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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岁月 30
  我说:“万里同志,我现在工作实在困难,每走一步,都要和他们斗。这些年来,我被整怕了,我真想调离清华,你见到纪登奎同志跟他说说,把我调出这个是非之地吧。”他说:“刘冰!你现在可不能走!你应留下跟他们斗。你一走,谁跟他们斗啊!”我说:“我走了还有别人啊!”他说:“老同志差不多都被他们打倒了。你不能走,尤其现在不能走,要从整个清华考虑。”他接着问:“何东昌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我说:“何东昌的职务什么都没有了,一抹到底,根本不经过市委,是迟群、谢静宜搞的。他们是不讲组织原则的。”他接着又说:“你不能走。你要安心,只是工作难做就是了。这是斗争,很复杂。你要多用脑子,遇事多想想,只要坚持‘三要三不要’,他们对你没办法。你给主席的信会有答复的。”随后万里同志又问了我一些有关教育革命的情况。6点钟我告辞了。万里同志的嘱咐,在那些日子里一直激励着我去斗争!

  10月即将过去,北京的天气已经冷了起来。学校里除了教学、科研,还要解决南方来的学生的棉衣、棉被和60万平方米建筑物的供暖问题。教职工正在紧张忙碌的时候,迟群用北大、清华两校的名义请来了辽宁朝阳农学院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住在清华搞所谓“三校教育革命经验交流会”。迟群从来是当甩手掌柜的,这个几十口人“代表团”的吃、住、招待他是不管的。代表团来的第二天就要在清华召开北大、清华两校大会,由“朝农”党委书记向两校作报告。谁来主持会议,报告完了又怎么办?我和老惠、老柳都不知道,迟群、谢静宜不照面,这显然有鬼。“遇事多想一想”,万里同志的话使我多了个心眼:如果我们撒手不管,他们就会钻空子,把会议瘫痪的责任推给我们,因此我们要作两手准备——他来主持会议和他不来主持会议,做到有备无患。

  果然,第二天两校参加会议的干部、师生早已就座,开会时间已到,迟群、谢静宜以及他们那位北大的党委书记都没来。既然如此,我就来主持会议,这样撒手不管的责任就落到了他们自己头上。由我来主持会议,那就要按我们的方针办理。

  我宣布开会后,“朝农”的那位书记作报告,他称清华、北大是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呼叫着要向战友学习,向战友致敬。这时台下一部分人带头为他鼓掌,坐在台上的人也有为他鼓掌的,但我和老惠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老柳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夹着纸烟,慢条斯理地吸着,这鲜明的对照引起了台上迟群两个亲信的交头接耳。报告人讲完之后,又是一阵掌声,我们仍然不鼓掌。接着我讲话,我说,“朝农”某某书记给我们作了一个重要的报告,我们表示感谢。我双手按着讲台,等人们鼓掌完了,又说:“各单位回去后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进行学习,不能照抄照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学习情况要向两校党委汇报。”对我这冷冰冰的、并且点明不能照抄照搬的讲话,会后迟群的亲信说:“刘冰唱反调。”这话完全正确,这从反面证明我们做对了。报告会后,“朝农”代表团要到北京郊区清华农场分校参观。我们决定由惠宪钧和教改组组长夏镇英同志两人作陪,北京大学是那位受迟群指挥的党委书记亲自出马作陪。据惠宪钧同志说,在农场分校,北大那位书记讲话时大肆吹捧“朝农”,说学不学“朝农”经验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是否坚持毛主席教育路线的问题;现在有人公然反对学“朝农”,说要结合实际,从实际出发,这是借口,实际上是坚持搞修正主义教育那一套;对这种人要保持警惕。后来老惠对我说:“这位书记显然是对着你刘冰来的。”那位书记还对老惠说:“你是宣传队的负责人,你可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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