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沈阳。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一栋栋灰色的楼房已显老态，旁边有老人指点说，这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原址，拆了厂盖的楼，如今这楼也有十来年的历史了。

　　22年前，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当时的外电报道称：“沈阳市实行企业破产规定，这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天荒的做法，它朝着打破‘大锅饭’迈进了新的一步”；“中国东北的沈阳城发生了‘地震’，‘超过八级的改革地震’。”    辽沈晚报记者 王晓倩

“一手推动”新中国第一家国企破产的韩耀先。

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后，原厂长石永阶（左一）看见工人领取救济金，心头百感交集。 （资料图片）

原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现成了居民楼。

　　发布会上工人戴着白纸花

　　若干年后，当韩耀先再回忆起那个烈日炎炎的上午时，最深刻的印象，竟只是一个“静”字。

　　那一天是1986年8月3日。沈阳市迎宾馆北苑会议厅。韩耀先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不出声，也不敢出声，会议厅里坐满了人，大多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工人，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戴着白纸花，神情肃穆。会议厅里安静得出奇，只有几十名记者照相机的咔嚓声音。

　　会议由时任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的周勇顺主持。满面严肃的该市工商局局长首先发言，他宣布了“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破产第一号通告”：根据《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以下简称《破产倒闭规定》），现决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收缴营业执照，取消银行账号。

　　短短200余字的通告读了不过3分钟，然而时间却像是停滞了一般。很长的一段时间，会场里没有人说话，在场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反复咀嚼着这个通告里每个句子、每个词汇、甚至是每个字的含义所在。没有几个人知道，“一手推动”新中国这个第一家公有制企业破产的人，就坐在人堆里——他就是韩耀先。

　　新闻发布会的后半段，各路媒体争相提问，现场一时人声鼎沸，热度堪比室外的高温。“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悲哀，看着这么个厂子真就让你给送上死路，心里的滋味，也不好受呀！”

　　2008年3月下旬，年近古稀，从沈阳市经贸委副主任职位上退下来的韩耀先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现在，韩被返聘为沈阳市企业兼并破产服务中心的主任，做的还是企业破产的活。

　　社会主义也能搞破产？

　　韩耀先和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缘分”得从1984年6月说起。彼时，他刚刚从该市汽车配件公司调任市集体经济办公室搞政策研究。一天，时任沈阳市市长李长春的一份批示送到了办公室。“你们拿出意见，这些经营不好，不能够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批示的背景是沈阳这个东北老工业重镇当时的惨淡光景——统计显示，1984年上半年，仅根据冶金、轻工、化工等11个工业局测算，就有43户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这本是一个应让人为之心焦的局面，但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下，工人、厂长都在混日子，企业没有任何竞争求发展的渴望。

　　“破产倒闭”，韩耀先反复思量这个词的意义，在其印象中，这个词总是和“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剥削”联系在一起的。他做梦也没想过，在社会主义的天空下，居然还要搞“破产倒闭”？！但他更没想到“拿意见”的任务落在他身上。“老韩，李市长的这个任务交给你，怎么样？”接到李长春批示的当天，集体办的王副主任对韩耀先说。

　　从那一刻开始，韩耀先的命运紧紧地与另一个人联系一起，他就是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石永阶。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始建于1966年，后几经变革于1983年改名为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上级任命石永阶为厂长，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厂长”带给石永阶的，没有多少荣誉，却几乎是一辈子的包袱。

　　多年后，石永阶回忆说，“防爆器械厂的名字，都是我给起的，工厂那时候干得热火朝天，1983年一年，厂子已经干出了起色。可1984年后，厂子三天两头换主管单位，我稀里糊涂被‘退休’了下来……”从此，石永阶就离开了这个工厂，再也没有去上班。随后，防爆器械厂每况愈下，截至1984年底，厂子连续亏损以及欠下大笔外债，欠债总额已高达48万元。

　　没报社敢登首部“破产法”

　　拟定这部“破产法规”之初，韩耀先大脑中总是浮现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时期，工厂纷纷倒闭、破产，职工饥寒交迫、公司老板跳楼自杀的场面……家里人听说他要搞这个“让企业破产的规定”，也纷纷摇头，妻子忧心忡忡地劝他，你在社会主义搞破产，要是再来了运动，第一个批倒的就是你！

　　最先想到的是“关、停、并、转”，“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不能倒闭，企业搞不好将来大门一关，职工分流，这是简单而又合乎人情的事。”自觉想法不错的韩耀先经过一番调研，40多条内容、3000余字的《破产倒闭规定》初稿出炉了。

　　谁知一星期后，初稿被毙。李长春在他的初稿上批了这样一段话：“企业倒闭是竞争中的破产，不是人为的关闭……此文件很重要，但现在的理论水平还不行！”

　　像是五雷轰顶，但却更像是醍醐灌顶，“竞争中的破产，不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而应是按照经济规律发展客观产生的必然现象，应用经济规律、经济杠杆去引导企业！”韩耀先再次下定了搞好这部法规的决心。

　　一个多月后，韩耀先形成了《关于沈阳市城市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以下简称破产倒闭规定）的完整意见。 1985年2月9日，李长春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破产倒闭规定》，并以沈阳市政府发（1985）24号文件下发，被人们称之为共和国首部“破产法”。

　　然而，面对这份已经成为政府文件的“破产规定”，却仍没有一家报社敢刊登。“我拿着文件走遍了沈阳的几大报社，人家一听‘破产’两个字，眼睛瞪得那么大！社会主义哪有破产企业！一个个头都摇得拨浪鼓似的。”韩耀先说，最后，这份“破产倒闭规定”还是以广告的形式发表在了《辽宁经济日报》上。

　　三张黄牌和一对花圈

　　《破产倒闭规定》出台后，沈阳市政府一方面想借此警醒当时的部分企业，一方面也意在实际的操作中考察这部法规的可操作性。

　　1985年7月，根据对全市企业的考察，工作组列出了一份包括了沈阳市11家资不抵债、长期亏损、难以扭转局面的备选名单，从这11家中，又最终确定了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市农机三厂、市五金铸造厂三家企业成为试点。

　　“选择其实还是有一定原则的，因为是第一次，谁也不敢预见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所以选了三家规模较小、亏损情况比较严重的集体企业试点，一旦弄不好，影响还能降至最低。”22年后，韩耀先直言。

　　“1985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在政府三楼会议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3家企业发布批产倒闭限期整改通告。通告的内容由我拟定，当时我想，这个通告，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份通告，那么该以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方式来显示它的重要性呢？我想到了足球场上的黄牌，黄牌就是警告的意思呀！”1985年的沈阳市政府，文件仍需油墨印刷的年代，韩耀先让工作人员把下发给每个企业的通告，用特殊的黄色油墨印成，很多人都对那次新闻发布会上三位厂长举着“黄牌”那颇富戏剧性的一幕记忆犹新，而“亮黄牌”的说法，由此而来。

　　一年的限期整改时间，五金铸造厂和农机三厂成功揭掉“黄牌”帽子，而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成了第一个破产企业。

　　1986年8月4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被宣告破产的第二天，韩耀先陪同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到防爆厂采访，他不敢说自己是谁，也不敢让记者表露身份。他看到，已经上了封条的厂门口，挂着两个小花圈，没有挽联，没有落款。工人们三五成群地围在厂门口，有的在哭，有的在骂。

　　三张黄牌、一对花圈，送走的是一个有着鲜明计划经济时期特色的防爆器械厂，却也同时给予了中国当时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一个可以决定生死的拐点。当年的12月31日，全国开始试行《破产法》，其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案。

　　“送葬队长”与再创业厂长

　　今年80高龄的石永阶，住在老厂旁边的老居民区里，沈阳市皇姑区崇山西路93号楼，“专心养老，不愿见人”。

　　1986年厂子破产以后，石永阶在家“猫了”整整半年。当时的外电报道，“石一病不起”，但是后来石永阶却说，他其实没病，或者说，没病得那么严重。工人都在一个院住着，一出门，就看着一张张沮丧的脸，指着石永阶骂他无能，骂他是败家厂长，把厂子整黄了。老石头都恨不能把自己埋进土里去。老伴也跟着急火攻心，一只眼睛都急瞎了。

　　在家憋了半年，他琢磨明白了，厂子倒了，人不能倒。他不甘心被别人称自己是“无能厂长”，从亲戚家里借了1400元钱，一个老钳工从家里给他凑了100元钱，带着这1500块钱，他跑到旧货市场买了一台车床，带领全家人再次干起了防爆,后又开起了豆腐坊。

　　石永阶的“二次创业”很成功，他现在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再创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更让石永阶高兴的是，当年厂子破产后曾经指着自己鼻子骂得工人，下岗猴子起了生意，经常开着高级轿车来他这儿买豆腐。

　　与石永阶的境遇大相径庭，韩耀先自此有了“送葬队长”的称谓。沈阳市后来成立经贸委，他任副主任，另一个实职就是沈阳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办公室主任。当时的沈阳市领导开他玩笑说，人家别的官员到企业去，是送喜，你一去，就是要破产，就是给人送葬呢，干脆叫你“送葬队长”得了！“送葬队长”的称谓，由此而来。

　　韩耀先也不生气，此时的沈阳，正在迎来体制改革后的第一轮企业破产高潮，而多年的经验累积后，人们对破产也有了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虽然，韩耀先仍会被一些情绪激动的破产企业职工“堵”到办公室里不让出来，但再开破产企业债权人大会时，韩耀先已经不需要再刻意掩饰自己的身份了。

　　随后十几年的工作里，经韩耀先“送走”的企业超过百家。每一次“送走”一家企业，他改革的念头就会更坚定一点。10年后，当沈阳市一家中型企业宣布破产时，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阵阵掌声。

　　■记者手记

　　没有死，哪有生

　　此前有人将韩耀先比做一尊罗汉，说他面目狰狞、心地慈悲。见到他前，我不懂，也难以想象。老人快七十岁了，电话里委婉地说，不想再接受采访了，也没做什么事。

　　恳切地说了再说，老人说，那好，你来吧。于是电话里细致地告知了去他办公室的路线，那份细心、亲切，全借着电话线传了过来。

　　见了面才发现，这就是一个干干净净、和蔼可亲的老人。他略有点胖，头发花白，手脚麻利，热情地给记者倒水。哪来的罗汉模样？问他，“韩老，有人说你是罗汉，您是不是到破产企业去的时候看起来才特别厉害啊？”他哈哈地笑了，一笑间更见慈祥，“哪呀！开始我去企业搞破产，都不敢说自己是干啥的，开破产债权人大会，我从来都是在旮旯里猫着，还敢厉害？”

　　然而那份凌厉的风范，还是在他一讲起企业破产的话题时，就尽显无余。“没有死，哪有生？”他的声调陡然提高，后来说，改革是一场战役，自己充当了这个先锋兵、敢死队，粉身碎骨的可能，也不是没想过。

　　22年了，他老了。多少还是有点不服老，“老石头（指石永阶）都80了，比我还老呢！”他和那些被他给过黄牌、搞破产的企业的领导，由“仇人”成了朋友，没事打个电话还常联系联系。22年，当年再怎么惊心动魄，也终究成了过眼云烟。

　　现在，韩耀先的案头放着新的《企业破产法》草案，他抽空总要看看，想想问题，“时代变了，企业破产绝不是我们当时做的那么简单，涉及的问题太多了！”他依然为之忧虑，只不过眼神已经不济，需要老花镜的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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