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走了。在同癌症顽强抗争了整整一年之后，于2004年3月12日的16时50分过早地结束了她还不足五十二岁的人生。

　　妹妹是我们家的“解放牌”，出生于1952年的8月，是唯一在解放后出生的，比大姐小十八岁、比我小十二岁，最接近她的、我的弟弟也比她大六岁，而那一年母亲已经四十二岁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是全家的宠儿，父母视如掌上明珠，兄弟姐妹也都呵护着她。然而，自从1965年3月父亲过早地去世之后，她便开始自己闯人生。那时，我在北京上大学，还没有毕业，她的小哥也在外地上学，“文革”中姐姐一家又下放农村，只有她和母亲生活在南京，相依为命。

　　妹妹的个性开朗，像个男孩子，自称是个“粗线条”。或许正是她的这种个性，让她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1970年，她被分配到一个矿山工作。她毫不犹豫地去了。那时，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在矿山上跑上跑下，真为她担心哪。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听说她因为跳车扭伤了脚，心里好不舒服，便说，“要不然咱们想办法换个地方吧？”她却说，“哥哥不是经常教育我要经风雨见世面吗？这不正是个好机会嘛。”她这话倒叫我无言以对。

　　妹妹这一代人，由于十年动乱，没有机会好好读书，我又在外地工作，没有办法帮助她，只好利用她给我写信的机会，将她的来信当作作文，一字一句地修改，然后再同我的回信一起寄给她。妹妹是个爱学习的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业余大学，可是，那时她已经有了孩子，既有工作的负担、又有家庭的负担，学习起来无疑是很不易的。有时难免会误课，她便在晚上加班。妈妈看到她这样辛苦，便跟我说，你能不能抽空帮妹妹补补课。那时我已回到南京工作。我同她约定，每天中午到她家补课。《古汉语》是她感到最困难的，我帮她整整补了半年。这门课结业考试的那天，她回来有点不安，对我说，“哥哥，我跟同学对答案，他们跟我不一样。”我说，只要你按照平时学的去做就没问题。后来考试成绩出来了，她特别打电话给我说：“哥哥，我的《古汉语》考了82分，好多人不及格呐。多亏你帮我补课了。”那兴奋的声音就像个孩子。可是，我拿着电话几乎要流下泪来，因为我知道，她为此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怎样的代价。

　　妹妹对我既敬重又信任。她跟别人说，“我十三岁就没了父亲，我大哥哥就像父亲一样爱护我，有什么大事都请他给我做主，真是‘长兄如父’呢。”然而她却不知道，在我的心里，有一件事却始终令我不安，总觉得欠她的。

　　那还是1968年春天，我刚刚分配到山西工作。妹妹给我一封信，说知道哥哥正式工作了，妈妈和我都很高兴。信的最后说，我的许多同学都有红毛衣，我也很喜欢红毛衣，不知道哥哥能不能给我买一件。那时，我年轻，思想也特“革命”，看到这里，心里便很不高兴，立刻给她写了封信，说了一通艰苦奋斗的革命道理，并且说，不要说我刚刚工作，工资不多，不能给你买毛衣，就是我有条件，也不能满足你的这种跟同学比吃穿的心理。后来妹妹回信，认真检讨了自己与同学比吃穿的“错误”，表示一定听哥哥的话，艰苦奋斗，好好学习。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一想到这件往事就觉得心里不安，总觉得自己对妹妹太苛严了，太不近人情了。自从妹妹生病以后，我的心里更加不安。今年春节以后的一天下午，我对老伴说，你尽快帮我买件红毛衣送给妹妹。老伴疑惑地望着我，不知道我什么意思。我只好对她说，“我这辈子，不欠妹妹什么，就欠她一件红毛衣。”老伴看我痛苦的样子，便急忙答应我说，“好，我明天就去办”。当我把一件崭新的红毛衣拿给妹妹时，她病弱的脸上闪烁出难得的喜悦来，说，“还是哥哥知道我的心，我就喜欢红毛衣。”我说，“春天到了，给你买件新毛衣好换季。”我的心里却在说，“好妹妹，哥哥欠你这件红毛衣已经很久很久了。”那一天，妹妹拉着我的手说了好多话。当她说到“哥哥，我这辈子，遇到什么大事都是你给我做主，下辈子，我们还做兄妹好吗”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泪来，连声说“好，好，我们还做兄妹！”

　　如今，妹妹已经走了，带着我的红毛衣去了，但愿她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切都好。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