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次见到贺龙元帅，是在1937年，当时我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给程子华部长当勤务员，住在山西省离石县马茂庄村。

　　一天早晨，我正帮程子华穿衣服（程子华在战斗中双手致残），他问我：悟尘（我当时的名字——笔者注），你听说过贺龙吗？我顺口回答：听说过。他笑着说：今天你就能见到贺龙了，并嘱咐我把周平副支队长从太原前线带回来的战利品“日本罐头”打开几个给首长们品尝。

　　早饭后我正在扫院子，忽听有马蹄声，十几位军人跳下马来，走进院子，为首的是一位留着八字胡、手提红缨马鞭的首长。他边走边喊：“子华！子华！”程子华很快走到院里迎接客人走进窑洞。后来得知，同来的除贺龙外，还有八路军一二O师关向应政委、萧克副师长、周士第参谋长、甘泗淇主任。我把随行人员领进我住的窑洞，立即烧水。当我把茶水和打开的罐头端到首长们面前时，贺龙摸着我的头，问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当我回答刚满12岁时，他笑着拉着我的手说，给我当儿子吧！

　　从那天起，他就记住了我这个“小鬼”，每次见面，都格外亲热地问长问短、关怀备至。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去延安路上累死四匹马

　　1938年8月中旬，我随程子华骑马离开岢岚县，太阳落山前赶了120里路就到了岚县八路军一二O师师部。几天前，彭真也从晋察冀边区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来到了岚县。一二O师首长研究如何去延安开会，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一行20多匹快马，离开岚县向黄河边进发。贺龙骑一匹铁青马，手持红缨子马鞭，端坐在马背上，大笑着说：“来，咱们今天比一比，看谁的马跑得快！”随即命令警卫员把程子华扶上马，又叫司令部副官处杨虎臣副官把我抱上马，他关心地对我说：“悟尘！你要当心啊！”说实在的，我也担心从马上掉下来，可我当时并没示弱，说了句“没事”。贺龙说着把马鞭子一扬，两脚轻轻一碰，铁青马飞奔而去。彭真、关向应、萧克、程子华以及我们这些随从人员紧紧追赶上去。赶到兴县时，太阳快落山了。首长们3个小时跑了180里路，晚上，说说笑笑都很快进入了梦乡。谁料，第二天才知道，累死了四匹战马。关向应叹息着说：“它跟随我爬雪山、过草地，征战多年，是立了大功的，谁知道把它累死了。”贺龙见我走路一拐一拐的，两条腿成了“罗圈腿”，心痛地问我：“悟尘，痛吗？”我默默地点点头，没有哭。他鼓励我过几天就会好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六届六中全会。按规定随从人员都应该留在城里，会场安全工作和服务工作由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但因为程子华生活不能自理，破例批准我跟随程子华住进会场。

　　会场设在延安城东十里铺、清凉山下的桥儿沟天主教堂，会议代表大都住在这里。毛主席住城里，有时骑马有时坐车来参加会议。王明、博古、林伯渠等住院里的小平房，一人一间。其他首长住天主教堂内小格子房中，房门上挂着小木牌。我记得第一间写着朱德、彭德怀；有一间写着贺龙、关向应、萧克；彭真、杨尚昆、冯文彬和程子华四人住一间，睡的是三条腿木架支起来的单人木板床，铺着白布褥子和白床单，被子、枕头是自带的，其实枕头就是包首长衣服等物的小包袱。每天集体用餐，几天改善一次生活，从未超过四菜一汤。

　　朱德、贺龙喜欢运动，晚饭后，他们经常叫我抱着篮球、拿着哨子到简易篮球场。贺龙喜欢当裁判，吹着哨子跑来跑去，不时下达命令：“悟尘，快把篮球捡回来！”彭真、程子华站在一旁观战、助威，不时哈哈大笑。晚上，曾放过电影，是黑白、无声影片，主要是苏联的《夏伯阳》、《列宁在一九一八》等。放映时，有人站在放映机旁现场翻译。看完电影后，贺龙、彭真、程子华常给我讲解电影的情节，使我知道了不少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故事。

　　会议期间，周恩来副主席坐飞机到武汉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程子华曾带我随朱德、彭德怀、邓小平、贺龙、关向应、徐海东诸首长到飞机场为周恩来送行。贺龙问我：悟尘，你见过飞机吗？我说：没有。他说：你今天好好看一看，这是美国援华队的飞机。

　　会议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八路军留守处居住。不久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城，当晚毛主席和中央机关就搬出延安城。我随首长们骑马东渡黄河，回到前方一二O师师部。

　　战斗在晋察冀

　　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调程子华到冀中担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决定贺龙率一二O师主力4000余人挺进冀中。临行前贺龙问我：我和程子华都到冀中去，你愿意去吗？我明确表示：首长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他说：那好，跟我们到冀中去。

　　1939年4月，河间县之敌向我军进犯，贺龙亲临前线指挥，歼敌700余人，这就是威震冀中平原的齐会大战。战斗中敌人施放毒气，贺龙中毒，正巧白求恩大夫也在冀中，前去为其治疗。我随程子华带着慰问团前去慰问一二O师部队，看望贺龙，他见我流泪，拉着我说：老子还没有死，不要哭！程子华对他说要送我到一二O师教导团学习，他表示赞同，并对我说：去了好好地学习，有机会我去看你。很快我就到了一二O师教导团参谋训练队学习。

　　1939年9月间，驻石家庄之敌1500多人，进犯陈庄，企图摧毁我晋察冀军区后方机关、学校。我当地驻军、学校师生英勇阻击，掩护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安全转移。当时我们参谋训练队住在陈庄以东大夫庄村，我们班住大夫庄北侧高地。

　　这时，贺龙率部队从冀中平原回师晋西北反击阎锡山对我军的进攻，部队刚通过平汉铁路，到达唐县一带。得知敌人进攻陈庄，贺龙当即命令张宗逊旅长率部急行军赶到陈庄，将来犯之敌团团包围，展开激战。

　　张宗逊选中了我们班这块高地，作为指挥所观察敌我阵地。这天上午贺龙、关向应、周士第来到指挥所，刚听了张宗逊报告敌我态势，敌机飞临上空。我们正为首长们的安全担心，忽然看见敌机投掷许多降落伞，飘飘扬扬地落在敌我阵地上。贺龙当即对张宗逊说，敌已弹尽粮绝，立即发起总攻。张宗逊抓起电话，下达总攻命令，各个山头响起了机枪、火炮、手榴弹、冲锋号声。经过六天六夜的激烈战斗，歼敌1000余人。这就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陈庄大战。

　　陈庄大战结束后，部队准备撤退时，贺龙叫我过去，拉着我手对我说：“悟尘呀，我马上带教导团回山西去了，你还是回到子华同志那里去吧，他需要你。”我说：“是！”他回过头来对周士第说：“老周，明天派骑兵把悟尘送回冀中军区。”

　　第二天，我通过平汉铁路，回到了冀中军区。

　　进军大西南

　　1948年我军各个战场捷报频传，急需大批干部。贺龙命令我所在的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步兵党校和贺龙中学到山西临汾合并组建西北军政大学，他兼校长。当我们东渡黄河到达临汾时，他百忙中亲自选定了校址——临汾北营盘，明确建校方针。党校门口挂起了西北军大和贺龙中学两块牌子，年龄小、文化低的入贺龙中学；年龄大、文化高的入西北军大，很快就招生1000余名。

　　1949年5月23日，西安解放刚刚三天，西北军大第二期学生刚刚举行开学典礼，贺龙就电令迁移西安。我随钟师统副校长等60余人乘车连夜赶到西安。贺龙指示西北军大校址设在西安王曲原国民党黄埔分校旧址，当我们先遣分队乘车赶到王曲时，敌人刚刚逃跑，各种教具、地图扔得满地都是。

　　1949年11月初，贺龙亲临西北军大，看到学生近万人在大操场欢迎他，非常高兴。他登上讲台，号召大家响应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当场宣布全体学生提前毕业，向大西北、大西南、向全国大进军。

　　当我送贺龙上车时，他对我说：我马上率部队进军成都，你也来吧。我说学校已决定我到西北军大南进支队司令部任参谋，负责组织第一批400余师生南下。他高兴地和我握手告别。

　　1952年在西南军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贺龙坐在主席台上，看见我在下面。休会时他从台上走下来，一把抓住我的手，高兴地问我：你都穿上呢子衣服了，当什么官了？我回答说：我在司令部军务处任兵员科长。他很满意，对我说他要到北京工作了，让我在大西南好好干，有机会去北京看他！我依依不舍，向贺龙敬了个军礼。不久，我赴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调南京总高级步校当教员。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见到贺龙，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     李 克

　　贺龙：中国湖南桑植县人，1896年3月22日出生。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重要领导人。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曾任讨袁护国军总指挥。1927年8月1日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中共长征至延安，抗日战争中曾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建国后，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