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苦读书 校园书香浓

　　1977年8月4日，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潘际銮参与了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参与讨论了恢复高考问题。今年5月21日，他在作客新浪回顾恢复高考时说，清华大学从1970年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当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政治可靠，只要地方一保送就收。学校中什么样的人都有，中学程度的也有，小学程度的文盲的都有，很多人是开后门进校的。清华大学学生的状况，是当时中国大学的代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学里的学习氛围可想而知。

　　南京大学在文革结束时，学校汇集了一大批学术泰斗。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在最艰难的岁月，就招揽了许多优秀人才。程千帆教授，就是他从武汉大学请来的。1977年，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也开始发愤读书。“1977年起，工农兵学员和以前相比刻苦得多。但随着77、78级进校，他们发现自己的求学精神，不过与77、78级相比，他们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秘书长高澎教授当年曾是77级物理系学生的辅导员，对那段岁月的那个特殊群体感佩不已。

　　“那时学习氛围特别好，大家几乎都是玩了命地读书。”因为自己的身份也是刚从学生转向老师，高澎对他们的“苦读”心生共鸣：“文革10年，错失了最黄金的读书期，这批学生进入学校后立即表现出对知识的极大渴求，图书馆里学生排长队，大教室里学生抢座位，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装进脑子里。总感觉自己底子薄，时间不够用。”他们的勤奋，感染了此前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也更加努力了。

　　“好多学生都有一个大书包。沉甸甸的，塞满了书，即使是一个壮小伙子，单肩背都吃不消，只好用手再托住。”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姚润皋是78级的一员。他说：“第一次上课是三小时。10多年了，大家多少有点不适应。此后，大家很快便融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77、78级学生已经成了那时良好学风的引领者。

　　带来朴素风 感染所有人

　　在高澎的印象中，77、78级学生“相当自觉，善于自己管理自己”。当时南大物理系本科有4个专业：无线电、声学、磁学、核物理。一个班二三十人，年龄却相差悬殊，最小的16岁，最大的30多岁。他们中许多人下乡插过队或在单位工作过，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显然在他们身上找不到这样的痕迹。或许正因之前的坎坷不平，才倍加珍惜后来的幸运。南大清贫的大学生活，回忆起来也是滋味无穷。

　　当时国家给每位大学生每月14.7元的补助，其中12.5元是饭菜票。高澎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斤饭1毛5分钱，一个学生中午一份饭、一份青菜烧猪油渣只要一毛多，晚上有的人就花几分钱买馒头稀饭，一个月就应付过去了。完全是现在“贫困生”的标准，但当时大伙都如此，亦不叫苦。

　　姚润皋回忆道：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大伙衣着朴素，色调单一，背黄帆布的书包，戴黄帽子，男学生经常是中山装或军装，且满校园找不到一个烫发的女学生。在匡亚明校长的支持下，学校偶尔举办周末舞会。那时学校不远处有个曙光电影院，大家偶尔看些反思文革的新电影，但看完后还是回到教室看书。

　　人才遍世界 谱写新辉煌

　　77、78级学生完成学业离开母校时，正是改革开放初、国家急需人才之际。高澎说：“他们在改革开放来临时，身怀强烈的使命感。”本想记录下那一个个响亮的名字，然而实在是不胜枚举：

　　历史系杨冬权，国家档案局局长。哲学系陈俊宏，《人民日报》副总编。中文系吴锦才，新华社副总编。经济学系邬书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哲学系周文彰，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地质系刘丛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杰出的数学家田刚、夏志宏现分别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西北大学，杨振宁先生曾盛赞他们是诸多留美学子中,“做得最出色的两位”。物理系的王江、肖刚、初大平等毕业后留学海外，现在分别是麻省理工大学、布朗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的教授，科研成果丰硕。而把青春热血奉献给母校南大的张大良、潘毅、童星、丁柏铨等等，为南大的声誉和学科地位的提升立下了汗马功劳。 朱晓华 王月清 张 琳

　　图为南大中文系学生深入现场采访民间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