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前后的一天，我正昏昏沉沉躺在长沙仁术医院的病床上，突然被一阵呼唤声惊醒。原来是我的父亲和姐姐从湘乡着人给我送钱来了，并交给我一封陈柏凉同志写给田波扬、柳宗淘等人的“绝命书”。陈柏凉同志是我的侄子，又是和我同时入党的，现在，他因被军阀打伤了肺，流血过多而死了。我含着眼泪读着他的“绝命书”。当读到：“……近日反动摧残益逼，吐血愈剧，知已无能为矣……”我不禁泪如雨下，觉得自己的心和伤口一样，抑制不住地剧疼起来。我抓紧信纸，狠命捶着床铺，悲愤地想道：“同志们一个个在反革命的摧残下倒下去了，我却躺在这倒霉的医院里，置身于斗争之外……”。
　　我不由得又回忆起这几个月来那些动乱的日子。
　　五月二十二日清晨，湘乡电讯局传来了“马日事变”的消息。这消息象一个晴天霹雳，震动了这座位于长(沙)邵(阳)公路线上的县城。这时我在湘乡县总工会当委员长，接到消息后一时拿不出应变办法。我正焦急地期待着党的指示，县总工会的秘书长王振学同志跑来告诉我：中共湘乡地方(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召集党的县级干部紧急会议。我就去了。会上中共湘乡地方代书记杨次麟同志证实了许克祥反共的消息，并且告诉我们，有一个在长沙国民党党校学习的党员黄同志昨晚从长沙逃出带来消息：许克祥手下的营长罗兴已经带领一营叛军沿长邵公路进到了湘乡的邻县湘潭；沿路收缴工农枪械，势将进攻湘乡。这次会议就是要迅速决定对策。会场顷刻静下来，静得连呼吸都能听得到。形势很明显，它要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回答：是逃避、妥协呢，还是挺身战斗坚持革命?我们决不能妥协!于是我提出自己的意见：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的武器拖上山去，和叛军战斗。经过讨论，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一支武装，与叛军对抗；并注意不要让右派混进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由我去组织。
　　我带着党的决定，回到了县城总工会。这时城内店铺家家关门闭户，整个县城沉浸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中，完全不是当初北伐军挥戈北来时街头巷尾高放喜炮的气氛了。我刚走进屋里，值班的女纠察队员王常仙就气愤地告诉我：“纠察队长周略明说是母亲病急，请假下乡去了，还说衣服被子要洗换，也带走了!”我真没想到他竟会在这样的时候逃之天天，没好气地回答：“不用说了，这明明是逃跑!”我正想和王振学同志商量，县长姚彦文、县农协代委员长曾策也进来了。我先问姚县长：“你的意见怎样?”这个党外人士显然被眼前的情势吓坏了。他说：“我看要以救人民性命为重，干戈是动不得的。”再问曾策，谁知这个共产党员这会也滑头起来，说：“县农协委员长是谭天民，我是代理一天算一天；我早不想干这差事了。”听了这话王振学当时就骂了他们一顿。我也不禁感到十分痛苦：“我们的队伍在动摇呵!”
　　但是党的决议还是得到了广大革命者的拥护，各处大会小会讨论起武装讨贼的事。党指定各处坚定的党员登记了积极拥护组织武装的人，也记下了右派和有动摇倾向的人的名字。不几天，一支回答白色恐怖的武装组成，由各区来的四十几个男女青年纠察队员悄悄背上了破旧的枪枝，在柳树铺集中了。中共湘乡地方给这支武装命名为；“湘乡讨蒋纵队”，命令我为纵队长，过去当过连长的五区农协委员长彭泽霖任前敌总指挥。对这个任命我感到有些惶惑。我自一九二三年以来一直作党的组织工作和工会工作，现在却要领着部队去冲锋陷阵了，对这我是一窍不通的。但我想起一九二三年七月我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宣誓的时候，主持宣誓的薛世纶同志手扬着“C．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称)的红旗，向我们说：“在今天国内外的形势下，我们参加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好，共产党员也好，不一定能看得到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只有牺牲自己的血肉，才能换取革命的胜利。”想到这里，自己觉得增添了不少勇气。
　　“蒋贼叛变革命，工农武装讨贼，扫荡敌寇堡垒，光华直贯日月。”我当众宣读了这草草起成的告示，然后向大家说：“军阀手中铁，工农头上血。现在到了我们工人兄弟为革命牺牲的时候了，我们要抱定必死的决心去战斗!……”随即我们与农协武装会合，上了雷子山。
　　罗兴的一营叛军来了，我们就在雷子山上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我们顽强战斗了三天，第三天的夜晚，我们的步哨被敌人摸到跟前，用湿洗澡巾套住头颈活捉去了，敌人偷偷摸上山头，把我们的队伍冲乱了。在这一场混战里，我背上负了重伤。我们只好忍痛撤出了战斗。战斗失败了。同志们弄来了一张竹床，抬着我，昼行夜宿，绕道宁乡道陵，抬到了长沙，将我化名彭义，伪称跌伤，送进了仁术医院。这时正是炎热季节伤口已经生蛆了，我不时陷入昏迷状态中。
　　在这里休养了些日子，伤口虽见好转，但我却和那激烈的斗争隔绝了。

　　　　　　　　　　                                到南昌去

　　一天，省委振邓兆康同志来看我。他现在一个纱厂里，从未作过显著工作，来这里比较方便。我就把陈柏凉同志的绝命书交给他，请他代转田波扬同志。他接过信呆呆地看着，抖动着嘴唇，半晌才说出来：“田波扬同志他……他也被反革命杀害了。”接着，他又告诉我，我入党的介绍人龚际飞也已就义了。何键的反动军队正在长沙满城抄杀，连十三、四岁的童子团员也惨遭杀害。男童被割下生殖器，女童被杀死后，在下身插上木板，写上“共产种子”，然后交给孩子的父母。长沙市小西门半乡街罗祥泰商号隔壁有一姓张的妇女，从十六岁起守寡，靠洗衣抚养着一个孤儿，灭绝人性的何键匪徒也以童子团员的罪名，杀死了这个孩子。当那孤苦的母亲接到孩子的被割下的生殖器的时候，顿时哭不成声，吊颈自杀了。……
　　这些反革命罪行，真是惨不忍闻。我于是追问道：“现在我们领导的态度怎样?”邓兆康气愤地说：陈独秀下了通知，叫我们忍耐，退让，制止工农暴动。我一听再也按不住心头的激动：“现在快要被人杀光了，还退让，退让，要退让到何时?为什么不让拿起武器跟反革命干!”邓兆康大概是想安慰我，想叫我好好养伤，就把话岔开说：“眼前反动派大概还不敢派人来仁术医院检查(因为仁术医院是外国人办的)。”这时和邓兆康一起来的一位纱厂的工人李本刚同志说：“我父亲要我回江西暂避风雨，长沙虽好，但不是久住之家。”我这些日子正在发急，也不愿意再在医院呆下去，便问邓兆康：“现在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吗?我们能不能搞到武装?”邓兆康思索了一会说道：“现在省里不好搞，湘乡你也不能去了，湘乡团防局正在通缉你。听说南昌有一位朱德同志，他那里也许有点办法。”并且告诉我，前些时，原在他们纱厂的周介秋同志从南昌军官教育团来了信，说他在那里已加入我们党了，他听他入党的介绍人邵同志说过他们的校长朱德也是党员。我一想，眼下自己也无办法，就说：“不管怎样，到南昌去总还有点希望，我们一同去找周介秋好不好?”李本刚表示同意。我们就请邓兆康到省委去为我们弄介绍信。
　　 大概隔了一两天，李本刚从邓兆康那里拿来了介韶信，说：省委同意我们去南昌。我问：“怎样去法?”李本刚说：“现在反革命搜查得很厉害，我们沿途得隐蔽些。我父亲在李‘四怡堂’药铺作事，我对药材也懂得点，我们就扮成药材商人去吧。”我们就这样商妥了。
　　七月十六日，李本刚从李“四怡堂”弄来一份贩药材的清单揣在身上，我们两人扮成药材老板，离开医院从长沙出发了；并找到一个从株洲贩棉花的葛正街老板同走，以作掩护。
　　在监狱里　大约七月二十日左右，我们晓夜兼程，渡过赣江，到达了南昌。这时南昌城也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车站、码头上，反动的宪警逐个地搜查着到站、到岸的行人，时而有带着长条形写着“北伐革命军第三军军法处”符号的检查队人员，突然撞入旅社搜抄，接着带走一串被捕的人；有的当场就被在街头处决。我们一到南昌就听到了各种骇人听闻的传说，有一个外路来的旅客，身带了一把剃头刀，被检查人员查了出来，就马上将这旅客就地处决了。
　　我们按照周介秋约定的地址，小心地找到了洗马池大街的“新发旅社”。旅社老板把我们引上了楼，我们走到西楼第五号房间，一开门，就看到周介秋在那里。我们看着他，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好象孩子在迷途中突然见到了自己的父兄似的；但是在这复杂的地方，有谁能断定这里没反革命的耳目，也许我们之间有谁早已被反革命的侦缉人员盯踪了。为了不牵累同志，我们当时也不敢招呼，只是互相瞥了一眼示意。旅社老板把我们安置在周介秋住房对面房间西楼八号住下。我们和周介秋象同车同船的人一样，装着由闲扯拉话慢慢熟识起来。
　　在一次饭后，周介秋来到了我们的房间，老远就喊：“彭老板吃过饭了吗?”说着，他眼睛一梭，看到外面无人，就把门一掩，低声问我们：“湖南怎样了?”我们交过介绍信，谈了谈湖南情况，就急急问他：“南昌有办法吗?听说朱德是……”“嘘……”周介秋压低了声音说道：“现在我们军官教育团好象也要分共，我们朱德校长当然不会妥协。”又说：“贺龙的部队就要开来南昌，那里也许有些人会搞起来。”我们听了不禁心里一亮，接着又装闲扯：“你老板今日出不出去跑生意呀!……”胡乱寒暄了一气，周介秋就走了。
　　在旅馆住了大约三天左右，在一天薄暮时分，突然有几个国民党党校的学生与三军的侦缉人员撞入了我们的旅馆，端着枪直喊：“不许动，不许动!”接着不问青红皂白，挨房间翻箱倒柜地搜查。我们看见从对面房间带走了周介秋，接着又有人撞进了我们的房间，也不顾我们再三说明，径自搜查，什么也没搜出，还是将我们捆了起来带走。大约走过了贡院皇殿，就到了三军军法处，将我们投入了监狱。
　　我们踏进监狱，自量这次必死无疑了。我心想：可能朱培德怕贺龙部队来南昌，就先对我们地下党来了这一毒手。我俩故意大声说：“真冤枉，到江西采买药材也犯了法!”“为什么看了我们买药材的清单还把我们押起来?”周介秋也在暗示给我们：“我搞革命坐班房死了也就罢了，你们两位老板被弄到这里来可着实冤枉。”我定神往周围一看，这监狱里一共有二十多人，从我们“新发旅社”捕来了七个人，也都关在这里，有个同周介秋很密切的洪申也在这里。
　　隔了好久，狱吏传令洪申过堂，这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不多时洪申回来了，大家的目光都盯着他，见他却脸无愁色，很安静地坐下来。他大概已经从周介秋那里肯定了我是共产党员，就凑在我旁边：“关系不大了，军法官姓郭，和我一起在党内开过会呢。”这时我也若有所悟：“党一定在暗地援救我们，不然，为什么把我们这些共产党’员都关在一起呢?”不觉心里有些松快。
　　到了七月三十一日傍晚，这个谜终于解开了。狱门一开，来了一个戴着一付墨镜的人。我听洪申说过郭军法官是戴墨镜的，一见就猜这准是他；大家也都一齐看着他。郭军法官四下打量了一下，说话了：“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行动起来。今天晚上七点钟，大家就要离开这里了，到子固路一家豆腐店里去接受任务。”他特地嘱咐：“出狱的时间不宜过早，也不能迟；早了暴露目标，迟了街上戒严。”七点正，我们就一个个离开了监狱，往子固路豆腐店去了。

　　　　　　　　　　                          振奋人心的日子

　　我们到了豆腐店，这里已经为我们准备了许多套国民革命军的军衣。有一位在这儿负责的同志就告诉大家：“能够拿枪的就穿上军衣，跟我走；不能拿枪的、有病的，就请在这儿等待，那里也不要去。”我当时背上的伤尚未好，周介秋同志就叫我留下，还有一个姓胡的同志也留下了。我们两个就穿着单长袍躺在豆腐店里。
　　到了半夜时分，开始响起了阵阵的枪声，有零碎的射击声；也有连续不断的机关枪声，满城犹如鸣起了除夕的鞭炮，一共延续了两三个小时。我们一听枪炮声知道是起义了，喜得爬起来挤着眼从门缝里往街上看。街上已经戒严了，没有一个行人，偶尔传出来“不准通行”的呼声。
　　我们兴奋得一夜未睡，期待着这一夜枪声的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周介秋就急急跑来告诉我：“起义成功了，现在到我们的总部去吧。”我一听起义成功了，真想跳起来，但是背上伤口的疼痛又将我按下去了。周介秋就扶着我往总部走。他告诉我说，这次起义非常顺利。昨夜听得最近的枪声就是二十军部队在圣公会鼓楼用机关枪扫射朱培德的反动武装，很快将朱培德的第三军几千人都缴了械。当我们的队伍冲到朱培德的公馆楼上的时候，屋里电灯还亮着哩，还有好几支手枪都没来得及带走。这时，右臂带着白袖章，颈上带着红布作的领带的起义士兵，不时在街头出现，从我们身旁走过，虽然不相识，可是彼此都非常亲热。铺家照常营业。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张贴在街上，每一处都围着一堆堆人在观看。我们不便往里挤，继续往总部走去。
　　周介秋把我扶到了总部，不一会就听到哨音，喊“集合”。穿着各色各样衣服的人都集中到院子里来了。台阶上站着好几个首长模样的人。有一个带着江浙口音的人，站在台阶上向我们讲话，他向大家宣布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以后，接着又说：“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归革命委员会领导了……”大家听了都欢腾起来。
　　我向同志们打听：“这讲话的是谁?”
　　他们说：“这就是周恩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