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火爆的场景，强烈感受到的不是欣慰，而是尴尬，难言的滋味中有几许无奈，也有几许认同——最近，昆明开设首个“市长接待日”，结果前一天晚上，昆明市体育馆里就热闹起来，先后有几十个人已来此排队，不惜通宵等候“接待”；而据接待当日的统计，来访者约有2000人。

　　“市长接待日”本不是什么“新举”，但这样“壮观”的景象却“熟悉又陌生”，其隐喻的现实困境令人深思。

　　热切地寄望于与市长的面对面并由此得到一笔批示或一纸指令，这已经成为许多基层百姓诉求的“路径依赖”；再联想到前不久因领导电话公开见报所导致的“春城纸贵”，恐怕谁都心知肚明，其背后根源在于多少年来形成的一种政府行为逻辑——这就是各具体职能部门的工作不到位，以致许多“非不能乃不为也”的事情，甚至一些举手之劳便能化解的苗头，逐渐演变成群众层层上访的“老大难”，一直到不是“一把手”、高层直接督办便无法解决的地步。

　　试想，这种“逻辑”主导下的行政不是懒政、惰政，又是什么呢！诚如在不久前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所直言的：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置于这样的办事链条上，没有市长们的事必躬亲，你我能放心吗？

　　“市长接待日”火爆的另一重隐喻恰恰在于：民生的殷殷期待，依然指向是“人治”而非制度，形象地说，就是浓得化不开的“清官情结”。为什么很多问题非要市长批示或重视之后，才有可能解决？为什么人民群众非要等每月一日的“市长接待日”才能把声音传递到市长们那里，其他29天呢？其实人们很清楚这种“执政为民”的尴尬，是因为民意诉求机制的不完善，因为目前欠缺甚多的诉求机制不足以满足多元利益表达的旺盛需求，因为老百姓找不到一种有效却低成本地维权、诉求的方式。

　　毫无疑问，除了电话或信箱这种日常联络工具之外，在现行的行政体制及框架内，政府与民众之间还缺乏更多有效互动的制度设计。在当前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市长接待日”只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在呼唤制度安排更趋合理，期待治政施政更加科学的今天，温总理的这句肺腑之言让我们领悟到其中深层的含义。李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