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还是留下?在武汉的外国人士讲述:特殊时期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2020-02-20 21:51:06

“武汉不会孤单。”这是一位留守武汉的外国医生向《环球时报》记者传递的一句话。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武汉一直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病例数字攀升,整座城市几乎停摆……对于这座千万级人口大城市里的民众而言,这是一场艰难却又必须打胜的战斗。一起奋战的还有生活在那里的外国人士,《环球时报》记者近日听他们讲述了在这个特殊时期与这座城市的故事。

德籍教授:形势严峻,但看到了希望

2月13日,因纳入临床诊断病例,湖北新冠肺炎确诊人数骤增一万多人。这让很多人感到形势依然严峻,德籍教授蒂莫·巴尔茨(中文名狄墨)也不例外。

狄墨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说,从本周开始,很多之前不得不在家隔离的病人陆续被收治。“从另一个角度看,相比之前被低估和瞒报的病例数,这样的数据更让人安心,也更真实,它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得到确诊和收治,这让更多人看到希望。”

45岁的狄墨是武汉大学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专家,他和家人在武汉已经生活了12年,他在这里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武汉俨然已是他的第二故乡。此前,尽管有机会离开,他却选择了留下。

狄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新冠肺炎疫情刚暴发时,他曾陷入不安和恐惧中,甚至一度患上轻微抑郁症,整夜幻想自己已经感染了病毒。“但我们不能就这样抛弃亲友和同事一走了之。虽然我远在德国的亲人不愿我留下来承担这份风险,但他们也理解我最终的决定。”

狄墨的居家照。(照片由狄墨提供)

狄墨提到,对于武汉突然封城的决定,他是支持和理解的。“封锁一座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强劲的举措,这种前所未有的尝试应该得到全世界尊重。很多人议论政府在疫情暴发早期应对不力,批评封城的决定来得太迟,我认为他们说得有一定道理,但当前还不是追责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处理危机、解决问题。”狄墨说,“信息时代,各种渠道的资讯传播速度很快,这会倒逼官方更快速地向公众披露真实客观的消息,但有时准确度比速度更重要,我们要多一分耐心。”

狄墨说,他和家人每天通过微信购买生活必需品,当地社区服务和后勤保障很到位。虽然邮递的速度远不如从前,但在当前严峻的情势下仍然有人冒着风险每天为他送来生活保障品,让他和家人着实觉得温暖和感动。

由于并非身处抗疫战争的第一线,狄墨说他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可以分享,但本周社区里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很是意外。“我们社区的一位邻居把自家的大米粮油和新鲜蔬菜摆放在门外,和大家一起分享。在我看来,这一举动非常特别,真实地展现了艰难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美好。”

下周,狄墨的两个孩子就要在“线上”开课了,而他也不得不采用在家工作的模式办公。远程办公仍令这位实验室科研人员感到有些不自在,工作效率受到影响,但看着一家人的生活逐渐回到正轨,狄墨感到欣慰。

狄墨的女儿Jasmine在上网课。(照片由狄墨提供)

狄墨表示,中国政府一向重视在汉外籍人士的安全,特别设置了24小时求助热线。他对武汉人同心协力、共克时艰充满信心:“人们总说武汉人勇武善斗,那就让世人领教一下我们在武汉是如何战斗的。武汉加油,你我同在!”

伊朗小伙:那一刻,我哭了起来

十几天前,29岁的伊朗小伙希那·卡拉米曾面临或许是他一生最艰难的一次抉择:离开武汉,还是留下?

在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许多国家决定帮助在当地的侨民离开,伊朗驻华大使馆也不例外。“大概是25日那天,伊朗使馆的工作人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离开,如果愿意,他们将协调一个航班把在武汉的伊朗公民全部接出去。”卡拉米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说。

“我考虑了很久很久。我那时很害怕,我知道外国人比如美国人、英国人等都在撤离。但我突然想到:我们都走了,那中国人呢,他们又能去哪里呢?他们只能留在这里,和病毒斗争下去。那一刻,我决定留下。”卡拉米说,“两年前我来到武汉,现在我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中国人。我在这里独身一人,我的中国同事和朋友就是我全部的家人。所以我要留下来,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

卡拉米在武汉一家咖啡厅工作。疫情暴发后,咖啡厅停止接待顾客,卡拉米和同伴却开始思索,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能为武汉做些什么,哪怕只是一点点。最终,他们做出一个决定,为繁忙疲惫的一线医护人员制作并赠送免费咖啡,给他们提提神。

于是,每天上午9时到12时、下午3时到6时,戴着口罩和手套的卡拉米不是在店里制作咖啡,就是在去医院送咖啡的路上。“医护人员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想通过这个举动让他们知道,有人在背后支持他们。”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为避免被传染,我们有时会和医生隔得挺远,也不怎么说话,但他们会向我们示意。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左一为卡拉米。(照片由卡拉米提供)

自疫情暴发至今,卡拉米和同伴们已经为武汉医护人员免费送了8000多杯咖啡。除了送咖啡,卡拉米不怎么出门,每周仅去超市采购一次。他表示,生活上什么都不缺,只是每天一个人做饭、吃饭,有些孤独。“现在我已经没最开始那几天那么害怕了,但我有时候看到窗外哪里都没有人,到处空荡荡的,就会有点伤心。”

也有让卡拉米振奋的时刻。“那是一月底的一天晚上,我家窗外对面的楼上突然有人大喊:‘有没有人?’不知道哪里的一个声音回应了他:‘有!’于是第一个人开始喊‘武汉加油!’周围出现许多声音回应他,‘武汉加油’响成一片。”卡拉米说:“那一刻,我感动得哭了起来。”

“我已计划等疫情过去后,要长久地留在武汉生活。因为经历了这一切,我觉得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更爱这座城市了。等到疫情结束,我要和所有武汉人一起庆祝胜利的那一天。”卡拉米说。

法国医生:我留在这里更有用

法国全科医生菲利普·克莱因(左图)在武汉工作生活已有6年多时间,他现在是武汉协和医院国际门诊部的一名医生,也是国际SOS在武汉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提供医疗服务。

虽然妻子和孩子已经搭乘法国的第二架撤侨包机离开了武汉,菲利普却两度放弃撤离机会。他表示这并不是逞一时之勇的“英雄主义”,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我在武汉比在法国更有用。”菲利普对《环球时报》记者解释道:“我有我的岗位,我必须坚持我的工作,这才是我目前能发挥的最大作用。”

对菲利普来说,来武汉是他自己的选择,而这里的人用尊重和善意接纳了他。“我与他们、与武汉同呼吸共命运。留在这里是我能继续支持他们的最好方式。”菲利普说,他的家人非常支持他的决定并为他感到骄傲。

菲利普·克莱因在挂着红灯笼的家门口。

为全力应对疫情,菲利普所在的国际门诊部在封城之后关闭,但他每天仍然会去跟他一样坚守在武汉的外国病患家里,为他们看诊、鼓劲。交通不便时,他会骑上自行车前往。

由于妻子和孩子都不在身边,武汉又处于几乎停摆的封城状态,菲利普承认,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有时会感到难过和孤单。但更让他难过的是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困扰的武汉人民。“武汉政府和人民付出了很大努力去建设这座城市,尤其是(去年)举办军运会时。所以,(武汉)不应该是现在这样的结果”,菲利普说。

对于当下的疫情,菲利普表示,目前来看,大家对新冠病毒仍然所知甚少,形势确实严峻。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所有武汉人民仍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有希望看到拐点。在这样的情况下,隔离仍然是控制病毒蔓延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作为有着多年经验的医生,菲利普认为,越是艰难,越要控制住情绪,尽快找到方法来解除危机。据菲利普讲,他在法国时也曾经历过流感疫情,所以这次的武汉疫情并没有让他感到恐慌,他及其他留在武汉的外国人希望大家保持信心和耐心。

菲利普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武汉政府和武汉人民一直在积极地应对疫情,尽最大努力去保障日常生活,同时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这样的努力非常鼓舞人心”。此前,菲利普对媒体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美酒,等疫情结束,妻子回到武汉,与她一起开酒庆祝。

也门“诗人”:这不是真正的武汉

“你在哭泣,为那些已经逝去的人们。他们如群群鸟儿,向着天际飞腾。就让泪水流淌吧,犹如滂沱大雨。雨后的大地,每个角落很快获得新生。”这不是泰戈尔或雪莱的文字,而是在武汉居住的也门人易卜拉欣最近写下的诗句。

易卜拉欣2014年来到中国,但直到去年才来到武汉。他的妻子在武汉读书,八岁的儿子在当地上小学。面对疫情,易卜拉欣一家显得格外淡定。“我相信只要按照政府和医生指导的去做,不出门,就一定不会有事。”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所以我不想离开武汉,我喜欢这里,我想和你们一起坚守在这里,和病毒作战。”

现代科技方便了易卜拉欣的“蛰居”。他告诉记者,除非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否则十天不出门一次。他可以通过手机App买菜买肉,会有人送到小区。他可以看电视、下象棋,在网上学习、写诗,日子一点不憋闷。唯一有点“麻烦”的是儿子阿布迪。

学校不开学,阿布迪只好每天在网上上课。“我想去学校,因为可以看见老师和同学。我还想出去玩,等疫情一结束,我就要去找同学们一起玩。”阿布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但大人们告诉我,现在要先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为让儿子开心,易卜拉欣甚至陪阿布迪在客厅踢起了足球。

易卜拉欣每天都会关注武汉的确诊数字和死亡人数变化,并因此为自己的中国朋友担心。“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现在我每次向窗外望去,都会非常伤心。这不是真正的武汉,从前的武汉那么热闹,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现在却好像是你们哭泣的眼泪,可我想看到你们中国人笑起来。”

“爱人,我牵挂你的心颤动不已,几乎要因这灾祸的可怖呼出哀声。”易卜拉欣在献给武汉的诗中写道,“当别人已经一个个离别远奔,这便是一个抛却生死安危之人,选择与你共赴此难,情笃意真!”

眼下,易卜拉欣已经开始创作第二首献给武汉的诗。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这首诗中,他相信“黑夜度过,黎明又会来临。整个国度,终将迎来旭日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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