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指挥棒催生越来越多的奥数班、考级班，产生出互相攀比的学校评星定级，我们能不能多想想，孩子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吗？”丁鸣委员说，1968年，美国学者华莱士首次明确提出“生命教育”的思想并加以倡导和实践，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渐成潮流。日本于1989年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作为首先教育的目标进新的《教学大纲》，而国内的生命教育在学校几乎是空白。

　　“100个馒头被100个和尚吃了，其中大和尚1人吃3个馒头、小和尚3个人吃1个馒头，请问大和尚小和尚各几人？”丁鸣啼笑皆非地对记者说，他的孩子经常回家给他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奥数题，一些所谓聪明人的智力游戏，其实是一些过度重视技巧性的数字和逻辑的排列组合。他很惊讶：“你们到底在研究什么？”丁鸣感觉，目前中小学教育越来越偏重知识的传授，而与之相伴随的，对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文关怀、价值关怀则被偏置一旁。凡与升学无关的东西，学校可以不教，学生也可以不学。丁鸣忧心忡忡：“青少年普遍缺乏对生命科学系统理性的认识，对生命认识上的无知，往往会导致他们对生活、生命的错误态度。具体表现为，价值观念不清、生命观模糊、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等等，极端的表现为自杀或伤害他人生命。”

　　“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车展比艺术展多？电视节目中占据黄金档的，不是具有人文内涵的节目，而是些吵架撞车之类的所谓‘民生’新闻？”27日，吴建宁委员在分组讨论时也连连发问。他提高嗓门说：“如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片面追求收视率，丧失了人文关怀，丧失了城市美感，这个城市的代价是惨痛的。”

　　“经济发展中要拒绝高污染，我看文化环境里也应该拒绝高污染。”黄惇委员说，“我们应该在全社会大力营造绿色文化环境。如果翻开报纸，充斥着所谓女明星‘走光’的八卦新闻，这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决不是绿色的。”

　　“社会应该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多教孩子做些‘无用’的事，读些‘无用’的书。”黄蓓佳委员感慨地说，家长应鼓励孩子多做些公益服务，让孩子从小明白公益的内涵，这将是有健全人格人才必备的素养和精神财富。

　　“工匠和大师的区别，不是技巧性的，而是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的高下。一个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一定有对社会和宇宙的关照之心。”黄蓓佳说，“不要总给孩子看《十万个为什么》，人文类的书籍，会像种子一样，根植到孩子的内心深处，成为他们道德和意志品质的良师益友，受益终生。”

　　采访结束后，记者在想，GDP、CPI……我们的社会，很多数字化的发展被人们津津乐道，无上关怀，而人文的内涵，没有被提到应有的高度。一个国家的经济再怎样发展，如果不能在价值观上有所创树，它仍无法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社会的人文内涵，应该和GDP的数字一道增长，应该像地里的麦子，结实旺盛，应该像空气，无时不在。本报记者 沈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