,主要收藏中国和日本文献。

  1976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裘开明是第一任院长,在他的带领下,图书馆善本珍藏数量增长很快,1936年藏书增至7万多册。日本侵华时期,许多中文古籍流散于上海等地,哈佛燕京图书馆便购入大批书籍;二战后,日本流出大量私藏中文古书,裘开明又多次赴日访书。

  此外,二战后美国汉学、东亚研究的兴起,也是馆藏增加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哈佛燕京图书馆数字化项目有国内多家机构合作参与,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浙江大学数字图书馆等。

  在此次完整数字化的5.3万卷中文善本中,经、史部中文善本,就是哈佛携手国家图书馆合作近七年的成果。

  国图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回忆说,2009年他与国图典藏阅览部同事共赴哈佛大学图书馆,中美双方协议共同开发哈佛燕京图书馆部分馆藏珍稀古籍和文献。

  国图主要负责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数据质量控制,哈佛提供技术设备、承担中文善本古籍数字化、元数据制作和数据传递。

  项目成果由双方各保留一份完整的数字化图像文档,分别用于各自官方网站免费发布及其他学术研究应用。

  “比如经史子集中的经、史两部,930种上网,多达近93万叶,‘叶’为古籍常用单位,一叶相当于两页。”张志清透露说。

  期待更多珍贵中文古籍数字化

  海外各大图书馆存藏着数量宏富的中文古籍和文献,其中不乏国内罕见或不存的珍本秘籍。将分散在海外上百家图书馆的中文古籍统计清楚并加以利用,离不开国内多家机构与海外的密切合作。

  近年来,国内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就包含海外中华古籍数字化合作项目。

  眼下,数字化上网、影印出版是最常见的两种途径,后者一般分别纳入珍本丛刊或书目书志。

  在业内看来,数字化作为中文古籍再生性保护的重要手段,是继绝存真、保存典籍、传播华夏文明的有效方式。

  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一文献数字化项目,有效解决了古籍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堪称国际图书馆间文献资源共享的一个好样本——身处信息化时代,利用新技术将中文古籍影印或数字化惠及研究者和读者,功德无量。人们期待未来全球更多机构收藏的珍贵中文古籍有机会数字化,无偿服务读者。

  就实际情况来看,数字化落地与纸质出版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各有侧重优势,相得益彰,并非人们所担忧的“放到网上就没人看书”。

  中华书局文献影印中心副主任张进说,就学术合作来说,海外公共图书馆大量中文古籍和文献的公开,对于全球汉学研究肯定能产生有利影响,无疑会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

  对于出版合作来说,收藏单位的开放程度越高,对古籍出版、研究的合作的促进程度也越高。中华书局与海外机构合作的《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编纂工程,两年多来已有五家图书馆的三册中文古籍目录面世,未来这一工程不仅会推出更多静态的纸质出版物,也将成为网络化开放数据服务平台,并力求实现数据共享。文 汇

  《永乐大典》的外观非常精致恢弘,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包裹,显得格外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