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我省的“第三次分配”已渐入佳境。

　　但从现代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的普遍性而言。我们仍有着一定的差距。例如，慈善捐助、义务工作和义务服务在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已成为公民普遍的意识和行为，而在我国公民中所占比例仍很小。

　　慈善到底是靠政府还是靠民间、靠大款还是靠大众，答案应该是后者。我国有能力每年捐赠百元的数以亿计，有能力做义工的更是不计其数。“人人慈善”才是慈善事业的源头活水。

　　要扩大“第三次分配”，需发展各种形式的慈善组织，如专业性很强的各种疾病的慈善捐助及义工、区域性很强的邻里慈善事业。有人担心捐款由头多了，善款会分流。实际上，降低慈善事业的“门槛”，参与的人才会更多，善款的盘子才能越做越大。

　　现有的慈善机构中，“官办”的分量仍很重，而西方国家通行的做法是，慈善组织完全由民间自办。因为，一般来说，民办的慈善组织运行效率要更高一些。当然，政府不是撒手不管，而是负责对善款使用进行严格的审计，并引入竞争机制，对效率高、信誉好的慈善组织给予资助。在慈善法出台前，我们的慈善机构不宜全部实行“国退民进”，但建立民间慈善组织的探索与尝试，还是应给予鼓励的。

　　此外，要进一步浓郁慈善氛围。最近，襄樊5名大学生因受助一年多，没以任何形式向资助者表示感谢，被资助者取消继续受助的资格。对此，有人指责学生忘恩负义、知恩不感；也有人指责资助者强人所难、是道德勒索。我倒觉得，这主要与我们欠缺慈善文化有关。企业家的每次捐款总引人注目，被众星捧月，难免心理失衡；而受助者又缺乏契约精神，认为受到资助理所当然。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法律、道德和文化的土壤，而培植成熟的慈善文化，需要大家努力。当富裕的人把慈善当作精神胎记，当普通百姓把善念当作精神信仰，当受助者知恩图报，这种“知恩不感、施恩索报”的尴尬场面就会大幅减少，我国慈善事业就能呈现更加绮丽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