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用技术细节昭告正义
2008-07-12 06:35:00 复制本文地址传给QQ/MSN线上好友
【核心：很多案件都被“拽”成一个“正义还是邪恶”的简单判断问题，对于司法机关而言，最急迫的需要就是尽量将这种“上拽”下压，将案件还原、化约为一个纯粹的的证据、程序的技术问题，在一个完全操作化层面进行争辩。】
7月9日，由贵州省权威法医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向死者家属和社会公布了瓮安“6·28”事件当事女中学生李树芬遗体第三次尸检结果，再次确认死者系溺水死亡。据法医专家组负责人屈剑平介绍：经过检验，未检出人的精斑及男性DNA分型；李树芬仍为处女，生前未发生过性行为或受过性侵害；头部脑组织没有出血和挫伤，颈部查验未发现勒、扼、压、掐等痕迹；其胸腹体表皮肤完好，无钝器、锐器伤；睑结膜、心包膜见针尖样出血点，表明死者遗体具有明显的溺水窒息征象；双肺前缘超过锁中线，表明有典型的溺死尸体征象；胃内容物中未检出磷化锌、毒鼠强、三唑仑等药物，可排除中毒死亡……（7月10日新华社电）
之所以罗列这么多细节（只是其中一部分），是想肯定一下这个专家组，尽量是用专业的“技术细节”在阐明结论。咱不太懂，但总有人懂，这些细节只要属实（有亲属见证尸检过程），描述与结论应该是有些公信力的。当然，网上还是有大量质疑之声，认为这些专家很可能昧心发表有利于政府的结论——如果我们的前提是假定没有一个专家靠得住，那即便天王老子来鉴定，恐怕也没人会信。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从我这个外行看来，这个结论最大的遗憾就是来得晚了点，如果前两次尸检有这么详细的细节就好了。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想肯定这个鉴定的原因——中国司法必须学会用“技术细节”昭告正义，而不是让自己也让公众陷入“正义与邪恶”的漩涡。
何以有此一说？此前很多法律案件，在大众传媒与公众舆论关注之下，迅速演变为“谁正义、谁邪恶”的简单判断。比如，你拿刀砍城管了，城管方说这是“暴力抗法”，舆论常说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走上绝路”；再比如，跑到警察局杀人了，警方说“我们严格按章执法、杀人凶手丧心病狂”，却也有舆论说“要不是一些警察作风霸道，怎会逼着百姓动刀”？最后基本上是公家说公家的，私家说私家的，你说你对，我不信你对，鸡同鸭讲，各说各话。
粗线条的描述
不适合“公共案件”
当一个案件变成“公共案件”，被“拽”成一个政治道德问题，或者成为“正义与邪恶”问题的时候，对于司法而言，最急迫的就是尽量将这种“上拽”下压，除掉所有大而不当的意识形态缀饰，将案件还原、化约为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证据、程序，把各种观念方面的纷争都转化为坚硬的、冷冰冰的知识技术问题，在一个完全操作化层面进行争辩。但现实当中，这似乎是非常缺乏的，公检法给公众的“解释”，动辄就是粗线条的描述，“警方是完全合乎规范的，责任全在当事人”云云，公检法常常自己就跳不出这个“正义邪恶”的简单判断，常常只见结论，不见细节。
以上海袭警案为例，当初盘查的细节是怎样的？杨佳从警察那里要书面法律文书，警察的态度是怎样的？6个小时的盘问是怎样的？杨佳多次投诉上访，分别受到怎样的对待？这些细节，似乎都没有看到。表面看来，警方尽力想表现独立，延请“司法部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而不是当地司法鉴定机构为杨佳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还给杨佳提供了律师帮助（尽管是闸北区政府聘请的法律顾问），可谓用心良苦。但在所有细节无法完全被还原讨论的情况下，对于上海市公安局的说法，舆论难免还是颇多微词。
把所有的争论
还原为法律层面
近年在国内法学界流行一本《地铁里的枪声》，展示的就是司法案件中技术细节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公共秩序濒临崩溃，地铁里平均每天发生三十八起刑事案件，民众极其不满。1984年某日，工程师戈茨搭乘地铁时，四个年轻人靠近他并向他索要五美元，戈茨拔出了手枪……四名年轻人受伤。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持枪杀人？戈茨成为了大众英雄，也面临审判。而美国司法就极尽全力地将案件还原为一个又一个琐碎的细节，甚至包括开完第一枪后的现场情形，第二枪之后，戈茨处于怎样的精神状态？琐碎到让人瞠目结舌。而正是如此细节的揭示，最后让这场争论完全还原为法律层面上，也大大推动了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
这一点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技术层面的细节，往往会有颠覆性的意义。司法容不得半点马虎，只有认真展示案件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避免案件的泛道德化、口水化。面对舆论压力，公安司法机关都会秉持“尽量降低社会影响”的道德原则，希望快速“大事化小”，但越是如此，越不能好心办坏事，重视每一个证据，遵循司法理性，以“技术细节”昭告正义，仍是“聪明而理性的捷径”；而民众也需要慢慢习惯对于技术细节的关注，避免任由朴素的情感泛滥开来。
7月9日，由贵州省权威法医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向死者家属和社会公布了瓮安“6·28”事件当事女中学生李树芬遗体第三次尸检结果，再次确认死者系溺水死亡。据法医专家组负责人屈剑平介绍：经过检验，未检出人的精斑及男性DNA分型；李树芬仍为处女，生前未发生过性行为或受过性侵害；头部脑组织没有出血和挫伤，颈部查验未发现勒、扼、压、掐等痕迹；其胸腹体表皮肤完好，无钝器、锐器伤；睑结膜、心包膜见针尖样出血点，表明死者遗体具有明显的溺水窒息征象；双肺前缘超过锁中线，表明有典型的溺死尸体征象；胃内容物中未检出磷化锌、毒鼠强、三唑仑等药物，可排除中毒死亡……（7月10日新华社电）
之所以罗列这么多细节（只是其中一部分），是想肯定一下这个专家组，尽量是用专业的“技术细节”在阐明结论。咱不太懂，但总有人懂，这些细节只要属实（有亲属见证尸检过程），描述与结论应该是有些公信力的。当然，网上还是有大量质疑之声，认为这些专家很可能昧心发表有利于政府的结论——如果我们的前提是假定没有一个专家靠得住，那即便天王老子来鉴定，恐怕也没人会信。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从我这个外行看来，这个结论最大的遗憾就是来得晚了点，如果前两次尸检有这么详细的细节就好了。而这也正是为什么想肯定这个鉴定的原因——中国司法必须学会用“技术细节”昭告正义，而不是让自己也让公众陷入“正义与邪恶”的漩涡。
何以有此一说？此前很多法律案件，在大众传媒与公众舆论关注之下，迅速演变为“谁正义、谁邪恶”的简单判断。比如，你拿刀砍城管了，城管方说这是“暴力抗法”，舆论常说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走上绝路”；再比如，跑到警察局杀人了，警方说“我们严格按章执法、杀人凶手丧心病狂”，却也有舆论说“要不是一些警察作风霸道，怎会逼着百姓动刀”？最后基本上是公家说公家的，私家说私家的，你说你对，我不信你对，鸡同鸭讲，各说各话。
粗线条的描述
不适合“公共案件”
当一个案件变成“公共案件”，被“拽”成一个政治道德问题，或者成为“正义与邪恶”问题的时候，对于司法而言，最急迫的就是尽量将这种“上拽”下压，除掉所有大而不当的意识形态缀饰，将案件还原、化约为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证据、程序，把各种观念方面的纷争都转化为坚硬的、冷冰冰的知识技术问题，在一个完全操作化层面进行争辩。但现实当中，这似乎是非常缺乏的，公检法给公众的“解释”，动辄就是粗线条的描述，“警方是完全合乎规范的，责任全在当事人”云云，公检法常常自己就跳不出这个“正义邪恶”的简单判断，常常只见结论，不见细节。
以上海袭警案为例，当初盘查的细节是怎样的？杨佳从警察那里要书面法律文书，警察的态度是怎样的？6个小时的盘问是怎样的？杨佳多次投诉上访，分别受到怎样的对待？这些细节，似乎都没有看到。表面看来，警方尽力想表现独立，延请“司法部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而不是当地司法鉴定机构为杨佳做刑事责任能力鉴定，还给杨佳提供了律师帮助（尽管是闸北区政府聘请的法律顾问），可谓用心良苦。但在所有细节无法完全被还原讨论的情况下，对于上海市公安局的说法，舆论难免还是颇多微词。
把所有的争论
还原为法律层面
近年在国内法学界流行一本《地铁里的枪声》，展示的就是司法案件中技术细节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纽约市公共秩序濒临崩溃，地铁里平均每天发生三十八起刑事案件，民众极其不满。1984年某日，工程师戈茨搭乘地铁时，四个年轻人靠近他并向他索要五美元，戈茨拔出了手枪……四名年轻人受伤。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持枪杀人？戈茨成为了大众英雄，也面临审判。而美国司法就极尽全力地将案件还原为一个又一个琐碎的细节，甚至包括开完第一枪后的现场情形，第二枪之后，戈茨处于怎样的精神状态？琐碎到让人瞠目结舌。而正是如此细节的揭示，最后让这场争论完全还原为法律层面上，也大大推动了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
这一点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技术层面的细节，往往会有颠覆性的意义。司法容不得半点马虎，只有认真展示案件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避免案件的泛道德化、口水化。面对舆论压力，公安司法机关都会秉持“尽量降低社会影响”的道德原则，希望快速“大事化小”，但越是如此，越不能好心办坏事，重视每一个证据，遵循司法理性，以“技术细节”昭告正义，仍是“聪明而理性的捷径”；而民众也需要慢慢习惯对于技术细节的关注，避免任由朴素的情感泛滥开来。
编辑：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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