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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时期的丁祖诒，长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和一张灵巧的小嘴，十分招人喜欢。父亲在外读书，爷爷将他视为“掌上明珠”，给予了他太多太多的呵护。父亲进入司法界后，他便与母亲一起搬到了南京，住进了花园洋房。工作之余，沉稳而富有涵养的父亲常常把丁祖诒抱在膝头，给他讲故事，逗他乐，父亲告诉他，他是父亲的骄傲，是父亲的希望。
教育子女要品学兼优，是丁氏家族的传统。
家庭的熏陶，老辈人的耳提面命，周围环境的影响，使他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自觉不自觉地做到，刻苦学习，勤奋上进。
在南京，丁承纲有一个面积虽小但藏书丰富的书房。童年时期，丁祖诒的许多美好时光，就是在这块狭小而又辽阔的天地里度过的。每当放学回家后，他就像一只辛勤的小蜜蜂，悄悄地飞进小书房。他喜欢这间小书房，也翻遍了里面所有自己能看懂的书。
在这块神奇而博大的天地里，丁祖诒认识了“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他那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动；他也见到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岳飞，为他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阕”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所折服；他还结识了一统中华的秦始皇，智慧超人的诸葛亮，斗酒百篇的李太白，忧国忧民的范仲淹……从这些历史人物的身上，丁祖诒深深懂得了民族的大义，国家的尊严，也深深地懂得了乡土之于生命，祖国之于人生的重要意义。
书多好呀！能详细的告诉你许多从来不曾知道的东西，能认真地教会你如何做人的道理。书真好，看书太快乐了。童年时代的丁祖诒这样想着。
对于小书房的留恋和对于书籍的理解，一直影响着丁祖诒的人生。以致在1993年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斥巨资买下新校址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抓紧建一所像样的图书馆。图书馆建起来了，但他还不满足，于1998年3月，又投资建起了一座更高水准的图书馆，仅装修就投入了200多万元，并请来陕西省政协主席周雅光等领导同志为图书馆剪彩。到了2003年，他更一鸣惊人地投资4000万元盖起了一幢藏书百万册、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号称中国民办高校“第一图”的大型数字化图书馆。
莱辛有这样一句名言“生活中最没有用的东西是财产，最有用的东西是才智。“
丁祖诒总是想，书真是好东西。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通过读书学习，人们可以总结过去，了解世界，充实自我，展望未来，能够使生活变得充实而又富有，因此，直到现在，丁祖诒仍旧保持着嗜书如命的习惯。
时代的变迁不可逆转，人生的旅途总是要经过童年走向少年……
1950年的冬天，对于少年的丁祖诒来说，是十分漫长的。这个冬天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记忆深处。
父亲被押回原籍后，昔日家中的亲朋好友似乎也随风而去了。偶尔在街上碰面，人家也都装成陌生人。丁祖诒总也搞不懂，过去对自己总是亲不够，爱不够的人，怎么突然都成了“冷面人”。
一次，母亲神情忧郁地告诉他，见到熟人，千万不要先打招呼。他不懂，反驳道，这样做不礼貌。母亲抚摸着他的头，低声地说，这样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丁祖诒虽然心里还是想不通，但他清楚地看到，母亲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夫贵妻荣，父尊子贵。孩提时的丁祖诒已经开始感受到了事态的炎凉和人生的无常。
两袖清风的父亲没有给家里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留在上海的母亲带着丁祖诒和三个女儿，只能靠摆个香烟摊子和帮人缝缝补补维持生计。小妹年幼不懂事，老缠着妈妈要糖吃，而这个经常以豆腐渣充饥的家里，到哪里去找一块糖来满足她的要求呢？
作为家中不到12岁的长子和唯一的男子汉，丁祖诒在经历了父子离别之后，渐渐开始走向成熟。看着家中的窘况，望着母亲额头上日渐增多的皱纹，小学尚未毕业的丁祖诒，想到的是要用他那副稚嫩的肩膀，挑起赡养慈母，抚养妹妹的重担。他第一次做出了违背自己心愿的决定——打工。
为了瞒住母亲，每天早上，丁祖诒照旧背着书包出门，走出巷口后，便奔向一位他认识的老太太家，帮人家出摊卖茶叶蛋。他用小车将一锅茶叶蛋推到几里外的公园门口，强忍着腹中饥饿，期盼着过路人快来买他的茶叶蛋，当看到那些与他的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幸福地吃着茶叶蛋时，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苦涩的喜悦。
活儿干得很苦，还常常遭人欺负或白眼，但当感到家庭的重担已经实实在在的落到了自己的肩上时，他幼小的心灵里又会生出一种自豪感。他把挣来的钱细心地叠好，藏在床下，期望到了月底能带给母亲一份惊喜，能给小妹带回一包糖果。
他这种自以为聪明的“地下工作”不到一个月，便被细心的母亲识破了。
这天傍晚，当他背着书包，“按时”回到家时，从未碰过孩子一指头的母亲，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
“你为什么不去上学？”
母亲手里捏着一把零钱，厉声问道。
他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全部暴露，心一横，站在房子中间一动不动，等着接受更严厉的处罚。
谁知母亲却背过身去，独自哭了起来……
夜幕降临，母亲把三个女儿安置睡下后，把他叫到了身边，他用手轻轻抚摸儿子的小脸，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儿啊，妈懂你的心思，但你不该这样做。妈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把你们几个供出来。人不能没有知识呀，你要是真心疼妈，你就安心把学上好吧！”
每当回忆起这件事时，丁祖诒的心情总是格外激动。他说，那天晚上，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12岁，多么美好的年华，人生之中最瑰丽的绿茵茵的少年时代，也是人生之中性格成长最重要的时期。面对不幸的命运，在经历了降临人世间短短的十二个春秋之后，丁祖诒终于开始平静而又勇敢地踏上了人生之旅。
每当谈起自己的母亲王俊德，丁祖诒总是自豪的说，母亲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他与人为善的品德，勤劳朴实的作风，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是留给自己受益无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经过了这场“逃学”风波之后，丁祖诒又回到了学校，而且学习愈加刻苦起来。
第二年，丁祖诒从上海展转回到了南京，由他同父异母的大哥，当时在南京市图书馆工作的丁祖锦抚养。就在这年的9月，丁祖诒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市第十一中学（后改为南京大学附中）。
由原教会学校——南京中华女子中，鼓楼中学和第二初中等三家中学合并组建的第十一中学，在南京市素以教学质量高而享有盛名，能来这里读书的多是各个小学和初中的尖子学生。
生活的贫困与艰辛，丝毫没能动摇他对知识的追求。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决不辜负父母的期望，现在勤奋学习，将来干一翻大事业。
大凡有志之人，只要心中理想不灭，目标不倒，无论年长年少，不管逆境顺境都会拥有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和永不气馁的自觉行动。
在读高中的3年时间里，每到星期天，只要家里没事，丁祖诒就带上干粮，步行到十多里外的江苏省图书馆，如痴如醉地博览群书，海阔天空地思考问题，尽管有许多书他看后还似懂非懂，但他仍能够凭着自己天赋的聪颖去领悟，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咀嚼得津津有味。
看的书越多，涉猎的层面越宽，他越感觉自己知识的匮乏，便越是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
他思维敏捷，尤其酷爱数学。高中阶段，他不仅提前学完了全部高中数学，还自学完了全部高等数学。当时，全国发行的两本颇具影响的数学杂志《数学通讯》和《数学通报》，每期都刊有“数学难题征解”，而几乎期期都刊登有他的难题解答方案。
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于攻克数学界的重大难题“弗尔玛大定理”的热情，远远超过了后来对于“歌德巴赫猜想”的热情。
1601年出生于法国的弗尔玛，职业虽为律师，却对数学研究情有独钟并广泛参与。当公元三世纪的希腊著名数学家刁番都的《算术》一书被译成法文后，弗尔玛对此进行了长期而又深刻的研究，提出了“不可能把一个整数的N次方表示为两个整数的Ｎ次方之和”的问题，后人称这一问题为“弗尔玛大定理”。３００多年来，国际上许多大数学家为证明这一定理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是进展甚微。１９００年，德国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在总结当时数学界还没有解决的重大难题时，就把“弗尔玛大定理”列入其中，称其为“数论皇冠上的三大明珠之一”。
１７岁那年，读高中的丁祖诒也把目光仅仅盯在了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他在学校组织创办起“弗尔玛大定理”研究小组，在全市的中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１９５７年丁祖诒参加了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一举夺得优胜奖，为此他受到了江苏省副省长吴贻芳的亲切接见。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杨乐当时也是作为选手与丁祖诒同登金榜的。
中学时代，丁祖诒不仅在数学领域崭露头角，其他功课也都是名列前茅，文艺，体育，文学也是颇有建树，加上从当过法官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好口才，无疑使他在第十一中学成为学生中间的佼佼者，老师心中的宠儿。
还是１７岁那年，他在全校主持了“原子能与和平利用”的学生讲座，博得了全校师生的一致喝彩。消息传开，其他中学的学生也纷纷来到南京市第十一中学，想一睹这位博学强记，口才出众的丁祖诒是何许人也。
在南京市第十一中学，丁祖诒充实又快乐地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他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然而，快乐与祥和只是暂时的。
令人终身难忘的，刻骨铭心的不幸正在降临到丁祖诒的头上。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柔软是立足之本，刚硬乃惹祸之胎”。
这些在封建社会强权统治下衍生出来的处世哲学，或者说为人准则，是不可能随着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而顷刻间消失殆尽的，特别是在“左”倾思潮严重泛滥的那个年代，若是反其道行之，无论你的目的是多么的崇高，心底是多么的善良，也都是难以逃脱身败名裂的下场
要是丁祖诒能够懂得这一点，要是丁祖诒能够时刻不忘自己出身于“罪恶家庭”，牢记“夹着尾巴做人”的古训，也许，今天他会成为一名成绩卓越的科学家，或者成为一名令人敬慕的文学家，艺术家，即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也能顺顺利利地安度人生。那样的话，本书就可能讲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遗憾的是，丁祖诒太不明事理，天生一副不愿折腰的傲骨，不会“人云亦云”，不会左右摇摆，他把真理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就是在饱经创伤，屡遭磨难后的今天，他仍秉性不改，说什么“人明明没有长尾巴，又为何要夹着？！”
正是这一身傲骨，加上思维超前又与众不同的大脑，丁祖诒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受到的伤害是刻骨铭心的。
先来看看中学时代的丁祖诒是怎样“惹是生非”的吧！
１９５７年，也就是“反右”前夕，在学校开办的民主讲台上，丁祖诒公开反对当时实行的“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全部免试保送上大学”的做法，提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超前口号。他的观点是：他不反对大学对工农速成中学生的学生降分优先录取，但一律免试保送未免有失公平；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家庭出身，但是，我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学习成绩，在分数面前应当人人平等。
为此，丁祖诒受到了校方的严厉批评。因为保送工农速成中学学生免试上大学，适当是国家为“培育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的一项政策规定。这一规定是否正确，现在我们无法加以评判，因为评判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现实。但是，作为出身“罪恶家庭”的丁祖诒此时此刻对这一做法提出异议，无疑是在“犯上作乱”。
对当时的苏联“老大哥”，丁祖诒表现得更是不恭不敬。
一次，上地理课的时候，他指着地图上在沙俄时代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的大片中国土地领土，提出了“大国沙文主义”这一话题。地理老师魏天纵，很喜欢这位求知欲强，善于独立思考问题的学生，但他心里清楚，借助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国际上正兴起一股反共逆流，此时，提出这一问题难免有“瓜前李下”之嫌，搞不好后果不堪设想。他赶紧打断了丁祖诒的话头，事后，魏天纵老师悄悄地叫住了丁祖诒，告诫他今后说这种话一定要注意场合。谁知这位一贯聪明的学生却对此表现得极为迟钝，竟一个劲地问魏老师，我说的这个观点到底对不对，气得魏老师心跳加速，拂袖而去。
事隔不久，“反右”斗争全面展开，魏天纵老师被打成了“右派”，人们开始揭露批判他的所谓“反动”言论，以便划清界限，而丁祖诒仍旧对他以礼相待。他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知识渊博的，才识出众，宽厚待人的好老师，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丁祖诒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同学说：“右派里面不一定全是坏人，咱们魏老师就是好人。他知识渊博待人和善，课讲得生动，他是个好老师。”
几年前，笔者曾见到了在南京教育界可谓德高望重的魏天纵老师，当我向他提起这件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时，年已古稀的他仍旧激动不已。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中，看到了许多知名学者，专家教授，社会贤达纷纷戴上右派的帽子，很多人学乖了，他们轻易不开口，开口则以上级的“调门”为准，决不越雷池半步；曾有过右派言论的人，则是痛哭流涕，拼命地批判自己，以求顺利脱身；更有甚者则无中生有，落井下石，竭尽攻击和诬陷他人之能事，来保全自己。
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既然把人们毫不留情地推上了政治的角斗场，那么，你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决定将扮演那种角色，而此时就已经决定了你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将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征。
丁祖诒扮演的角色，决定了他只能是个失败者。
他不但死不承认自己散布的言论有错误，还继续为右派们叫冤鸣屈。
在一次学生会召开的批判右派言论的大会上，他依然故我地谴责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并坚持“定息不应该算为剥削”的观点，还引经据典，摆出一大堆理由，致使会议无法按规定继续进行下去。
丁祖诒就是这样一个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的人。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惨重的。
虽然丁祖诒当时讲的那些话，提出的那些观点并不见得都是经过认真思考深思熟虑的，现在听起来似乎已经太平常了，但是经历或者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足以从中窥见他具有的超前意识和超人胆略。
高考日益临近，丁祖诒一方面积极投身于“反右”斗争，一方面精心复习功课，准备迎接高考。他毕竟太年轻，对政治的理解太肤浅，就在他做着大学梦的同时，他的积极已经将他从风口浪尖推向地狱之门。为他高考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高考前夕，尽管老师同学都认为他能够顺利地考入大学而且一定是所名牌大学，他的学习成绩实在太出色了，尽管每次走出考场，他与别的考生核对的答案都很准确，以致有两次使几名答错了题的女同学相形见绌，伤心落泪；尽管他的高考成绩单上清楚记录着他每门９０分以上的优异成绩（当时满分为一百分），并被清华大学电机系所青睐，但是他落榜了。
丁祖诒高考落榜的原因很简单：“政治不合格”加上“出身反动”。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政审不合格”和“出身反动”便是这个年代里经常出现的特殊用语，虽然让现在的人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当时确实是真真切切的，其包括的政治定义足以令人不寒而栗。也就是这个特殊的政治意义，给风华正茂的丁祖诒带来的是灭顶之灾。
一个众望所归的高考生落榜了！
一个才华横溢的高中生的大学梦破灭了！
一个志向高远的优秀青年的前程断送了！
高中三年一直担任丁祖诒班主任的孙道桂老师，现已退休在家怡养天年。虽然往事如烟，被时空隔断了４０多年，但谈起他的这位高足，老人至今仍记忆犹新，褒扬有加，对他当时的不平遭遇惋惜不已。当得知丁祖诒在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的时候，孙老师十分高兴。她不顾年老体弱，欣然命笔，为丁祖诒赋恃一首，以资鼓励：
披荆斩棘，永做开拓者。
忍辱负重，不畏征途险。
艰苦创业，享誉海内外。
呕心沥血，不求名与利。
无私奉献，只为后来人。
育才兴国，业绩照千秋。
对于一个风华正茂，心中充满理想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理想的彻底破灭更可怕的呢？此时此刻丁祖诒心中充满了比冰更冷更凉的绝望。
高考“落榜”对他的打击太沉重了。从没有为生活的贫困而伤感，靠豆腐渣度日也不知愁的丁祖诒，１８年来，终于为自己凭空遭受的人为的伤害，第一次六下了委屈的眼泪。
他哭了，不是因为街坊邻居的冷眼，他早已看惯了各种各样冷漠的怀疑的目光。
他哭了，不是因为同学的歧视，他有对付冷嘲热讽的办法。
他哭了，不是亲人们的责问，虽然他们疑虑的目光在他的心上织起了灰色的雾似的迷网……
他不是因为这些而哭泣。他哭泣，是因为他的理想和追求的彻底破灭，是因为他不愿屈服命运的残酷和不公平。
他无数次地徘徊在秦淮河边，望着默默远去的河水，久久不愿离去。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脸上布满忧虑的神情，胸中澎湃激愤的波涛，见到老师和同学不愿开口说一句话。他只是在心中默默的喊着：我不能倒下！我不应该到下！纵不为自己苟延，也应为别人活着！
在日记中，丁祖诒这样写道：
“秦淮河畔曾造就过无数少年学子，为什么就容不下一个我？！今天我不能跨进大学的校门，总有一天，我要登上大学的讲坛！”在总结这件事时，丁祖诒说：
“这是我人生中受到的第一次伤害，这种刻骨铭心的伤害，深深扎进心底，至今还会不时地从沉淀的岁月里浮上来。”
丁祖诒认为，虽然导致高考落榜的原因各不相同，有政治方面的，有经济方面的，有主观因素，但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他的人生旅途上遭受的第一次伤害。而这第一次的伤害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正是因为有了这第一次的伤害的亲身体验，使他清楚地知道了，众多高考落榜的年轻人在人生十字路口上徘徊，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也正是有了这种深刻的体验和充分的理解，才促使丁祖诒在３０年后，彻底砸碎自己手中的“金饭碗”，跨出公办高等学府的大门，义无返顾地踏上开拓耕耘民办高等教育这块荒凉处女地的艰难征程，亲手创办起西安翻译培训学院——一所以高考落榜生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民办大学。
他以牺牲自己春风得意的中年和即将到来的金色晚年为代价，伸出宽阔有力的臂膀，热情拥抱那些与他３０年前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当代高考落榜生，使他们在高考受挫的痛苦与恐惧中，重新唤起新的希望，继续迸发更加靓丽的青春火花。
如果说，丁祖诒在经历了父子分离和生活贫困后，开始走向成熟的话，那么，相比之下，高考落榜的打击则使丁祖诒真正开始步入人生的成熟期。这次打击不仅给他上了一堂关于人生，关于社会的实实在在的教育课，也使他经受了“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等一系列“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磨难。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由此可见，在今天，丁祖诒能够白手起家，历经艰辛，创办起国内一流水平的民办大学，这横爰亘其中所凝结的执著追求的信念，所表现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所展示的超凡脱俗的才能，并非仅仅是靠幸运与偶然而实现的吧！
无数成功的人士的成长经历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
能在贫瘠土地上生长的种子才是最富顽强生命力的种子，能在任何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人才是永远不垮的强者。如果人们只能也只会被动地适应环境，那么人们的一生只能是随着命运的风向漂泊，而不能沿着自己理想的航线前进。
熟悉丁祖诒的人都说，他就是一颗在贫瘠的土地上顽强成长，发芽，抽枝，开发，结果的种子，他又是一个善于在没有道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的强者。他在前半生的艰难跋涉中，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雷闪电鸣，他都能够勇敢地驾驶生命之舟搏风击浪，飞越重山。
高考落榜使丁祖诒感到了命运的残酷，不过，他不是那种畏惧艰险和怨天尤人的人，他那奔涌的青春热血不允许他裹足不前，他要投身到社会这所大学校里，去真正领略人生的苦，辣，酸，甜。
“上大学的门堵死了，但是，谁也剥夺不了我上社会大学的权利。”
抱着这个信念，丁祖诒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什么贫困，委屈，险恶，都让他们见鬼去吧！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南京市有两所中学以教学设施好，教学质量高而闻名全市，一所是丁祖诒就读的第十一中学，另一所是第十三中。
位于玄武区西家大塘的第十三中学，相传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南京视察工作时，看到这里是一片荒地，提议修建的。作为解放后南京市人民政府投资建设的第一所中学，又是省，市政府机关的子弟中学，学校的教师都是从全市各个中学抽调来的教学骨干和业务尖子。曾在第十一中学教过丁祖诒数学的吴毓东老师就是这样被调入第十三中学的，当时，他已担任第十三中学高中数学教研组的组长。
吴老师非常了解丁祖诒，又十分同情他的不平遭遇，刚好一位数学老师准备休产假，他便把待业在家的丁祖诒介绍到第十三中学，经过校方的严格审核，丁祖诒担任了高三毕业班的数学代课老师，迈出了他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凭着扎实的数学功底和刻苦钻研，他很快就胜任了这一工作，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半年过后，当那位数学老师回校时，丁祖诒又被迈皋桥中学聘为代课老师。
就在丁祖诒一方面在中学代课，一方面积极复习准备迎接１９５８年高考的时候，他本应该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远离政治运动，隐瞒思想感情，可他却在“向党交心运动”中，凭着一个红旗下长大的青年对党组织的忠诚和信任，主动交代了自己中学阶段并无人追究的所谓“右派言论”，于是，他竟以一名临时代课老师的身份自动填补了该校正式教工中“运动指标”的空白，受到了“留团查看”的处分。不久，一纸出自居委会团支部书记之手的“据说此人系第十一中学开除分子”，并被当地公安机关丁家桥派出所不经查证落实便签署了“情况属实”，又加盖上大红公章的材料，彻底的击碎了他的大学梦。也就是这张写了歪歪扭扭的１２个字，以“据说”为依据的白纸，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居然如同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将他彻底打入了社会的“炼狱”，沉冤了将近三十个春秋。
尽管３０年后，丁祖诒已年近五旬，这份人为诬陷的黑材料终于从他的个人档案里被清理了出来，可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丁祖诒因为这份无中生有的黑材料，精神上受到的打击与摧残，事业上受到的挫折与封杀，代价之惨烈，付出之沉重，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一纸辛酸泪，谁解其中味。
知天命之年才沉冤昭雪，丁祖诒怎能不感慨万千。
历史是多么的相似：父亲丁承纲因黑白颠倒，公报私仇，沉冤了３０多年；儿子丁祖诒因“右派言论”，遭人诬陷，沉冤了又近３０年。３０年呀，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３０年？何况这３０年又是他们精力最旺盛的人生时段。他们的悲剧起幕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们的悲剧落幕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又怎能不让人思绪如潮，痛心疾首呢。
１９５８年９月，南京电瓷研究所为支援内地经济建设，经国家批准迁往陕西省西安市。在母校老师的全力推荐下，丁祖诒与第十一中学的几个同学一道，被招进这家研究所，当上了一名练习生。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冒着刺骨的寒风，１９岁的丁祖诒背井离乡，从“金陵佳丽地”的南京城，来到了千里之遥，被誉为“长安帝王都”的古城西安，在西安电瓷研究所，开始了他从此夹缝人生，茫茫人海的苦斗．．．．．．
临行前，丁祖诒赶到苏北东兴农场，看望了正在服刑的父亲。
久经沧桑的丁承纲心里十分清楚，儿子学业的无奈中断，与自己有着很大的牵连，他为儿子鸣不平，但又无能为力，凭着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他完全想象得到，背负沉重政治“十字架”的儿子，在步入社会之后，将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险恶环境。想到这里，老人不禁潸然泪下。
身为父母之人，还有什么事情比因为他们自己的不平遭遇，而使子女受到无端的牵连和打击，更使他们感到痛心疾首的呢？这种撕心裂肺般的精神折磨远比对他们自己的任何摧残，更令他们不堪忍受。
丁承纲实在不愿再给儿子增加精神负担，他只能强忍悲痛，用手擦去眼泪，然后，紧紧抓住儿子的手，哽咽着说：
“去了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干．．．．．．不要怨天尤人．．．．．．记住，要正正派派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丁祖诒心里十分明白父亲的意思，他不想让饱受创伤的父亲再为自己伤心，便强装笑脸，拼命地点头，希望用自己的坚强来告慰深陷囹圄的父亲。
“一定要好好干，要正正派派的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父亲的一席话，一直陪伴着丁祖诒，不管身处何种景况，环境多么恶劣，遭遇多少不幸，他总是用这句话鼓励自己，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
用丁祖诒的话说：
“就是叫我做一名撞钟的和尚，我也要比别的和尚撞得响。”
研究所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许多东西都令丁祖诒惊奇和羡慕，这对于内心充满强烈求知欲望的丁祖诒来说，无疑是一块汲取知识养分的“沃土”。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总是感到周围有许多陌生的东西要学习掌握，总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就好像道路的前方老是出现新的路标，催促着他不停脚地快步前行。
在当练习生的几年里，丁祖诒除了努力完成本职工作以外，竟着迷似的攻起了外语，他暗地里下决心，要凭着出类拔萃的外语水平“出人头地”，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丁祖诒认为，在知识分子成堆的研究所里，一个高中毕业生是没有任何“资历”可言的，这就要求他必须拥有超人的实力。学好外语正是丁祖诒不断充实自己实力的最佳选择，况且，丁祖诒始终认为，没有掌握好外语的工程师，本身就不算称职。
超人的实力只有靠超负荷的勤奋和刻苦来取得，为此，除了巩固提高高中阶段学习的俄语，丁祖诒又自学起了德语和日语，还报名参加了西北大学举办的英语班。每当晚上有课，他便匆匆忙完手中的工作，然后揣上个凉馒头，步行赶到十几里外的西北大学，上完课再步行赶回单位。一段时间，他成了资料室的“常客”，听说谁有本外文书，就一定要借来看看，甚至不惜答应人家最苛刻的借阅条件。
丁祖诒把鲁迅先生的一段话“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学习和工作罢了”，抄在纸上，贴在宿舍床头的墙上。他说，我的学习秘诀就是，让吃饭和睡觉都走开。
壮志常伴荒鸡舞，寒夜熟闻关上钟。
丁祖诒就如同一个胃口很好又饥饿多日的人，闯进了丰富的宴席，贪婪的吞噬着，丝毫顾不上考虑过量的危险。
如此这般“海绵吸水”似地学习，使丁祖诒在全面掌握了高中阶段学过的俄语外，又一举攻下了英语、德语和日语等三门语种。接着，他又开始涉足翻译领域。
丁祖诒给自己起的笔名叫“丁坦”。他说之所以要起这样一个笔名，其寓意有三：
一是自己性格坦率耿直，为人处事坦诚相见；
二是自幼崇拜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三是酷爱“科学道路是不平坦的”这句名言，同时，有深感自己的人生之路太不平坦。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丁祖诒用“丁坦”这个笔名，在国内多种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翻译文章，国内多家“译丛”杂志纷纷聘请他担任“特约翻译员”。在研究所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仅有高中文凭的丁祖诒终于用自己的实力再一次“脱颖而出”，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人物。
仅用了3年的时间，丁祖诒就在一所业余大学顺利完成了大学六年制本科高压电器专业的学习，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
他将生命的时钟整整拨快了3年。
他庆幸自己没有虚度宝贵的青春年华。
大凡有志之人，不论年龄长幼，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心中充满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就会始终有永不枯竭的动力之源，拥有永不气馁的自觉行动。
用现在的眼光看丁祖诒，他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全能型的现代化人才，四门外语自不必说，出过专著译著；专业知识和管理才能更是精通，打字、操作微机、修理电器、驾驶汽车，他也是样样拿得起，放得下。20世纪70年代后期，电视机开始步入普通百姓家庭，他由于经济拮据，便亲手组装了一台黑白步电视机，令同事们赞叹不已。他的口才十分好，大会演讲滔滔几个钟头不用讲稿，可以让人听得乐不思蜀，心潮澎湃，学生们都说听丁院长讲话是一种享受，他还能写一手好文章，思接千载，行云流水。而这一切与他多年的勤奋积累和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
就是这位在知识的海洋里搏风击浪的强者，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却表现的愚呆可笑，弱不禁风。
新“三反”运动开始了。
针对单位里出现的不正之风，有的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有的人心有余悸，表现得漠不关心，而丁祖诒却怀着对党的忠诚与信任，又一次挺身而出，揭发了单位个别领导以权谋私的错误，还同个别干部克扣徒工工资，无端剥夺练习生业余学习权利的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这样做，一半是忠诚，一半是义愤，当然也不乏一个年轻人的自我表现。他多么希望通过自己的积极表现，来摆脱那沉重的“留团查看”的十字架。
但是，他又一次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哪里知道，他的忠诚和义愤是在向自诩代表党的支部书记公开宣战，这便决定了他在当时乖谬的的政治风云中，只要一出手就只能是倒执干戈了。
沉重的“留团查看”的十字架不但没能摆脱，丁祖诒又落了个“重复五七年向党进攻”的罪名，被彻底的开除了团籍。
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受到广大职工的一致拥护，被他揭发的那位党支部书记也确实是一位腐败分子，并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尽管在八十年代后期，在他年近五旬的时候，又被光荣地恢复了团籍，但这毕竟来得太晚了。一机部机电学院毕业后，其他同学都得到了满意的安排，而丁祖诒的三年苦读，却恰似春梦一场，了无痕迹。他被再度光荣“下放”，在高压电瓷厂的装配车间继续接受无休止的“劳动锻炼”。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方出一山拦。
命运再一次捉弄了这个踌躇满志，忠诚坦荡的年轻人。
大学毕业后继续接受“劳动改造”，虽然，这一不公待遇令丁祖诒不由不生出世事无常的惆怅，但毕竟还很年轻，年轻人的伤口是容易愈合的。自己尽管算不上是学成归来，但也说不上就是铩羽而归吧，前面的路还长着呢，让烦恼痛苦都见鬼去吧！
在装配车间的八年时间里，丁祖诒和工人师傅们一道，在油污喷溅的机器旁通宵达旦地干，对于脏活、累活、力气活儿，他从不眨眼，虽说是书香门第之后，可看不出有丝毫的娇气。
当年与丁祖诒在同一个车间共同劳动的工人师傅，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小伙子能吃苦，干活舍得出力气。
大家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为了向“五一”劳动节献礼，工人们玩命似地加班加点，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丁祖诒一不留神手被碰破了，顿时鲜血直流，他忍着痛苦，一声不吭，悄悄包扎了一下，又继续埋头干起来。在场的干部和工人都劝他回去休息，他摇摇头说：“没事，没事，我还能坚持。”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至今仍留在工人师傅们的记忆里。
凭着这股子对工作的拼命劲头，丁祖诒在车间创造出胶装悬式绝缘子班产量过千的记录，很长时间都没有人能够打破。加上那直来直去的耿直性格。在工人堆里，丁祖诒真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
工人师傅们十分喜欢这位“臭老九”，生产中的问题，爱找他商量，生活中的难事，爱找他帮忙，就是遇上开心的事，凑在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不忘叫上他。在“劳动锻炼”的8年里，工人师傅们几次都把“车间红旗手”的荣誉赋予了他。
是啊，在最讲究实际的工人师傅眼里，丁祖诒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与他们汗流在一起，心贴在一起的“自己人”。
像“车间红旗手”这样的荣誉，对于今天的丁祖诒来说，已是太平常了。可他始终念念不忘这段经历，并引以为自豪。因为，那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他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自我，标志着他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承认。
他十分珍惜这个荣湎嗣嵌运睦斫夂统腥稀?/FONT>
在这样的环境中，丁祖诒度过了受益匪浅且终生难忘的一段宝贵岁月，紧张而又愉快，艰苦而又自豪。他一直无法忘记那些关心过自己的工人师傅，时至今日，只要这些师傅来找他帮忙，他都会尽其所能地全力相助。
紧张而又艰苦的劳动锻炼，使血气方刚的丁祖诒不仅充分品尝了磨难，得到了锻炼，也使他更充分地了解了社会，领略了人生，学到了不少宽厚待人，诚实处事的人生哲理。
他就像一次又一次被狂风吹落在岩壁间的种子，居然能够再一次不息地萌发出强劲的生命力，他得到了理解，赢得了尊重，他的生活和心灵，也都得到了一种急风骤雨过去后的平静。
然而，天有不不测风去。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运动之初，丁祖诒同所有的人一样，怀着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和对领袖的忠诚，积极投身于运动之中，决心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几经波折，他被“恩准”加入了“造反派”。
这一次，他又错了，他又一次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和一贯“表现”，而这些都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革命运动的志士，而只能是革命运动的“对象”。
捕杀无数忠良的“株连法”已在他的身后张开网口，为血泪浸湿了的“血统论”的皮鞭，已在他的头顶上盘旋，丁祖诒只能“积极”几天，就被打成了“黑五类”，和走资派们一起挂着黑牌子，关进了“牛棚”。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荒谬绝伦的批斗会，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竟在丁祖诒这个无职无权的“小人物”身上，上演了一幕幕历史的丑剧。家庭出身反动，本人表现右倾，又曾因“向党进攻”被开除团籍，从历史到现实，从出身到自身，都注定了丁祖诒不是个“好东西”。收拾他，难道还费什么手脚吗？
出身反动，身不由已，开除团籍，事出有因，接受触及皮肉乃至灵魂的“革命改造”，更可谓“罪有应得”，丁祖诒在事过境迁之后，亦觉得受此“洗礼”当之无愧。但是，有两件事时至今日，仍令他啼笑皆非，愤愤不平。
第一件事：有人从他的档案材料中查出，丁祖诒在上中学期间组织过“弗尔玛数学小组”。弗尔玛何许人也？为什么要学习他？造反派中间没有人能说清楚，丁祖诒解释他们又不
相信，于是就大胆推断，无限上纲，丁祖诒便风马牛不相及地背上一条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的罪名。
另一件事：有的人因为他发表翻译文章时总爱署名“丁坦“而绞尽脑汁，为什么要叫丁坦？其目的何在？在多方求证后，这些“又红又专”的“革命造反派”，竟无知地全然否定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存在，硬给丁祖诒戴上一顶“崇拜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的大帽子。
任你怎样解释，全无济于事。造反派的理由很充分，用他们的话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的是王八。像丁祖诒这等反动透顶的家伙，心中崇拜的当然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文化大革命”中，丁祖诒也有过意外的收获。在他被关进“牛棚”，接受隔离审查时，他竟当了一次大胆的“逃犯”。
一位早就对丁祖诒情有独钟的姑娘，在他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时候，不但没有离开他，仍旧对他不改初衷。他们“窜”到苏州，“闪电般”地举行了一个“逃犯”与一个“叛逆者”的旅行婚礼。尽管没有新房，没有喜宴，但他们意外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享受到了“世外桃源”的怡然之乐。
值得庆幸的是，丁祖诒回到西安后，由于厂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又一批隐藏更深的“阶级敌人”被挖了出来，像丁祖诒这样的造反派也就顾不上了。
在那段日子里，作为“专政对象”的丁祖诒，把库图佐夫迎战拿破仑入侵时的座右铭“忍耐与等待”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承受着精神上的打击，他让所有苦涩的泪水颤抖地留在心底，苦苦地熬着…..
其实，忍受无所事事的孤寂比忍受残酷无情的打击，更令丁祖诒感到痛苦不堪。正如辛弃疾所说“闲愁最苦”。他不甘寂寞又无可奈何，只得用紧张的学习和沉重的思考去占领那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
巴尔扎克有一句名言：磨难是奋进的向导，不幸是人生的大学。
从南京到西安，从学校到社会，从普通高中生到普通劳动者，丁祖诒一次又一次地品尝着命运的残酷和不公，不过，他不是那种默默承受打击和陷害的人，他那奔涌的热血不允许他自认倒霉，自甘颓废，倒下爬起来，不懈奋争历来是他的性格，不幸与挫折被他视为一种卓有成效的自我练兵，在社会这座大熔炉里，他就像一块天然含铁量丰富的优质土壤，充满痛苦地经历着人生，充满激情地完善着自我。
这是一个强烈震撼他意识生命的熔炼过程，这是一个奋斗不息，刚毅勇敢和熔炼过程，这是一个直面人生，超越自我的熔炼过程。
从丁祖诒的前半生可以看出，他是个具有强烈的“超前”意识和“叛逆”意识的人，然而，也正是这些鲜明的忧患意识和性格特征，使他屡受坎坷，频遭不幸。
当中苏之间尚保持着“同志加兄弟”的表面关系时，他就公开提出苏联在搞大国沙文主义；在人人自危的“反右”运动中，他为“右派”们鸣冤叫屈；身处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少说为佳的环境中，他却斗胆冒犯手执生杀大权的顶头上司；在帽子横飞，棍子狂舞，“造反有理”的年代里，他又公开对“红海洋”、“忠字舞”提出异议；当“四人帮”在“四.五”运动中，疯狂镇压手无寸铁的悼念群众时，他又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带头到新城广场抄录并传播歌颂周恩来总理的诗词…….像这样一个头上长着“反骨”，又死不悔改的人物，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中，其坎坷遭遇和艰难处境是不言而喻的。
可悲的是，当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超前的“半拍”变成了现实时，丁祖诒并没有成为英雄，就是那平反的安抚也多是擦肩而过，或者是滞后了许多年。
每当回忆起这段痛心疾首，万劫不复的岁月，丁祖诒总是激动不已。
他说，他深恶痛绝那个“血统论”、“出身论”横行，“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满天飞舞的极“左”年代，他从心底里盛赞党中央拔乱反正的英明决定，无限感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全身心地拥护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政策。
犹如历史上所有成就大业必经历磨难的仁人志士一样，丁祖诒的前半生是一段难以忍受又必须忍受的岁月，是他人生旅途上最为惨烈的一段跋涉，它记录了丁祖诒最为悲壮的人生际遇。这所有的一切就像西汉著名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所说的：
“古者宝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五拘而演《周易》；仲尼厄 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明厥而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这段难以忍受又必须忍受的岁月，锻炼和造就了丁祖诒历经坎坷却刚正不阿的性格，将他磨炼得更具有坚韧性和开拓性，它贯穿并影响着丁祖诒奋斗拼搏，执著追求的后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