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党的十七大精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共享“公共阳光”、着力改善民生的暖色，正成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省各地施政的亮色！

　　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增强社会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不同区域民众享有相对较均等的就业、住房、医疗、教育、基本公共文化的机会、公共服务水平和良好生活环境……这一积极的政策走向背后，凸显出政府治理的“新意识”：善用“看得见的手”。

　　“看得见的手”，听起来似乎有些“久违”。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某些地方，一些部门青睐并耽溺于“看不见的手”，由此以“市场化”名义的改革次第进行。然而，一俟近几年“回头看”，却发现——其实，一些做法是把市场化简单地理解成私有化和政府甩包袱。在这种所谓“市场化”的推动下，直接后果就是使一些关涉民生的资源分配不均，一些直接与民生“搭脉”的费用高企不止，个别民生领域甚至还成为“资本”掌控话语权的领地。结果，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等，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痛点”，成为挑战社会和谐底线的焦点。

　　事实上，如何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这其中“一线相系”，即如何处理好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无论是机制体制的“破冰”，还是幸福民生的“破题”，我们迫切需要“正位”政府职能：从聚焦经济领域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公共服务领域，进而发挥其公共管理职责，合理配置资源，解决民生领域的深层次问题。

　　做好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这是政府在当代政治语境下的角色确认；社会的公共物品是指由政府提供的而且不是以市场方式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物品。正因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所以，向全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看得见的手”义不容辞。

　　再说，公共品的外部性问题，是个一度被我们“集体遗忘的角落”；加上正负外部性的不同推力，又在很大程度上紊乱了“公共奶酪”的公平与匀质。如果把教育看作一种消费商品的话，那么，教育除了满足商品制造者（学校）和商品消费者（学生）本人之外，无疑还对他人和社会有利，这种溢出的好处就是正外部性；而企业排污则产生负外部性，它满足了排污者的同时污染了环境，排污者却不负担污染成本。因此，如果一味地依赖市场来调节，就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排污的积极性显然高于办学的积极性。在这种“市场失灵”时候，“看得见的手”无疑要主动出手。

　　到大医院看病，挂号排队的冗繁；儿童医院“人满为患”，挂水挂到马路边；外校的录取，只能一次次无奈地求助于“摇号的公平”；名校的稀缺一步步强劲地带动所谓学区房的“牛”市……对于这些熟悉的事实，早有专家析言，其核心矛盾是资源供给短缺，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在于政府投入相对不足。试想，若放任如此下去，人民的福祉何以而积，群众的幸福感何以而增？

　　福利经济学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最终大致相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说到底，就是政府运用公权将社会财富进行优质分配，从而有效提高整个社会的总福利程度。国际经验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政府应该把公共服务作为核心职能，不断满足人民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所以，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亟需率先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有所作为。

　　善用“看得见的手”，就是善于适时、及时弥补“看不见的手”留下的漏洞，打上政策“补丁”。显然，当前最要紧的，就是从制度层面上着力破解就业、住房、就医、教育、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难题，为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质优、惠而不费的公共产品。比如，为了使“低保”家庭住得上廉租房，低收入家庭住得起经济适用房，新就业人员租得起房，我省已经明确提出，以建立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政府为主导，增加廉租房房源，扩大经济适用房建设，优先安排这方面的建设用地，真正做到“住有所居”。

　　只有“看得见的手”在制度性安排下不断释放出改革的普惠性，广大百姓才能在新期待、新发展中，进一步共享“看得见”的公平与效率，进一步体认“摸得着”的幸福指数。李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