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既是防御战争也是基督徒的侵略行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非为了回应势不可挡和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发动的，也不是最近任何惨痛损失带来的结果。

随着阿卡陷落和海外之地最后残存的要塞丢失，拉丁基督教世界在黎凡特本土的政治、军事存在烟消云散。对十字军国家的最终征服有助于进一步确立马穆鲁克的权威，这个苏丹国的国祚在近东延续了超过两个世纪。然而，在西方，耶路撒冷王国的覆灭引发了广泛的震惊与焦虑。不出意料，人们在互相指责中寻找着答案。黎凡特法兰克人因其作恶多端、党同伐异而遭受了嘲弄，骑士团则受到了执着于追求国际利益而非专注于圣地防务的抨击。

在1291年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与穆斯林掌控的近东依旧保持着商业往来，法兰克人直到16世纪后期一直统治着塞浦路斯。不过，黎凡特本土仍然是圣战的一个目标。从13世纪90年代起，欧洲人写下了大量详尽的著述，提出了光复耶路撒冷的各种方案、方法。人们讨论过对近东的新远征，一些甚至得到了实行其中一个高潮便是1365年短暂地攻占了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港口。在14世纪及其后的岁月中，人们鼓动了多场十字军运动，它们被用于对抗异教徒、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教廷的政敌。圣殿骑士团被一位贪得无厌的法国君主指控腐化堕落、玩忽职守，于1312年遭到解散，但其他骑士团安然度过了整个中世纪。医院骑士团先后在塞浦路斯、罗得岛、马耳他建立了新的总部，而条顿骑士团则在波罗的海打造了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然而，尽管如此，没有一次十字军远征能够收复圣城，伊斯兰教徒直到20世纪初期还牢牢掌控着黎凡特。

至少在最初，十字军东征既是防御战争也是基督徒的侵略行为。没错，伊斯兰教徒在7世纪发起的入侵、扩张浪潮是缺乏正当理由的，不过，其攻势很久之前便已衰弱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并非为了回应势不可挡和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发动的，也不是最近任何惨痛损失带来的结果。这场运动的坚定目标耶路撒冷在大约4个世纪前便被穆斯林征服，这可算不上新恨。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奇迹般的胜利以及十字军诸国建立之后，圣地之战陷入了暴力、复仇、再征服的怪圈，在其中，基督徒和穆斯林均犯下了野蛮的暴行。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斗场景

什么驱使了人们自愿加入十字军？

在两个世纪中，各种力量从教皇实现“神授”罗马教会居先权的野心到意大利商人经济上的抱负，从社会义务、血缘纽带的观念到开始成形的骑士职责联合在一起推动了这场争斗。穆斯林和基督教领导人（无论世俗的抑或宗教上的）开始意识到圣战理想可被用来为大一统和军事化背书，甚至为实行独裁统治提供便利。从这方面来说，十字军战争与人类历史上许多时期的范例如出一辙这种控制、引导暴力的尝试，表面上是为了大众的福祉，但常常沦为替统治精英的利益服务。

不过，就拉丁基督徒的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徒的吉哈德而言，参与争夺圣地控制权的许多人都真诚地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宗教上的关切是交织在一起的。像乌尔班二世、英诺森三世这样的教皇通过鼓吹十字军东征以凸显其个人权威，然而他们也确实希望帮助基督徒找到一条救赎的道路。威尼斯十字军可能的确心系世俗利益，但他们与其他圣战参与者一样似乎衷心渴望着获取一份宗教上的犒赏。即便是萨拉丁这样贪图权力的军阀（他满足于利用上述争斗实现个人目标），也越来越感到要虔诚地投身于耶路撒冷的收复和保卫。当然，并非所有的十字军战士、法兰克移民或穆斯林战士都感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宗教冲动，但是，这份信仰的脉动普遍而持久地在两个世纪的黎凡特之战中回荡着。

自1095年起，拉丁基督徒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十字军东征是一种合法、高效的宗教敬拜方式。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世纪同时代人对暴力与宗教的合一感到担忧。即便对十字军运动的批评越来越多，质疑也相对集中在动摇的承诺和财政问题上，而非上帝将支持并犒赏以他的名义进行的战争这项基本准则。

如果十字军东征的持久吸引力是引人注目的，那么与之相联系的法兰克人的海外之地延续了近200年同样值得注意。即便如此，人们也无法回避拉丁人终究输掉了圣地之战的事实。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获取胜利到1291年阿卡陷落的过程绝非简单的螺旋式挫败或衰落。不过同样地，从1148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兵败大马士革到1250年法王路易九世在埃及可耻地被俘，的确可谓胜少败多。每逢历史学家们试图解释这一趋势，焦点往往转向伊斯兰世界所谓的吉哈德复兴热潮以及近东、中东穆斯林转向统一。然而实际上，直到马穆鲁克崛起之前，圣战的狂热仅仅是零星的，泛黎凡特的团结充其量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十字军东征的性质本身就是基督教世界在争夺地中海东部统治权中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圣战的构想在1095—1291年间并非一成不变。它也在演化、发展着（虽然对同时代人而言这些变化并不总是明显的），并经历了一番调整，以回应宗教思想上的更广泛的变化（包括将传教、改宗作为征服非基督徒对手的手段）。然而，十字军远征从始至终一直不能很好地适应保卫或收复圣地的任务。

十字军东征运动未能满足海外之地的需求，这一事实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种形式的圣战并非为满足上述目的而设计。相反，从根本上说，十字军东征是一种自愿、个人形式的苦修。参与者可能期望追求一个既定目标攻陷一个具体目标或保卫某一地区。他们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在履行对上帝的义务、为基督徒同胞提供帮助，甚至是模仿基督自己的作为和受到的苦难。然而，推动十字军运动的总是对个人救赎的承诺：参与者完成一段“武装朝圣”，则已供认的罪孽将被一笔勾销。这正是十字军东征让人魂牵梦绕之处它能够洗清罪过，让人免于堕入地狱。这也是数以万计的拉丁人在中世纪期间领取十字的原因。

《天国王朝》剧照中的十字军

十字军为何失败？

大多数十字军东征中的宗教狂热气氛能够令其参与者众志成城，赋予他们披荆斩棘、建功立业的力量。正是这种神授意识和宗教虔诚让路易九世的部队在曼苏拉战役中幸存下来，让第三次十字军忍受了艰苦卓绝的阿卡围攻，让法兰克人在1099年冒着全军覆没的风险毅然向耶路撒冷进军。十字军的满腔热忱令他们得以创造奇迹，但这番狂热往往也被证明是不可控制的。十字军由成千上万的独立个体组成，每个人的最终意图是构建自己的救赎之路。如此一来，他们便无法像其他传统军队那样来被领导或管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图卢兹的雷蒙在马拉特和阿尔卡先后为此两度付出了代价；狮心王理查两次从耶路撒冷撤退亦是如此。可以说，没有一位基督教国王或指挥官曾真正懂得如何驾驭十字军浪潮的力量。

在13世纪里，像英诺森三世这样的教皇竭力通过对圣战加强管理并予以有效的制度化来控制十字军东征。但他们面临着相反方向上的问题：如何既不熄灭在这些圣洁的战役中赐予力量的火焰，又抑制过分的狂热？他们未能找到一个可行的方案，而关于从根本上重塑十字军运动的新想法让职业军队半永久性地驻扎在近东来得太迟了，并且应者寥寥。

一些历史学家曾提出，基督教世界输掉圣地之战是因为1200年后十字军热忱的逐步衰颓，据说这是教皇的操弄及“理念”被放大所产生的问题。这种观点有些过于简单化了。的确，13世纪并未出现与1095—1193年间同等规模的远征，但仍有大量较小规模的战役征召到了大量兵员，即使是针对新的敌人和进入新的战场之时也是如此。耶路撒冷和圣地的命运或许的确让人牵挂，但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进程表明，大部分欧洲的拉丁人并没有长期地担忧东方事件，因此也很少愿意打乱自己故乡的生活前去拯救那虽然神圣却极为遥远的前哨。

生活在法兰西、德意志或英格兰的基督徒前往圣地需历经数千英里的路程。过远的距离为发动军事远征（甚至仅仅是与东方拉丁居民点维持稳定的联系）带来了难题。虽然下面这个对比不够完美，但在拉丁人与穆斯林之间另一重大的领土争夺（即所谓的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中，基督徒之所以最终获胜，部分是因为伊比利亚半岛距离欧洲其他地方相对较近。作为超国家组织的骑士团的崛起和跨地中海贸易的增长部分缓解了海外之地孤立无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未完全解决。与此同时，黎凡特的法兰克人未能与东方基督徒盟友（从拜占庭帝国到奇里乞亚亚美尼亚）展开充分或有效的合作（这本可以缓解前者的孤立状态），还让自己卷入了无休无止的内斗当中，造成了非常具有破坏性的结果。

出于上述所有原因，海外之地在12至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非常脆弱、不稳定。尽管如此，穆斯林想要利用法兰克人的弱点，需要同时具备一定的实力和优势。十字军战争首先并非发生在东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带，而是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间的前线地区，而且，圣地也不能以任何方式被描述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社会。然而，即便如此，从长远来看，伊斯兰教徒的确因在地理上接近黎凡特战场而受益，但不可逃避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相当于是在自己的家园的地方打了一场仗。此外，伊斯兰世界在这场漫长的争斗中走向了胜利，还得益于努尔丁、萨拉丁富有洞察力和魅力的领导与拜巴尔的不屈不挠、冷酷无情。对中世纪世界产生的影响十字军东征曾经被描述为一场改变了世界的燎原之火：让欧洲走出了黑暗时代并看到了文艺复兴的曙光；使为了追求胜利而开始军事化、激进化的伊斯兰教置于数百年的孤立、停滞之中。一些人将这些圣战描述为天启之战，它引发了种族、宗教上的仇恨，并激起了无休无止的敌对。如此宏大的表述恐怕过于简单化和夸张了。毋庸置疑，在1000—1300年，中世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以人口增长、移民和城市化为特点的时代，在学术、技术、文化表达方面取得了进步，国际贸易也有所增长。不过，十字军东征扮演的角色尚存争论。任何试图指出这一运动产生的影响的尝试都是充满困难的，因为他要求在历史的织体中追溯和分离出一条单一的线索，而如果要把那条线索移除，就要在假想中对世界进行重建。有些影响是相对明显的，但许多观察必然限于泛泛的概括。显然，圣地之战并非对中世纪产生影响的唯一因素。但同样地，这场黎凡特的斗争确实对中世纪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地中海区域。

十字军东征的意外后果

对伊斯兰世界和西方而言，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最大变化可能与贸易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前，黎凡特穆斯林已经通过意大利海商与欧洲建立了某些商业联系，但这种经济交流的体量与重要性在12至13世纪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主要是拉丁人在地中海东部定居的结果。十字军东征以及十字军诸国的出现改变了地中海的贸易线路（可能尤其是在120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并在巩固威尼斯、比萨、热那亚等意大利商业城市的权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欧洲采用阿拉伯数字也可以追溯到1200年前后，这很可能是与伊斯兰世界贸易产生的结果，但尚不能确凿地将它和同“十字军”世界的接触联系到一起。

随着十字军东征的脚步，威尼斯商人的贸易范围不断扩大

居住在海外之地的法兰克人并非生活在密闭的环境中。务实的态度和政治、军事、商业上的权宜之计意味着这些拉丁人经常与黎凡特本地人民接触，包括穆斯林、东方基督徒和后来的蒙古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十字军东征创造出一个前线环境，欧洲人在其中能够与“东方”文化交流，甚至在理论上吸收后者。海外之地孕育的“十字军”社会的确是以一定程度的同化为标志的，但这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依旧不得而知。毫无疑问，拉丁东方的社会环境是独一无二的。这并非与伊斯兰世界空前程度交往的结果实际上，这类接触在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和西西里同样常见；它也不是在近东正在进行的圣战的结果。相反，“十字军”海外之地的特色来自一系列不同的黎凡特影响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到叙利亚人、犹太人，当然还有穆斯林并融合了许多西欧的影响，从法兰西、德意志到意大利和低地国家。西欧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中世纪时期西方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及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之间的相互交流，在推动欧洲文明方面起到了重要（或许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接触导致了艺术上的借鉴以及科学、医学、哲学知识的传播它们均有助于促进西方发生深远变化并最终促进了文艺复兴。衡量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接触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十字军”黎凡特的艺术和建筑毫无疑问展现出了不同文化融合的迹象，手稿插画或城堡设计的“十字军”风格却不能可靠地回溯至西方，任何欧洲范本都不是它们的唯一灵感来源。就其本质而言，文本性的知识传播更容易被追溯。海外之地在这个交流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在安条克进行的翻译工作），但其重要性依然略逊于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浩如烟海的抄写和翻译文本。我们最多可做出以下结论：十字军东征打开了一扇通往东方之门，但这绝不是唯一的接触之门。

十字军东征为拉丁欧洲带来的其他形式的改变更加有迹可循。实际上，大规模远征对法兰西、德意志等地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最终导致贵族的整个亲族中断、消失。统治阶级（尤其是君王）的缺席，可能会引发广泛的不稳定甚至政权更迭。骑士团的出现和它们的权力几乎蔓延到西方的每一个角落，对中世纪欧洲产生了明显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拉丁舞台上的后起之秀，上述骑士团拥有与既有世俗、教会权威一较短长的力量。十字军东征的普及提高了教廷的权威并重构了中世纪王权的实践。它还对新出现的骑士、骑士精神观念产生了影响。通过创造新的苦修形式，这些圣战也改变了宗教实践13世纪时，随着广泛的十字军宣传、誓言的放宽以及赎罪制度的完善，这一进程显著加快了。

在这一时期中，确实有更多的拉丁基督徒留在西方，而不是积极参与十字军运动或为圣地而战。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在1095—1291年，很少有欧洲人完全不受十字军东征的影响。无论是通过直接参与、缴税还是在社会中更广泛地确立一种共同的拉丁基督徒身份，他们都无法置身事外。

中世纪后期及现代早期的看法

在14至16世纪期间，由于欧洲仍在与其他穆斯林敌人交战（最著名的当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被部分神化了。一些被认为是核心人物的“英雄”受到了追捧。布永的戈弗雷和亚历山大大帝、奥古斯都等人一道位居“九贤”（Nine Worthies）之列,他们被誉为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人物。狮心王理查被作为一名传奇勇士国王得到歌颂，而萨拉丁则因其侠义之举和高风亮节广受赞誉。但丁在著名的《神曲》（1321）中描述了来世的概念，在其中，萨拉丁便出现在地狱第一层，这是为有德的异教徒保留的地带。

然而，随着1517年后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以及启蒙思想的诞生，欧洲神学家与学者们广泛重估了基督教历史。到了18世纪，十字军远征被归入了黑暗而不堪回首的中世纪过往。例如，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声称，这些圣战是宗教信仰所生的“野蛮狂热”的表现。同时，法国知识分子伏尔泰对十字军运动持总体批判态度，不过对某些特定个体还是表达了钦佩之情路易九世国王因其虔诚而受到了赞美，萨拉丁则被描述为“一个好人、英雄、哲人”。

相较而言，从中世纪晚期至现代早期，马穆鲁克与奥斯曼帝国治下的近东、中东伊斯兰世界很少对十字军远征表现出兴趣。大多数穆斯林似乎认为圣地之战与己基本无关，已属陈年旧事。的确，野蛮的法兰克人曾经入侵黎凡特并犯下许多暴行，但他们已遭受严惩并被击败了。伊斯兰教徒很自然地大获全胜，法兰克人入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选择这一时代的模范“英雄”人物方面，他们的倾向也与西方不同。萨拉丁甚少获得关注。相反，努尔丁的虔诚广受称道，而从15世纪起，拜巴尔在民间传说中颇受推崇。在这几个世纪中，似乎没有人觉得十字军的入侵激起了一场持久圣战，或者仍需对法兰克人的暴行实施某种程度的报复。

在长时间的不感兴趣之后，伊斯兰世界在19世纪中期开始对十字军东征表现出新的好奇。1865年前后，操阿拉伯语的叙利亚基督徒在翻译法语历史著作时，第一次用“十字架战争”取代了过去所用的“法兰克人之战”（the wars of the Ifranj）。1872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出版了第一部“现代”穆斯林的萨拉丁传记该书似乎是为了反驳最近译介至土耳其的优越感甚强的米肖的历史著作。威廉皇帝1898年对近东的造访可能正契合（甚至促进）了这种兴趣的高涨，第二年，埃及学者赛义德阿里哈里里（Sayyid‘Ali al-Hariri）撰写了第一部阿拉伯语的十字军史书，标题为《十字军战争的精彩记述》。哈里里在书中写道，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hamidⅡ，1876—1908年在位）近来试图将西方对穆斯林领土的侵占解读为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哈里里表示，苏丹“说得对，欧洲如今正以政治运动的形式对我们发动一场十字军运动”。大约在同一时期，穆斯林诗人艾哈迈德沙奎（Ahmad Shaqwi）写了一首诗，质问为何直到威廉皇帝提醒后伊斯兰世界才回忆起萨拉丁。

在随后几年中，从印度、土耳其到黎凡特的穆斯林开始谈论中世纪十字军入侵和现代西方入侵之间的相似性当然，这一类比在西方数十年来一直得到大力、热情的支持。1915年，耶路撒冷一所新开办的大学以萨拉丁命名，这体现了人们对苏丹作为穆斯林精神领袖的推崇。上述两个相关现象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下列事件而得到促进：英国、法国委任统治地在黎凡特的建立，据说艾伦比引用十字军东征的言论得到广泛报道，以及欧洲盛行历史类比。到了1934年，一位著名阿拉伯作家感叹道：“西方依旧在通过政治、经济帝国主义的形式对伊斯兰世界发动十字军东征。”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1948年联合国同意了以色列的建立（这是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实现），情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年10月，时事评论员阿卜杜拉拉蒂夫哈姆扎（‘Abd al-Latif Hamza）写道：“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在我们心中唤醒了对十字军东征的回忆。”从1948年起，伊斯兰世界越来越积极地重新审视了中世纪的圣地之战。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拥有悠久的以史为鉴的传统（可上溯至中世纪中期乃至更早时期）。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从近东到中东的学者、神学家与激进分子如今也开始精心做出他们自己的历史比对，并让十字军历史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本文摘录自《战争的试炼：十字军东征史》，[英]托马斯·阿斯布里奇 著，马千 译，后浪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