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人深情忆大哥

　　“高文华大哥比我大14岁，家里一共五个孩子，他最大，我最小，他牺牲时我才10岁，你们现在来采访我大哥的情况，其实我在上世纪70年代也专程到大哥工作的乡下去采访过。”记者昨天下午电话联系上了高文华烈士在无锡的五妹、现年87岁高龄的高亚珍。她家里订了《扬子晚报》，13日就看到了本报的相关报道，特地请南京的家人和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取得联系。她听说记者的采访意图后很是激动，其间声音还数度哽咽。

　　老人说，高文华是家里的老大，老二也是男孩，但不幸早逝，接下来就是三姐妹，都还活着，其中大姐已94岁了。因为自己最小，大哥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所以对大哥几乎没什么印象。在中学做老师的高亚珍有位同事想为高文华写传记，于是高亚珍在上世纪70年代跟同事特地去了大哥曾经工作过的乡下。在那里，她对这位从小就很崇拜的大哥有了初步印象。原来，大哥那时在学校里身兼三职，在那个简陋的学校里，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和工友，学校设立了一至四年级，他白天当老师、打铃，晚上还要开展革命工作，宣传共产主义，号召农民起来反抗。

　　当年一段唏嘘往事

　　“我的母亲在大哥坐牢时曾去看过他，这里还有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故事。当年母亲在牢房门口等着看望大哥，看守人员竟要母亲跪到大哥面前，用这种方式逼大哥说出其他2个地下党员的名字。母亲当时想，她的儿子已经落难了，绝不能让别人家的儿子也受这样的苦，于是她很坚决地表示，儿子从来都不听她的话，说完连面也没见就离开了。”说到这里，高亚珍奶奶很激动，声音哽咽起来。她说，母亲一直很支持大哥，对共产主义理想很坚定。最后，高亚珍奶奶表示，因为年岁太大，亲自去南京雨花台吊唁不太现实，她已经委托在南京的弟媳妇，希望她能代为在清明时去看看大哥。

　　冯菊芬烈士“为爱改名”

　　冯菊芬烈士的侄孙女王大川告诉记者，她老早就知道，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有自己姑奶奶的名字。她说，冯菊芬姑奶奶虽然结婚了，但牺牲较早，没有留下孩子。在10多年前的一次吊唁中，他们才知道，冯菊芬与爱人刘瑞龙（李也萍）非常恩爱，相爱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冯爱萍了。

　　县党史里找到父亲名字

　　家在安徽凤阳的赵校儒，今年81岁，是烈士赵连轩的独子。1932年，赵连轩与妻子刘英一起遇害，那时赵校儒才5岁，对父母的记忆几乎没有。后来，他获得一本《凤阳县党史》，从里面找到了关于父亲的一点介绍，从此这本书就成了家里的“宝贝”，一直存放得好好的，而关于父亲的那些文字，他则背得滚瓜烂熟。他向记者表示，想在有生之年，到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专程看看父母。

　　热心邻居先来报到

　　还有一位烈士石俊，报料人石宵飞是石俊后人的邻居，他表示，邻居石宏是石俊的孙辈，还没联系上本人，一旦联系上了，会让石宏尽快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联系。　本报记者 孔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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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烈士其人其事

　　高文华烈士（1907-1931）

　　高文华，江苏无锡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1925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部队中从事宣传工作。后部队到江西后，蒋介石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他开始在部队暗中联络同学进行反蒋活动，被扣押。经同学营救离开江西，前往上海从事军运工作。1927年任共青团无锡县委书记，领导农民运动。1928年不幸被捕，押解南京。1931年7月因病牺牲于狱中。

　　冯菊芬烈士（1910-1930）

　　冯菊芬，江苏东海人。1928年在东海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夏来南京，在军委机关工作。参与筹划南京暴动，同年8月被捕，9月就义于雨花台。

　　赵连轩烈士（1906-1932）

　　赵连轩，安徽凤阳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凤阳县委委员，1932年任凤阳县委书记。在临淮关与妻刘英开设小饭店掩护工作。8月为叛徒出卖，与刘英一起被捕，押解南京，11月同时牺牲于雨花台。

　　石俊烈士（1907-1930）

　　石俊，化名张惠如，江苏如皋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如皋师范读书时，因在校进行革命活动，被校方开除。1928年2月入晓师学习。1929年任中共晓师党支部书记。1930年5月调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6月被捕，9月就义于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