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海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有人向中国的有关部门传来了一条消息——海湾美军陆战队中正流传着一本《孙子兵法》。这消息引起了军事学术界的关注。也让各国的军事指挥机关感到惊奇。经过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传在美军中的《孙子兵法》，原来是《孙子兵法概论》，封面上印着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陶汉章。

　　笔者在京郊的红山口找到了这位老将军。陶汉章将军指指桌上的刘伯承的照片，“应该说,这本书有他的心血。”陶汉章说,“还是五十年代的时候,刘帅在南京军事学院当院长,我在那里搞教学。有一天刘帅对我说,现在讲战役学,都是苏联的东西,学员反映听不懂,你能不能讲一讲孙子兵法？”之后，就有了他写《孙子兵法概论》的基本框架。

　　这本书在一九八五年出版,在以后五年的时间里,共印了五次,发行十几万册,在当时的军事学术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把它译成了英文,在美国纽约的史特林公司出版。海湾战争爆发前,有人向美国国防部推荐,他们购买了一百本书, 发给参战的高级将领。紧接着,美国军事书籍俱乐部和星条旗出版社,又购了一批书,推荐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于是,这本书就在那里流行了起来。陶汉章也因此而名声大震。

　　美国国会高级顾问布尔基斯金给陶汉章的信中说：“我读了你的书,不仅我一个人受益,我相信所有读了这本书的人都会受益。”

　　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州务卿派员专门找到了在广州休息的陶汉章,授予他亚拉巴马州荣誉州务卿的称号。

　　花纸张写就第一本“著作”

　　从江西进贤县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陶汉章没有什么更特别的经历。十几岁时，他到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官学校”读书。1933年，陶汉章参加了吉鸿昌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因反蒋失败，军人各奔东西,他听说老家江西有红军,就回到了南昌。

　　有一天,陶汉章翻报纸,看到上面说在新余县有共匪活动,就决定到那里去找一找。

　　他有一个侄子在新余县当副县长。听说他从抗日前线回来，就请他到新余县作报告。在那里，他住了三天，听侄子的佣人讲，江那边就是红军，这里是一半红一半白。于是，陶汉章想方设法坐上了回城的一艘小船。

　　当船行至罗坊镇时，陶汉章对船老板说：“这里有我的一个同学，我要去看看。如果等到十二点不见我回来，你就可以走了。”

　　上了岸，陶汉章一路向南走，问了几个人，人家警惕性都很高。又饿又累时，前面来了个老人，陶汉章问他：“能不能带我去找红军？”老人打量了半天，说：“你先在这里歇会儿，我给你找找看。”

　　不一会儿，来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中年人。他问陶汉章：“你为什么要找红军？”

　　“我想参加革命。”

　　那人也不多问什么，就带陶汉章往山里走。到了苏维埃区,他们又和上级联系。很快得到答复,叫把陶汉章送到永新县去——他就这样参加了红军, 成了红六军团的一员。

　　陶汉章见到的第一个领导人是任弼时。听说他从冯玉祥的军官学校出来,有些文化,就把他留在了机关。陶汉章不想当政治干部,想当军事干部。谁知军事干部没有当成,却在红军学校当起了教官。而当教官就要有教材,那时谁给红军提供教材呀？

　　“还不是靠自己干! ”回忆起那时候的日子,陶汉章很是兴奋。“根据当时干部的特点,我拟了一个讲课提纲,叫军事问答一百题。一边总结,一边教课。后来就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江西的条件相当艰苦,红军吃盐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用的纸了。当陶汉章的《军事问答一百题》写好后,却没有纸张印刷。他就和同事们到外面去找。找回来的纸有红的,有绿的,也有花的，也有一面写了字的。

　　陶汉章就是用这样的纸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书。

　　稿酬竟是一捆邮票

　　1936年，19岁的陶汉章调到了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他任学校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找到当时的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交给他一封信。

　　信是从重庆寄来的，署名是三联书店邹韬奋。信中说，希望能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

　　韦国清把陶汉章找来，说：“你正在教军事课，这本书就由你来写吧。”

　　但是，要写一本书绝非易事。红军打游击虽然有经验，但这些实践经验要经过提炼概括才能写成书。陶汉章连续干了几个昼夜，拟出了写作题纲，征求了一下意见, 寄到重庆的三联书店。对方很快给予了答复，并且说，写完一章寄一章来。

　　陶汉章自己打草稿，自己画图表，自己誊写，自己校对。一连干了三个月，从五台写到榆次，再写到交城、文水，最后在古城洪洞完成了这部１７万字的学术著作。

　　为了使这部书更加完整，书后附录了我军四位高级将领的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应用》、萧克的《论平地游击战》、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

　　大约一个月后，陶汉章收到了重庆寄来的十分奇特的稿酬——一大捆邮票。说来也不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之间惟有邮票是可以通用的。邮票可以当作货币使用。

　　拿了稿费，战友们要他请客。陶汉章揣着邮票到了洛川城，小馆子老板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临走时掏出一卷邮票付账，战友们哈哈大笑。稿费收了，客也请了，就是没见到自己出的书是什么模样。后来，战事繁忙，他也没顾上去找这本书。直到1994年，他才第一次看到这本书。

　　借调出一本书来

　　解放战争进行到１９４７年，战略决战就要开始了,在晋察冀军区三纵当参谋长的陶汉章像许多将领一样,正渴望着在这场活剧中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这正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时候啊!谁知命运没有能使他成为一个战功显赫的将军,倒使他向成为一军事理论家迈进了一步。

　　有一天，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找到他，说：“我们急需参谋人才，想搞一个高级参谋班，想让你去做这个事情。”陶汉章不愿意离开，就对罗瑞卿说：“让我考虑考虑。”

　　不久，部队进行整训，罗瑞卿又来找他。陶汉章说：“请你和杨成武同志讲一讲。如果他同意，我就去。”

　　罗瑞卿找到杨成武。杨成武不愿意让他走,就说：“罗副政委，你能不能写个条子，借陶汉章半年？”

　　罗瑞卿说：“那就借半年吧。”说着掏出笔，真写了个借条。杨成武这才放了行。于是，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也正是在教书的过程中,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本书的创作,也就有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本《参谋工作》。这本书在参谋训练班上当教材以后,还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

　　这时陶汉章已经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华北军大专门召开了这本书的奖励大会,军区党委给了表彰,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了嘉奖令。同时,还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奖金。“奖励陶汉章三百元! ”

　　那时的三百元可不是现在的三百元,当时干部的每月津贴只有四元啊! 教育长谭家述说：“老陶, 我们要吃你的大户! ”

　　于是,找了一个休息日,陶汉章自己驾车把当时正在华北军大休息的朱老总、叶剑英、朱良才等同志拉上,开到了石家庄的“状元坊”——这里的掌勺师傅是他派到石家庄的老关系户,菜烧得好,这里也安全。人们说,要喝茅台酒,朱老总却说：“今天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状元红! ”这在战争间隙里也是难得的一聚。             毕 季

　　陶汉章：江西省进贤县人。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湘赣军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教员、主任教员，湘鄂川黔军区红军学校第六分校教务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教员、支队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军教科科长、训练部副部长、平西军分区参谋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野战军参谋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广州军区参谋长、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