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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不过三代?明朝这些士大夫家族何以难逃衰败命运
2017-03-20 16:29:05

  明清易代,世态沧桑,在明代势力颇盛的士大夫家族,经易代之后因为失去了原先在政治上的权势,逐渐走向衰落。这基本可以体现士大夫社会的一些特点,即士大夫家族与科举功名乃至政治权势的合一。若以江南之松江府、太仓州及浙东等为地域视阈,再以甲申、乙酉(1644、1645)为时间界限,称之为乾坤龙战之会亦未尝不可。与之相应,士大夫家族的衰落,应该说属于一种整体趋势。这在明末清初人的记载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以松江为例,明代“朱甍绿邸、鸣珂佩玉之家”,入清以后,已成“丘墟榛莽”;至于“锦鞯珠勒、五陵豪贵之儿”,入清之后,生活亦陷入困顿,或“悬鹑曳练”,甚至不乏“采櫲以为食者”。再来看太仓州,士大夫家族面临相同的窘况:明代的“右姓卿宗”,至清降为“皂隶”;士大夫原本“良田上腴”,至清亦已“斥为榛芜”;至于那些“方领之儒,膏粱之子”,至清更是“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至于浙东,更可从宅第的轮替看出士大夫家族的衰败景象。据李邺嗣记载,入清之后,一方面,明朝诸“大家”的宅第,因战火而“颓垣败栋,仿佛难辨”;另一方面,即使其间尚有甲第如故,却已更替主人,“率为人攘据,其中门额非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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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嵩

  揆之士大夫家族的兴衰史,其中所隐含的枢机相当复杂。在明代,江南的徐阶、申时行家族与江西的严嵩、湖广的张居正家族,均极一时之盛,若将其加以适当的比较,即能得出较有意思的结论。严嵩、张居正家族,尽管享极一时富贵之盛,但自失势之后,家产一被抄没,家族随之衰落。反观徐阶、申时行家族,尽管徐阶家族之富埒于严嵩家族,而申时行家族之富,甚至过于张居正家族,却能使家族一直保有富贵,不至于使家族遽衰。究其原因,明人于慎行推测为以下两点:一是政治权力保有财富不能长久,唯有借助政治权力而在经济上多种经营,方可保得富贵延续。严嵩、张居正家族财富的增长,显然得益于他们内阁首辅的权势,一旦失势,家族就会衰败,甚至面临家产抄没的窘境。反观徐阶、申时行家族,尤其是徐阶家族,其家产的积累,当然亦依靠政治权势。如徐阶在位时,就依靠权势而“倾泻县官赋金”,借此聚敛财富。然诸多史料记载揭示,徐阶家族财富的积累,并不完全借助于巧取豪夺,而是确乎“善俯仰居积,工计然之策”,此从徐阶家多蓄织妇即可得到证实。二是区域经济的特点,同样导致士大夫家族延续的区域性差异。严嵩、张居正的家乡,属于“江、楚旷莽之墟”,无法开展经济性的经营活动,只得借助权势而积聚财富;而徐阶、申时行的家乡,正好处于苏、松财赋之地,所以“易为经营”。士大夫家族的存与败,其因盖由于此。简言之,追究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原因,大抵应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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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

  1.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内在原因

  就内因而言,士大夫家族的崛起,尽管以科第发达之“业”为先导,但亦以为人处世之“德”为根本。换言之,若是重世德,重家教,或者二者兼得,子孙必定不会沦落,即使沦落,亦不至于很狼狈。反之,若是世德薄,家教弛,那么家族必会陷于衰败。鉴于此,明末清初人吴伟业在探究士大夫世家大族衰亡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三德”之失,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

  所谓“三德之失”,吴伟业阐释如下:一是“谦德”之失。按照儒家传统的观念,谦虚是“德之柄”。吴伟业从其家乡太仓州的现状中,却看到了士人从谦虚向佻达的转变。他说:“吾乡贵规重矩叠之风,拾级聚足,让而后登;扬觯执笾,拜而后馈。今也言语则捷捷翩翩矣,威仪则佻兮达兮矣,饮饫则载号载呶矣”。二是“俭德”之失。儒家学说认为,俭朴是“德之共”。吴伟业却从自己家乡太仓州中,看到了从俭朴向奢靡的转变。他说:“吾乡寡鱼盐漆丝之利,不知废著鬻财,其民本以力农为业。自俗之靡也,口穷刍豢之养,卜夜而倡乐;身极纂组之华,费日而消功。”三是“慎德”之失。儒家传统观念倡导谨慎,甚至称之为“德之守”。吴伟业从其家乡太仓州中,却看到了从“谨慎”向“声气”的转变。他说:“吾乡以知交声气倾天下,其初则龙门之游、华阴之市也;其继则甘陵之部,钩党之碑也。依光扬声,互相题拂,而刊章之祸大作,浸寻乎陵迁谷改,远识者柴门绝迹以自全,不幸姓名为妄男子所疏记,始悔潜鳞戢翼之不早矣。”明人何良俊以松江士大夫家族为例,将其骤然衰败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利令智昏”。何良俊认为,松江的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对平日同堂之友,谢去唯恐不速,同里之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每日奔走于他们门下者,则无不都是言利之徒:或云“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云“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云“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诸如此类,士大夫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可见,无论是父兄之所交往,抑或子弟之所习闻,无不都是言利之徒,未尝与一善人相交,或者听一善言,所以缺乏善行。用太史公的话说,这些士大夫就是“利令智昏,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这其实就是“世德薄”。二是士大夫家族子弟不读书。照理说来,四民皆有世业。士大夫家族子弟理应知晓孝悌忠信,使读书种子得以延续。然揆之明代的士大夫家族,正如何良俊所言,因为家中“多财”,导致父兄不知教,子弟不知学。这其实就是“家教弛”。

  由此可见,“世德”“家教”是维系士大夫世家大族世代兴旺的根本。一旦缺乏“世德”,甚至利令智昏,就会导致子弟安于奢侈的生活,甚或引发兄弟相仇,最终导致家族式微。如浙江崇德人吕希周,浙江秀水人汤日新,均曾任通政使;又浙江杭州人茅瓒,中嘉靖十七年(1538)的状元,曾任吏部侍郎。三个家族,堪称一时科举世族。但因缺少世德,再加之家教不严,所以在三人死后,“子孙皆不得其所,徒步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头不备冠者有之,甚或寄食亲故者有之”。这是典型的例子。以苏州为例,由于风俗衰恶,父兄、师友缺乏诗书礼义之教,致使其子弟大多轻狷巧诈,“不率于孝友”,再加之中间出了一些不良子弟,过分追求服御饮食、博弈歌舞之好,导致家族的衰落,“数传而后,匄贷不给,有不丘虚其先人之垅而翦伐其所树者,殆亦鲜矣”。又如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无锡安氏,家族巨富,甲于江左,有“安百万”之号。然其家最“豪于食”,最后因“竟用奢侈”而衰败。正因为缺乏家教,使得一些士大夫家族内,不是兄弟和睦,而是弟兄相仇,甚至讼之官府,致使财产耗散,家族衰微。如嘉靖年间,无锡邹氏家族巨富,但弟兄相仇,“讼之官”。官府将他们“下之狱”。这些膏粱子弟,“不耐窘辱,互相求胜,用银不暇称兑唯意,所撮亦唯家人张主”,每日花费许多银子,导致家族衰败。

  尽管士大夫家族盛兴之时,家门熏灼,但很难保持长盛不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士大夫世家大族子弟习于奢侈。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数苏州府太仓州的两个王氏家族。一是王在晋家族。王在晋曾经略辽蓟,被皇帝赐予蟒玉和尚方宝剑。后入中枢,任兵部尚书,当时算得上太仓州的第一显官。然其诸子均为败类,“藉父势,暗呜叱咤,金钱狼藉”。所以,当王在晋在世时,家业就已经“荡废涂地”。其中一孙,号宸章,更是“习俳优,善为新声”。家业破败之后,僦居一间小屋,日与伶人相狎。周恒祁将军治兵太仓沙溪镇时,一日开宴,呼伶人 候,宸章即“厕身其间,捧板而歌”,“博座间一笑,图酒肉一犒而已”。二是王忬家族。太仓州之王氏家族,分为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王忬家族属于琅琊王氏。王氏发达于王倬,曾任兵部侍郎,其子王忬亦任兵部侍郎。王忬二子:王世贞,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懋,官至南京太常寺卿。世贞有子士骐,曾任吏部主事,可谓四代甲科。至士骐之子庆常,则“习为侈汰,恣声色,先世业荡尽无余”。庆常生子甚多,除了王鉴袭荫为廉州太守,精通绘画,尚能保持名检之外,其余均“落拓无生产”,或入沙门为僧,或为优伶,以歌舞为生。王世懋之子士 ,中举人,曾任“宪幕”。士祺之子瑞国,亦中举人,能守家声。瑞国之子王景,却“以狎邪为不法,几破家,狱经年不解,受榜笞无数,摈之远郊,不列士类”。

  2.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外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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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陈洪绶 晋爵图卷局部

  就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外因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导致社会流动加剧,使士大夫家族“易兴”,亦“易替”;二是明清易代,两朝鼎革,对旧的士大夫家族形成很大的冲击。

  (1)科举制度导致社会流动加剧

  科举制度的相对公平性,导致士大夫家族具有“易兴”“易替”的特点。这是社会流动性加剧的典型例子。就“易兴”而言,最为典型者是松江府华亭县徐氏家族的兴起。如徐阶的父亲,原本不过是松江府的吏员。但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徐阶,官至内阁首席大学士;次子徐陟,官至工部侍郎。两人均凭借进士出身,位至卿相,可谓一门荣耀至极。就“易替”而言,苏州府太仓州王氏家族的衰落堪称一例。太仓州太原王氏,起家于王锡爵,官至内阁首辅;王鼎爵,官至提学道。锡爵子王衡,凭廷试第二人任翰林院编修,但很早就去世。王衡之子时敏任职太常寺。王时敏的儿子众多,除了次子王揆得中进士之外,但其他诸子亦“渐落,恐亦为强弩之末也”。这是科第无继导致家族衰落的典型案例。

  明代的世家大族,大多源于科举之暴发。科举制的最大特点,就是“士子登庸,不系世业,履道则为衣冠,失序则为匹庶”。这就导致官绅之家兴衰无常,随着官位变动无常,其家族所拥有的土地也经常易主。明人王士性明确指出:“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以江南为例,如浙江宁波府,自明宣德以来,已是公卿辈出,无不“华第宅、联田亩、凿池叠山、集名花异卉以贻子孙者”,一派家族繁兴景象。然好景不长,不但田地、房产几经易姓,甚至墓地亦嘱托无人,昔日歌钟舞袖、晃耀亭台之荣华,全都任之寒烟夕照而已。又据何良俊记载,正德年间,松江府华亭县的官室竞相营殖私产,一时如参政宋恺、御史苏恩、主事蒋凯、员外郎陶骥、主事吴哲,家产均积至10余万,自以为奠定了子孙数百年的基业。然而仅仅过了五六年,这些巨室就已经“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衰败之速,令人咋舌。

  由此论之,世家大族之能保持长久富贵,必须靠子孙科第的延续。然一旦中科举入仕以后,科举世家大族的寿命大多不长。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公卿之子“安于豢养,不知稼穑之艰难,习于骄恣,不遵礼义之轨度故尔”。

  (2)明清易代对士大夫家族的冲击

  清兵入驻中原并进而攻下江南之后,对明朝官绅一度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清廷规定,凡是明朝的官员及“举贡监并海上起义诸色人等”,“归顺受职者”,谓之“投诚”。明朝的贡监,入清后又入学成为生员,谓之“复学”。但弘光、隆武两朝的举贡均不准复学。至于生员通过另行考试而被收录,则谓之“可存”。不过,随着清廷强行推行剃发政策,导致江南士大夫的反抗,再加之清廷在江南大兴“科场”“奏销”“哭临”三案,以及广兴文字狱,士大夫家族的血脉元气,已是丧失殆尽。

  以科场案为例,此案“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导致“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其中波及作为“居间”的二三大臣,亦是“血肉狼藉,长流万里”。奏销条例,定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初行于顺治十七、十八两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因顺治帝“驾崩”而暂缓处置。至康熙元年,继续实施奏销,因拖欠钱粮而受到处罚的绅衿,以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为例,其中进士、举人、贡监、生员,共计13000多人。奏销所及,在职官员则被革职,而贡监、生员则被拿问。史称:“道路之人,惟见愁眉百结,求死不能;而田连阡亩之家,其惨尤甚。”可谓实录。哭临一案,起于苏州人对吴县知县任某的厌恶。因任某一向贪秽,再加之“以漕米遍粜易金,以饱抚臣朱国治”,最终导致苏州人在顺治十八年正月以哭临的形式而“大哗”。当时诸臣哭临之时,苏州诸生数百人,“环聚于龙驭之前,愬县令不法状”。此案所涉,共有生员18人被“械讯”,最后被“骈斩于市”。江南文字狱,以庄氏《明史》案最著,号称“江南第一巨案”。此案辗转株连,累及浙江、南直隶富宦名家将及百余家,处死者百人,如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七日,在杭州处斩者就达六七十人,全是“进士、孝廉、子衿”。至于妇女,都发配满洲,几及千人。

  经过上述多波次的打击,江南士大夫势力从此一蹶不振,世家大族趋于衰落。清代史家戴名世对此有很好的揭示。从他的记载不难发现,康熙二十七年、二十八年(1688、1689)以后,江南缙绅之体面已是“陵夷极矣”。究其祸端,始于一二士大夫豪横之家,“致得重罪”,于是他处大多仿效。地方官吏务以挫辱士大夫为能,借此逢迎上官,以得美擢。里巷“奸民”,专以诈财为生,“不于其党类而于缙绅,以为缙绅不敢与我抗且辩也,一抗且辩,则诉之于官,而彼之折辱更甚矣”。至于学校生员,更被地方官吏视为草芥。即使生员延续明末习气,仍自相矜重,偶然受到挫辱,于是群起告讦,“或哭于文庙,或相要约不赴试”,然终究不能取胜,“斥逐者累累,因致死伤者亦多”。在地方官的眼中,缙绅尚且如同“奴隶”,何况生员之辈!无奈,生员只得自匿衣巾,诈称百姓。在钱粮奏销案的引发下,不唯官员纷纷罢职家居,等同编户齐民,甚至“不得称乡宦”,而且出现了“生员反平民不若”的奇怪现象。在地方百姓的理想世界中,宁可让自己的儿子成为“书役”,反而将生员视为“朽物”。

  这是相当值得重视的秩序变动,说明在新朝政治强势的冲击下,在明代相当活跃的士大夫势力渐趋沉寂。在此大势之下,即使如山林名士,在清初的境遇亦不甚乐观。据冒襄的回忆,明代崇祯末年,门户纷争,始则草野乘缙绅之威势以招摇同流,继则缙绅反借草野之机权以钳制朝政。当此之时,山林名士与缙绅诸公诗文鼓动,搜猎声华,“所好生羽毛,所恶成创痏。一时有司之贤者,率折节来咨谋议”,确乎“何其乐也”!明清鼎革,物换星移,知交零落。在遭遇“横逆”之世的境况下,明末其乐融融的山林名士,即使“乡里小儿”,尚且多加揶揄,尝尽“人所不能忍”。“昔之乐”与“今之苦”一经对比,悲从中来,泣由此下,显然不难理解。

  明清之际,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江南士大夫家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浙东为例,自新朝大帅浮浙而东之后,“居民庞裂焚荡踣弊”,尤以“世室名族神明之裔”为甚。这无疑是一种“夷”与“华”之异。在夷夏民族对立之下,旧朝的世家大族随之衰微,势所必然。清朝定鼎之后,逐渐开始“置司牧,立学校,科条贯目,若有以行之”,于是那些“昔时丧职之族”,又“为之扬沸决疽”。若是将这些士大夫家族的行径视为“启奸而纾愤”,这当然是“过激之论”,但作为曾经盛极一时且享受荣华富贵之乐的士大夫家族,经两朝鼎革之后遭际如此挫辱,不可不产生一些感伤情绪。

  正如明末清初人徐枋所言,士君子生当明盛之时,就会忘记“太平之福”,于是即使发生了“城郭变迁”,亦不足以“经其怀抱”。反之,假如“不幸而更丧乱,遇革除”,那么,即使“一草一木之微而事关故国”,无不会引发他们“先王弓剑之思焉”。士大夫作为晚明文化“活力”与“多样性”的倡导者,他们面对历史的境遇,无论是社会的抑或文化的,无不受到来自新朝力量的挑战,并且其内部亦开始出现一些分化。换言之,对于经历了明清之际两朝鼎革的文人士大夫来说,那些活下来的读书人,无不觉得这种“天崩地坼”的场景,恍惚做了一场梦。在如何看待这一梦景时,却各有自己的心思。

  明清易代,最为明显者无过制度变化。如松江府上海县人姚廷遴,不过是一个下层的读书人,亲身经历了明清易代这一惊心动魄的场景,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变化。为此,他从衣服、仕途体统、罪囚处决、赋役、食用、日用什物六个方面对当时的制度变化作了如实记录。尽管对明朝制度,尤其是在服饰、饮食乃至日用什物方面,不乏留恋之处,但总体上说,他还是肯定清朝立国以后所带来的全新变化,亦即“气运之一变”。他进而认为,这种气运的变化,基于“圣皇御世”之上,可以让天下百姓“共享太平”,乃至出现“贤才济济”的新气象。

  姚廷遴所谓的“贤才济济”,尽管包括从旧朝投顺过来的官员,更多的还是指科举“新发”家族。换言之,一些旧的世家大族伴随着明朝覆灭而式微,代之而起者则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暴发的新的世家大族。以“东吴”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尤其推重“世家”。如在明代,诸如宜兴之徐、吴、曹、万诸大族,溧阳之彭、马、史、狄诸大姓,均属绵延数百年的“旧家”;入清以后,宜兴许氏、溧阳包氏,则属“新发”。又在明代,昆山巨族当推戴、叶、王、顾、李五姓;入清以后,因为徐元文、徐乾学兄弟三人并中鼎甲,位至八座,家族中的子弟亦陆续登第,“一时贵盛甲天下”,而原先的五大家族则不无“少衰”,于是昆山人造一俗谚云:“带叶黄姑李,不如一个大葧脐。”其中“带”音“戴”,“黄”音近“王”,“姑”音转“顾”,“脐”音近“徐”。俗谚所云,无非是说明朝时鼎盛一时的戴、叶、王、顾、李五大巨族,入清以后,因为衰微而无法再与徐氏家族相提并论。尽管如此,旧家衰微,余威犹在,新发之族,若欲自附巨族之后,难免会招致乡里之人的嘲讽。

  孟子云:“所谓故国者,有世臣之谓也。”又云:“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世家巨族堪称国之庇护,民之表率,对于邦国之治乱,民俗之污隆,关系匪浅。自三代以后,由于宗法不立,导致世风日衰,一直为识者所担忧。所能依赖者,正是那些巨室大族,各能兢兢守其家世,谨其氏族,借此以辨贵贱、别婚姻、远嫌疑、定昭穆,充其仁孝之心,率其敦睦之行。换言之,通过治家而后著于族,治族而后著于乡,治乡而后著于国,治国而后著于天下,最终达臻民俗以厚、治道以成的理想世界,这是传统儒家的政治模式,亦即家、国、天下三位一体。由是言之,明清易代所导致的江南士大夫家族的衰替历程,正好证明明朝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坏,随之而来者则是清初礼教秩序的重整,以及以“新发”科第家族为社会基础的新秩序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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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节选自陈宝良 著,《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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