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

　　本月18日，中国队二十七年来首次在亚洲杯足球赛上小组出局，中国足球十多年的职业化改革换来的却是中国足球的江河日下，原因何在？赛后总有一种有话想说却骨鲠在喉的感觉，这两天也在不断思索着，酝酿着。昨天，偶尔在搜狐网上看到中国青年报著名体育记者毕熙东在自己博客中的大作《中国足球批评书 点穴国足“一二三四”》，一口气读完，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油然而生。要说的，想说的，毕兄都说了。我想喜欢足球、关心足球的读者，必定也能一口气读完。

　　无心取悦球迷，无心跟谁过不去，无心与后辈争锋，更无奢望总局和足协能听进去我的意见。退出江湖已有两年了，以为真的金盆洗手，不再关注中国足球了，但是，18日晚，看到中国足球队以0比3完败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创造了27年来亚洲杯小组赛折戟沉沙的“壮举”之后，一股心火冲腾，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时，我意识到，我原本一直爱着中国足球。老百姓在网上把中国足球骂得淋漓痛快，其实这是忍受着极大屈辱的爱，俗话说得很好：“爱之深，责之切”。现如今，中国足球已输得如“光屁股推磨——转着圈儿地现眼”了，如果再失去广大球迷的爱，那中国足球就真该寿终正寝了。

毕熙东

　　一个宿命

　　在我27年的记者生涯中，中国足球似乎只有一个宿命，那便是失败。除了米卢率队杀入世界杯，圆了国人多年的梦想，让老百姓开怀大笑了一次。可能是因为见不得老百姓高兴，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在2002年世界杯后，立即策划了一场中国足球大反思，批判米卢的快乐足球。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着实不是中国人的传统。

　　想当年，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签了定鼎三分的合同。诸葛亮帮他完成了。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出师未捷人先丧，可没人搞大反思去批判诸葛亮的隆中对。反而1700多年来，人们世代怀念这位贤相。而今，中国足协与米卢签了世界杯出线的合同，人家出色地完成了，率队提前两轮出线。可后来竟因为在世界杯上连败三场，便大张罚挞。相比之下，总局与足协也太不厚道了。

　　如果说中国足球过去失败，像年维泗、苏永舜、高丰文、哈恩们的失败，还多少有些悲壮，那么，今天朱广沪的失败便毫无可取之处。

　　朱广沪是个好人，待人宽厚，慈悲为怀，但好人不一定是好教练。记得朱广沪上任不足一年，率国足到西班牙拉练，输了个底儿掉后，2006年3月，足协召开了顾问会，为国家队会诊。一位足球前辈建议，别老在自己圈里找毛病，应找媒体代表会会诊。于是，国家队管理部的几位负责人忽然请我吃饭，让我帮国家队找找症结所在。我直言不讳：“朱广沪当不了国家队主教练，他只适合当青年队教练。他资历不够，气场不足，无法将兵为帅。”

　　我与朱广沪相识20年，他管理很人性。在球员中有足够的凝聚力。但多谋寡断，缺少霸气，这是主帅之大忌。他指挥比赛、挑选队员，谋划阵容总是稳字当头，注重防守。主张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听起来似有道理，但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意大利队，你可以这样。但就中国队而言，便谬之千里了。中国队除了身体条件在亚洲还算不错之外，足球的技术、战术几乎要什么没什么。如果再没个节奏变化，便无从言胜。比如在前场丢球，就地反抢，这时，你距离对方球门大概只有20多米，距离短了，障碍少了，攻击速度便快，节奏就突然变化，成功率便高了。相反，一丢球就龟缩半场，等人家攻过来再抢断，即使抢下了球再发动进攻，距离都在70米了，人家也从容退守，还有什么胜率？一个人打架收拳再打是有力气，但足球比赛是军团作战，难就难在既要统一战术思路，又要张扬每个球员的个性，这种离心与向心的和谐是足球的哲学。朱广沪显然没弄懂这一哲学。不是让球员适应他临机的战术变化，便是让球员踢他最别扭的位置，效果能好得了吗？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朱广沪有时也满嘴豪言壮语，但一到肯綮的时候，懦弱的本性就现了原形，求稳、怕输便占了上风。如果对伊朗一战，他不换杜威，而是把董方卓换上，与韩鹏一起顶到锋线，向对方施压，伊朗人敢那样肆无忌惮地进攻吗？

　　反观杜伊，他就是强调进攻、进攻、再进攻。战术思路坚定统一，从不因对手而随意改变。队员在下边练什么，在场上就踢什么。至于如何针对对手去变化，完全在临场指挥上动脑筋，决不让队员感觉别扭。这样即使输球，也不窝囊。杜伊的这种理念，其实是大哲学理念。中国人常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中国足球水平低，就该是个光脚的。反正自己什么都没有，见着任何对手就是一个拼字。用不着保守，因为你没的可守。拼着拼着，拼出信心来，在统一的战术体系里，大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中国足球便有可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而朱广沪在最后一战中，保守思想占了上风。如果让赵旭日上场与周海滨打双后腰加强防守纵深，换下体力透支的邵佳一而不是董方卓；让王栋打前腰，少费点力气，多动点脑筋；把小董推到锋线与韩鹏搭档，对手的进攻还潇洒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