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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里的异国情:苏联妇女冒险与外国战俘同居
来源:人民网
发布于:2017-03-20 16:3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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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集结在苏联远东边境一带的苏联红军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150多万军队越过中苏、中蒙边境,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等地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突然袭击。截至8月30日,突袭战役宣告结束,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各部队全部被解除武装。最初,近60万日本战俘暂时滞留在中国东北临时日军战俘营里,后被陆续押解到苏联境内,极少部分日本战俘被押解到外蒙古。

  日俘暴动与苏、日异国恋人殉情事件

  最初滞留在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里的日本战俘情绪很不稳定,时有战俘因绝望、恐惧等原因而自杀、骚乱、逃亡,一些临时战俘营里甚至一度发生过暴动。而这些暴动往往是由于一些苏联红军官兵肆意强奸日本女侨民引发的。比如,1945年8月11日,一支苏联远东军部队在富锦登陆之后,将在该地俘获的一部分日军和没来得及撤退的日侨关押进临时战俘收容所(收容所设在一所中学内)。关押的第一天夜里便发生了日本女侨民被苏军强奸事件:晚上9点多钟,苏军士兵几次将一些日本姑娘和少妇带走,从教室方向传来的女侨民的哭喊声,深深刺激了日军战俘。

  随后几天此类事件一再发生。再加上后来被陆续关押进来的战俘传来消息说:他们亲眼看见满载着日军战俘的火车向苏联方向驶去了,于是战俘对自己的命运更加绝望--一场突围暴动就此发生。8月14日晚当苏军士兵再次要带走日本女侨民时,遭到了事先混进女侨民里的日俘们的袭击。礼堂大门被打开,数百名日俘冲了出来,很快其他关押日侨的教室门锁也被砸开,但被苏军发现,暴动以失败告终。

  然而,即便是在残酷的战争岁月,也有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真挚恋情的产生。在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役结束后,也曾发生过苏军官兵与滞留中国东北的日本妇女之间的异国爱情故事。如今80岁左右的牧野秀夫,是当年的日本战俘之一,他回忆了1945年12月发生在中国东北的一起殉情事件:“直到昭和20年(即1945年)年底,苏军依旧驻守在满洲。夜晚,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清冷的天空,远处不时传来野狗的吠叫,只有锦华区的苏联兵营灯火通明。12月初的一天晚上,苏军撤离的命令下达的那天,两声枪声从苏联兵营方向传来。日本女招待们跑去看,死者是一名年轻的苏军士兵和一名志愿到苏联兵营做工的日本女性。这女子是三十出头的美人,丈夫原本住在北满,后来应召入伍,战死在冲绳。于是这女子便流浪到锦州,没人愿意收留她,她就自己到苏军兵营里当了一名女仆。当时那些和她一起从北满撤下来的人劝了她很多次,让她慎重考虑,说‘回日本老家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她什么都听不进去,硬是到苏军兵营去了。那个年轻的、只有19岁的苏联士兵先开枪把她打死,然后朝自己头上放了一枪,他死的时候手枪还握在手里。在我看来,这事缘起于一个年轻男子难以遏制的情感爆发:她是他遇见的第一个日本女人,旋即坠入情网,不忍与她分离。”

  苏联妇女冒着风险与外国战俘同居

  繁重而艰辛的劳役生活,并不能使这些身强力壮的战俘完全灭绝对异性的向往。据2005年5月11日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的《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一文介绍:最初,日本战俘踏上苏联国土的时候,随身携带的行李里藏有橡胶女娃,用于解决本能需求。可这些东西一下火车就遭到了早在车站等候多时的当地居民的哄抢--战后的苏联百姓也非常贫穷。

  连续的战争使苏联失去了千千万万的男性公民,性别比例严重失调,集体农庄的男女比例由1940年的1 : 1.1拉大到1945年的1 : 2.7,大量苏联妇女成了寡妇。而日复一日的劳役生活也使日俘对异性的渴求越发强烈,于是,在劳改犯与看押犯人的苏联妇女之间便迸发了难以遏止的恋情。

  据俄罗斯坦波夫州档案局研究员塔季扬娜·克罗托娃女士介绍,卡列利村曾有一个第64战俘劳改营,最初只关押日本关东军军官战俘,从1946年开始,其他日本战俘以及德国、意大利、法国战俘也被陆续运抵此地。日本战俘虽然身陷囹圄,没有自由,整天在矿井、矿场劳动,却不忘请求村里的小男孩帮忙,以搞好与苏联农村姑娘的“国际友谊”。

  苏联妇女愿意跟外国战俘同居,原因比较复杂:或因为纯洁的爱情,或因为生理需要,或因为精神上的孤寂,或因为物质上的诱惑。2008年,俄罗斯史学副博士А.Л.库兹明内赫经过考证指出:“劳改营女管理人员有时出于‘物质上的意图’跟外国战俘同居。”

  然而,苏联妇女与外国战俘同居注定要冒极大风险。一旦被发现,立刻会被定性为“阶级觉悟幼稚”--苏联沃洛格达州一个战俘营里的一位女医生被发现有此类情况,给她的鉴定便这样写道:之所以干出这样的丑事,是因为她“出身于一个拥有大量牲口和雇佣劳动力的比较富裕家庭”。此外,女工作人员还会受到被开除党籍的处分。比如,第2715医院一份党组织会议记录指出:“1945年11月10日,值班护士A整宿呆在第8病室,她坐在战俘瓦尔特的单人床上并且同瓦尔特进行有关他们的爱情话题的交谈。根据一些资料来看,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发现这样做了。”最终党组织作出如下处理:开除这位护士,她的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了;而战俘瓦尔特则被赶到战俘惩戒所去开采泥煤。

  1945年8月11日,苏联内务部发布第134号命令,要求将所有“思想道德不坚定的妇女”从战俘营里开除出去。仅1947年第437战俘营及其下属的第3739医院就有6名女工作人员因此被解除职务。

  跟外国战俘有染的苏联女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不仅要冒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风险,还要冒健康受损的风险。根据解密的苏联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者事务管理总局俄罗斯沃洛格达州分局档案材料来看,在一些劳改营的卫生所里,一些女管理人员曾秘密堕胎,因为她们深知自己的行为不为组织纪律所允许,不为社会舆论所支持。这样做往往因为缺少基本的医护保障措施而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尽管有种种风险,苏联妇女跟外国战俘保持密切关系的事件却屡禁不止。

  日俘与苏联女子的异国婚恋多以悲剧收场

  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指出:“当时,苏联政府对待各国战俘的态度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差别,至今都无法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比如,苏联允许一小批日本战俘同苏联妇女结婚,日本战俘也是唯一被允许留在苏联定居的外国战俘。但是,苏联却不允许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的战俘同苏联妇女结婚,不允许他们在苏联定居,来自这些国家的战俘后来被全部遣返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日尔诺夫的上述观点得到了俄罗斯解密档案文献的证明。俄罗斯史学杂志《祖国历史》2008年第2期刊登的一份档案材料指出:1946年秋天,德国战俘马克斯·哈尔特曼给苏联内务部战俘和被拘留者事务管理总局寄去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允许他加入苏联国籍并同一名苏联女公民结婚。此前他已经给斯大林写过3封信。沃洛格达州分局局长鲍里索夫收到了上级的指示:“对战俘马克斯·哈尔特曼解释清楚:他只有在获得释放并且返回自己的祖国之后通过相应的大使馆,并且只有在被批准加入苏联国籍之后才可以跟苏联女公民缔结合法婚姻。”结果,原先被解除看管的战俘马克斯·哈尔特曼又重新被看管起来,而他的苏联姘妇则被打发到列宁格勒,处在国家安全机关的监视之下。

  然而,苏联政府却准许少数日本战俘同苏联妇女结婚。其实,这么做并不令人费解,因为纳粹德国侵入了苏联本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物质和精神损害,这自然激起了苏联政府和人民对德国战俘的愤恨,而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并没有侵入苏联本土。此外,日本人守纪律、服从管理、吃苦耐劳等特点也为他们被准许与苏联妇女结婚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当然,远不是所有希望跟苏联妇女结婚的日本战俘都能如愿以偿,只有那些经过长期审查和多方考察之后,在苏联政府看来是信得过的日本战俘方可留在苏联定居,同本国妇女结婚,比如被苏联方面发展成为共产党员的日本战俘。在哈萨克地区,就有19名日本战俘经过批准加入了苏联国籍,他们留在了哈萨克并与当地妇女组建了家庭。

  而相当多因为婚恋缘故而希望留苏定居的日本战俘,则遭到苏联当局的拒绝并被遣返回国。2005年5月20日,俄罗斯的剧院舞台上,首次上演了一出以当年日本战俘与苏联妇女的爱情为主题的戏剧。这出戏是根据战争年代发生的真人真事改编的。正如俄罗斯记者纳娜·巴杜耶娃撰文指出的那样:“假如说艺术手法使......编剧可以用美满的结局来结束这出戏,那么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则要悲惨得多。”这出戏女主角的原型叫季娜伊达·米哈伊洛夫娜·尼古拉耶夫娜,她的女儿娜塔利娅向世人讲述了自己父母的爱情经历:“当我国对日本开战的时候,我父亲是日军的一名士兵,后来他被俘虏,被押送到伊尔库茨克州泰舍特市郊区的一个名叫克维托克的村子里,他在当地的一所幼儿园里做运水工人。他在那里同我的妈妈相识了。”季娜伊达在克维托克幼儿园里做厨师,她的第一次婚姻很不幸。当看到村子里出现了一个安静、通情达理且很勤劳的日本男人之后,她情不自禁地爱上了他。谁也不知道这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大家干脆管他叫伊万。他性格温和善良,完全不像其他人,尽管没有任何的书面证明文件,两人还是住到了一起。伊万非常喜爱继女拉里莎,并期盼能再生一个他们的孩子。1953年5月11日,他们的女儿娜塔莎(娜塔利娅的爱称)问世了。

  伊万告诉妻子,战前他在日本的一家银行工作,并已有家室和两个小孩。他无法想象自己能回到祖国去,因此开始构划新的生活。伊万拿定主意,要使自己在苏联的定居合法化、加入苏联国籍,并得到证明其身份的书面证明文件。为此,一天清晨伊万早早起身,吻别了妻子,动身前往泰舍特市,不料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季娜伊达收到了伊万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亲爱的季娜,我乘船走了。无论我将来生活得怎么样,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你......请到园长那里将钱取走......真切地恳求你将女儿抚养带大,让她成为一个好人......请多珍重,祝愿你幸福、平安。这是我给你的最后的告别问候。永别了......”

  从这封便函里,季娜伊达获悉自己爱人的真实名字叫做二木。她不止一次地跑到地方当局打探,希望获知自己日本男人的有关情况。一次,她得到了答复:到地方当局交涉请求加入苏联国籍的日本战俘被运送到远东地区去了,他们从那里返回日本。在乘坐大驳船返回的路途中,他们被淹死了,据说是因为日本政府不能宽恕背叛祖国的人。这个可怕的消息使季娜伊达同丈夫重聚的念头破灭了。

  岁月流逝,他们的女儿娜塔莎长大成人了,她回忆道:“我那时太小,很多事都记不清了。妈妈是一个很稳重的人,很少跟我们提起有关爸爸的事情。我从姐姐的讲述中只记得父亲非常喜欢唱歌。有时,他喝了酒之后,抱着个盆子边转边唱,唱一些很好听的日文歌。”

  从上述爱情故事中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想留在苏联定居的日本战俘都能实现心愿,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经苏联有关方面专门审查和苏联政府批准后,才可以在苏联定居。

  近来,俄罗斯媒体又披露了一例这类异国爱情悲剧。悲剧的男主人公叫蜂谷弥三郎,也是当年的一名日本战俘,女主人公叫克拉夫季娅·诺维科娃。尽管命运无常,尽管存在着民族差异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但他们始终彼此心怀真切的情感。后来,蜂谷弥三郎回到了日本的第一位妻子蜂谷久子身边。他曾以为妻子在战争中丧生了,可是蜂谷久子一直在苦苦等待丈夫归来,始终没有改嫁。现在,蜂谷弥三郎已经退休,退休前他曾是一名讲师,现年90多岁。他曾写了一本书《为战争而哭泣的两个老婆》,用以纪念他一生中两个最亲密的女人,同时让世人更好地了解那段特殊岁月的特殊情感。

  爱情本来就不总是甜蜜的,这种在特殊年代、特殊背景下生发的异国恋情和婚姻,就更为脆弱,稍有寒流袭来,爱情之花就会凋谢。

  但愿这种悲剧在人世间少一些,再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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