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1349年4月，黑死病横扫伦敦，玛蒂尔达·米姆斯立下遗嘱。

她的丈夫约翰已于上个月去世，让她继承公寓、监护女儿伊莎贝拉。但瘟疫继续摧毁首都伦敦，玛蒂尔达决定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正如后来事态发展的那样，这无疑是明智之举。不久，她本人也被瘟疫击倒死去了。

约翰和玛蒂尔达的业务是制作宗教图像和绘画。玛蒂尔达的遗嘱安排学徒威廉继续跟随伯蒙西修道院的一位修士接受培训，把用得着的工具送给他，连带一个最好的工具柜一同遗赠。玛蒂尔达的啤酒厂被售出，其收入用来为她自己和丈夫约翰办祈祷会。

她的遗嘱凸显了黑死病对全国数以千计家庭的毁灭性冲击。但这个文件也给予我们其他洞见，尤其使我们窥见急剧上升的死亡人数为妇女带来的一些机会。

就这个事例而论，玛蒂尔达显然有自己个人的财富，她有立下书面遗嘱的自由。简言之，在妇女拥有相对经济权力的一段时间里，她是比较早的受惠者，那段时间是因为许多有技能和接受过训练的男人突然死亡造成的——那个时期被称为妇女的“黄金时代”。

黑死病突袭伦敦之前，其习惯法已赋予伦敦妇女罕有的自由，相较而言，其他地方妇女没有那样的自由，约克郡除外。比如，妇女可以代表自己签订契约、招收学徒、搞经营、出租房屋、在伦敦法院起诉追债（或被起诉还债）。一个女人——尤其寡妇——甚至可以立遗嘱，玛蒂尔达即为一例。

女学徒开始增多

黑死病的突袭使伦敦的人口直线下降，市长和市议员们因人力的长期短缺而感到震惊。伦敦当局特别急于鼓励伦敦商人和手工艺人的寡妇继续经营她们已故丈夫的作坊或生意，目的是确保这些企业继续为伦敦的市政繁荣和税收做出贡献。

在黑死病之后的岁月里，女学徒在现存的记录中显得突出，这并不是新现象。一些父亲在遗嘱里规定，女儿学一门手艺，渔民罗伯特·德·拉姆西1373年去世，给女儿伊丽莎白留下20先令用作她的陪嫁，“让她学一门手艺”。伦敦市外乡绅家庭的父母都知道，让女儿当学徒能给她们提供赖以维生的手段，使她们在必要时能独立安家。

已婚妇女可以用独立女性的身份做生意，不与丈夫合伙。1380年前后，当莫得·爱兰的丈夫托马斯担任市议员时，她以“独立女性”的身份经营丝织品。“根据伦敦惯例，她必须要自己签合同。”

有些伦敦独立女性的生意做得很大。艾格尼丝·拉姆西的父亲是著名的建筑师和石匠威廉·拉姆西。父亲威廉1349年去世以后，她接过父亲的业务，经营皮革，达12年。

15世纪曾经有两次，伦敦东门外的大钟铸造厂是由寡妇经营的。家长和铸钟厂的创建人约翰娜·希尔是寡妇，她1441年去世。还有一些寡妇不经营丈夫的生意或手工艺，但继续料理丈夫企业的财务。她们追欠款、清理账目，负责丈夫遗嘱的执行。这些妇女积极维持家庭，尽力做好方方面面的事情。另一个名为艾格尼丝的女人是史蒂芬·福斯特（1454-1455年任伦敦市长）的遗孀，她负责路德盖特监狱的重建和重组。

这些了不起的妇女在伦敦的商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她们的社交圈子里赢得了人们尊敬。行会和公司的记录认可她们的存在，但她们的角色不是正规的角色——更准确地说，她们分享的是公司的宗教、慈善和社交生活。

昙花一现

从1350年到1500年的150年可以被视为伦敦妇女的“黄金时代”，这是有道理的。不过好景不长。人口再次膨胀以后，人力严重短缺的现象被人口过剩取代，伦敦妇女就被排挤出劳动市场了。1570年，布料商会拒不允许一家店雇一个女学徒，“因为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这“黄金时代”以后，妇女当然也工作，但多半是在非正式的和附属的岗位上工作。伦敦商人逐渐变为乡间绅士，他们的妻子再也不适合自己做生意。新教教义为妇女造就了一个特别的角色——在家里相夫教子。

整个15世纪，英格兰社会的父权制根深蒂固。女人能得到的机会纯粹是经济的：她们没有掌权，没有办法影响政治决策。所以，“黄金时代”只不过昙花一现。

然而，一旦被赋予机会，这些女人表现出能承担男人工作的才干。她们这样做，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20世纪的妇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就追随她们的榜样，直接导致今天妇女更大的经济政治解放了。

《中世纪的生活：平民的故事》 英国BBC历史编 何道宽译 花城出版社2024.1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