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化慈善”也需转型

2007-08-13 07:20:41

郭小娟，深圳打工妹，因患脑瘤，曾一度为手术费用而焦虑发愁。网友为其筹得善款15万元。手术后，郭小娟将承诺转捐他人的余下善款10万元，携带回山西老家，引来“卷款”非议，甚至有人骂她是骗子。小娟则认为，自己病还没好，这钱拿回去很正常（8月12日《新京报》）。

　　“携款回家受助事件”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化慈善”的先天局限。“人格化慈善”建立在“人性本善”的伦理基础上，但我们也不要遗忘另一句话：“没有监管的人性是靠不住的。”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只能依赖于“对着制度的爱”，就是无论你看得见看不见求助对象，听没听说过那些故事，你的爱心照样会流淌。因为你知道，你的爱通过严格审核的制度，流向那一个个不致命的求助对象，让他们从中受益；你也知道，当不幸的遭遇降临在你身上时，你不必站立街头乞求过路者的爱心，不必麻烦媒体去报道你的故事，那些同样不认识你的救助者，也会将爱心给予。

　　“携款回家受助事件”中的网络发起者与支持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慈善平台，而不是一个成型的慈善组织。没有制度的支撑，它是脆弱的。

　　我们的慈善环境缺乏一点“软件”。那些刚刚成长的草根慈善组织，需要准确而公正的外部评估，才能打消捐赠者的疑虑。我们的慈善环境还缺乏一点“硬件”。一个慈善组织，无论它的历史多么源远流长，它的信誉招牌多么灿烂，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公众信任度都有被滥用的危险。

　　公共道德要不受私利的诱惑，得依靠他律性的法律准则和规范，法律的刚性恰恰能保障道德的柔性。公众把钱物使用的代理权利交给慈善组织，同时把监督慈善组织慎用权利的责任交给政府，形成公众——慈善组织——政府的权力与义务支撑三角结构，彼此之间才没有“隔阂”。

　　对求助者真实情况的核实、对慈善捐赠过程的监督话语权，看似掌握在公众手里，其实公众的这种权利很多时候是无力的。只有当政府对慈善组织的透明化评估完成，慈善组织能有效对求助者进行系统化调查，才不会出现“携款回家事件”中郭小娟病况究竟如何无人清楚、自行携款回家无人监管的情形。中国民间慈善必须尽快完成从“人格化慈善”到“制度化慈善”的转型，否则，类似“携款回家事件”还会上演。（广东毕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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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来源：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