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翻译学院的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从1987年学院成立到1993年的6年，斥资买下国营大厂，以大面积自有校园和自有校舍的崭新面貌，彻底摆脱了“寄人篱下”的生存格局，为第一次创业；

从1993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校址到1998年，通过对现有校舍的大面积改造，逐步积累，奠定了大发展的坚实基础，为第二次创业；

从1998年到2001年，为第三次创业，在此阶段，学院在原有的230多亩校园和6万平方米校舍基础上，又先后投入3亿多元巨资，买断和新建了30多万平方米校舍，将原有的230亩校园扩展为近2000亩，在原来多年兴建和买断的18万平方米校舍扩大为近50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巨额投资阶段；

2001年底，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视察学院并给予高度评价为标志，西安翻译学院又开始了以申办本科学历为动力，以加强软件建设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以2000多名教职员工和全体在校生素质全面提高为目标的第四次创业。

前三次创业赢得了三度辉煌，第四次创业必将赢得更大的辉煌。

然而，谁又能知道为了铸就这些辉煌,丁祖诒和他的同事们所付出的巨大艰辛和巨大代价呢?

1990年的夏天,骄阳似火,酷暑难忍,学院租下一个新的教学区,大量的搬迁安置工作必须在开学前完成,其中,工作量最大的是有400多套铁架子床和800多张床板的学生公寓建设。

暑假是学校天经地义的休假时间,学院的职工却一天没有休假,全部奋战在学院。

“苦啊, 太苦啦,现在想起来还令人伤心。”

几位女职工谈起当时的情景,仍禁不住落下眼泪。

请允许记下他们的回忆吧。

60多岁的离休干部,身患腰椎肩盘突出的张予副院长,一手托着腰,一手仍抬着铁架子床不放;

女职工张惠娟尽管产后不久，身体尚在恢复，却死活不听劝阻，非要和大家干在一起，苦在一处；

曾因手术被取掉两根肋骨的小伙子张天祥,全然不顾伤病的困扰,一天就背上楼近百块床板;

一批在父母身边还是“小皇帝”的留校毕业生,手被磨的鲜血淋淋,而干劲却丝毫没减;

年近70的王儒军,退休前是西安工业学院人事处处长。丁祖诒叫他在家休息，可他就是不听，由于过度劳累，老人被床板压趴在了地上。职工们哭着求他，王处长，您不要再干了！有我们呢！

这一天，市科协副主席曾昭军刚好到学院办事，见大家干得那么艰苦，提出了给职工买些汽水冷饮降降温。

身背床板大汗淋漓的丁祖诒听后笑了笑，掂量了半天，派人买回来了一筐子西红柿。

没有一台搬运设备，没雇一个临时工，没有一分钱额外的报酬，甚至喝不上一瓶汽水，可也没有一个人抱怨。

在普通高校，教职员工与在校学生的比例多在一比二、一比三左右，其队伍是十分庞大的，而在西译院，这一比例始终保持在一比十几以上。建立如此精干的职工队伍，目的就是一个，在有限收入的基础上，最大可能的节省每一块铜板。

队伍是精干的，但工作却是庞杂的，这就要求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都必须是一流高效的要求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必须是一专多能，身兼多职地满负荷开展工作。在西安翻译学院，没有看客，没有龙套，没有无为的喝彩，更没有烦人的明争暗斗，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全部能力工作着，虽然一个又一个困难接踵而来，可又很快被迎刃而解。

李虹，一位娇小美丽的姑娘，作为一名西译86级首届毕业留校生，她清楚前人栽树的艰辛，又义无反顾地走进为后人栽树的行列。她既当出纳，又作院长助理，既管电教，播放录像，还主管保卫，一人身兼多职，一人担任多岗，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生病都难得休息。被人们誉为“不管部”的部长。

87届国际贸易专业留校生王霖，普普通通的小伙子，每天开车东奔西跑，还掌管着学院大小几十辆汽车的调度权，作为招生办主任，每年招生期间，他还要带队奔波于全国十多个省市，担任主考官。

这支队伍何止是满负荷工作，他们完全是在超负荷地工作，拉来设备器材，他们一拥而上，全成了搬运工；学院需要基建，他们又挽起袖子干上了泥瓦工。没有领导督促，没有奖金激励，只要是学院的工作，只要有利于学院的发展，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主动挺身而出。

2000年的暑假，学院计划装备5200套“五件套”学生公寓。五件套由双层床、书橱、衣柜、微机桌椅等五种板式家具组成，代表着目前国内高校学生公寓设施的最新水平。

负责安装的家具公司忙活了一个月，仅仅安装了1000多套，这时已是7月12日，距8月7日学生报到只剩下20多天的时间，余下的五分之四工作量必须在20来天内完成，否则势必影响开学后学生的入住。

时间不等人，职工们纷纷主动请缨，要接手这项工作。

家具公司的经理听说后，摇着头说，我们都干不完，你们难道比我们还内行？你们根本不可能按期交工。

可就是这些不懂板式家具安装，甚至对这些家具还很陌生的外行，在88级留校生杨怡凡的带领下，用自己无言的行动打破了内行的预言。

由青年职工组成的突击队，顶着三伏酷暑，没黑没白地苦干了将近一个月。轻伤不下工地，困了就地打个盹，硬是在开学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安装任务。家具公司的职工震惊了，由衷地感叹道：“还是西译人的效率高！”

再说说王儒军吧。老人对工作十分敬业，对学院有着深厚的感情，几年前不幸患上了白血病，丁祖诒一再要求他在家休息，好好养病，但只要身体能够坚持，他都要从东郊赶到位于西郊的学院院部来上班。1997年，王儒军因病去世了，作为学院最初的建设者之一，他没能看到学院今日的辉煌，但他的精神却为全体教职员工们在创新的更大的辉煌，树立了无形的榜样。

在西安翻译学院，像这样只讲奉献不讲索取，只求耕耘不求收获的同志还很多很多，为了学院的发展，有的同志甚至默默地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的民办教育事业。

他们的超负荷、高效率的原动力是什么呢？

丁祖诒的回答是：

“奉献装在心中，奉献干在实处。”

每当谈起这些同事，谈起他们感人的事迹，丁祖诒的心情总是十分激动，他说：

“什么叫无私奉献？他们超负荷的工作，却从来不过多的考虑劳动报酬就是最好的证明。”

西安翻译学院的学费收入并不高，作为陕西省社会力量办学领域中的一类学校，1994年秋季招生时，每位学生的学杂费为：

预科：550元；

大专：650元。

1995年，作为陕西省一级“示范”学校，经省教委、省物价局批准，学院每学期的学杂费才升为预科800元，大专和本科1000元。

即使到了公办高校取消双轨制，上大学一律收费的1998年，学院每学期的学费标准也仅为：

预科：1150元；

大专和本科1500元。

2002年，在普通高校学杂费全面提升的情况下，经有教育厅和物价局几经调整，学院每学期的学费标准为：

预科2700元，本科和大专3432元，与众多的普通高校相差无几。

欲善其工，先利其器。

办学校没有良好的“硬件”是不行的。尽管在当时租间房子就能招生办学，提台录音机就称已实现了电化教学的大有人在并渐成风气。但是，两手握空拳的丁祖诒，却不愿意去随“波”逐“流”。办学伊始，丁祖诒追求的就是要与“众”不同。

丁祖诒自小就养成追求一流水准的奋斗欲望，确切的说，不管干什么事情，他都要干得比旁人强。

收入十分有限，学院又没有第三产业，为把有限的收入用在学院“硬件”建设这个“刀刃”上，为使学院早日形成一流水准的教学、生活环境，丁祖诒的要决就是，始终坚持取之于学，用之于学，将每年的学杂费收入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学院的“硬件”建设上，用改善教学与生活条件的方式再“还”给学生。

建立一支精干高效的职工队伍，始终坚持低工资和低福利，贯穿学院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勒紧自己的裤腰带，疯狂地“榨取”自己。

民办高校的职工不享受劳保，也没有公费医疗，创业初期，学院职工的工资多在百元左右，丁祖诒的工资最高，也才有180多元。上到院领导，下到一般职工，每月的奖金仅为5元。15年后的如今，学院1500名教职工的平均工资也只有800元。

正是靠着全体教职员工的奉献精神，靠着他们低工资，低福利和“泥饭碗”的高效率，才可能将有限的办学收入，最大限度的投入到学院的再发展上。

短短的15年时间里，拥有占地近2000亩的自有校园，48万平方米的自有校舍，700余间教室全部配备了闭路电视、卫星转播和摄像监控系统。装备起了由3600多台高配置多媒体计算机群及2000兆主干百兆桌面15000个终端配置的强大校园网。建成了50多座多媒体投影阶梯教室。除30多座语言类实验室和3600台高配置计算机群外，还建成了包括18个现代化信息工程类实验室的电化教学系统与一流水准的办公设施。建成了30000张床位，其中包括近20000套“单层隔间带微机桌五件套”豪华学生公寓在内的全封闭的公寓制生活服务体系，积累了6.5亿多元的自有校产，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和社会形象最佳的超大型民办高校。

    这才是实实在在地办教育，通过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办学成就，我们看到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希望。

面对15年前这样一所一无编制，二无经费，三无场地，四无靠山的民办高校雏形，在短短的15年时间里，就像“着魔”似的迅速膨胀，建立起如此先进的办学“硬件”，一枝独秀地雄踞西北五省乃至全国民办高校只首，他们怎能不备感惊奇，又怎能不赞叹不已呢？

国内同行的评价无疑是极高的，那么，国际友人是怎样看待的呢？

1999年5月，28位驻华使节和夫人，联袂莅临西译院参观。

2000年6月，70多位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驻华机构的代表，再一次组团赴学院考察参观。

2001年7月18日，美国20所知名社区大学的45位校长、教授专程参观西译院。面对学院第二次创业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和第三次创业展示的更加壮美的蓝图，这些国际友人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是什么灵丹妙药使西译院迅速崛起，创造出如此可观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是什么神奇力量使其在众多同行因生源枯竭而濒临绝境之时仍久盛不衰？

每一个前来学院参观的人都会向丁祖诒提出这样的问题，特别是从事民办教育的同行们，更希望从这里找到办学成功的秘密，以便回去后加以借鉴和推广。

每当人们请丁祖诒介绍办学经验或者办学秘密时，他总是淡淡的一笑，轻轻吐出八个字“取之于学，用之于学。”

言外之意，这就是经验，这就是秘密。

这算什么经验？这又算什么秘密？搞教育的人谁不会说这句话，谁又不清楚这句话的含义，无非是把办教育的收入所得，再用于发展教育。

   对于丁祖诒的回答，有的人感到困惑，有的人表示不理解，有的人甚至暗自埋怨丁祖诒太保守 。

   但是，丁祖诒心里非常清楚，这句话的确谁都会说，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认认真真地把这句话落实在行动上。

丁祖诒认为，办学收入与办学收入的支出就像一面镜子，足以照出办学者的真实面目。对这一问题，丁祖诒是这样论述的：

“作为民办学校，是把办学收入投在学校建设上，还是千方百计装进个人或小团体的腰包？这是社会主义的教育家与资产阶级学商们的最本质区别。是真办教育还是假办教育？是视学生为栋梁材，还是把学生当作‘摇钱树’？在办学收入流向这块‘试金石’上一试，便可泾渭分明。取之于学，用之于学，关键在于‘用’。这个口号谁都会喊，但要把他当作‘真经’念好，可并不容易。无私奉献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用之于学。”

   丁祖诒说得多好啊！

办学15年来，以丁祖诒为代表的创业者们，从点滴出发，从脚下做起，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把学院办得红红火火，如日中天，为国家积累固定资产6个多亿，虽然，他们心里非常清楚根据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民办高校的资产全部归国家所有，换一句话说，他们千辛万苦积累下的这些校产，均是为国家创造的财富，与他们自己毫无关系，但是，他们却心甘情愿，无悔无怨地苦着自己。

也正是在这15年时间里，陕西省社会力量办学领域中的千余家民办高校，相当部分已先后中途夭折，然而，看看办学者自己的腰包吧，成为“暴发户”的却不乏其人。

15年来，丁祖诒自己都已记不清他是怎样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一分一秒地熬过来的。

他终年住在学院的办公室里，清晨，他去唤醒学子们出操和早读，晚上，他要巡视校园，关掉走廊里的灯。他崇尚“权力高度集中”，上万人的大事小事都样样过问，连学生宿舍的纱窗破了，风钩掉了，他都要操心。长期超负荷地工作，使他时常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就和衣步入梦乡，以致，一段时期被学生们送了个“沙发院长”的绰号。

秋季招生是学院一年中最忙的季节，也是丁祖诒最辛苦的时间段。这期间，他几乎是夜以继日地连轴转。前几年忙点累点无所谓，现在不行了，毕竟是年过六旬的人了。几天下来，腿肿得一按一个坑，连穿裤子都很困难。职工们看了伤心地直掉泪，劝他好好休息几天，可他只是淡淡地一笑，照样是夜以继日地连轴转。有的职工感慨地说，秋季招生大家都要累得脱一层皮，但是，每当想起丁院长，每当看到他那不知疲倦的身影，别说是脱一层皮，就是掉十几斤肉，我们也心甘情愿。

学院发展成为年收入2个亿的国内民办高校“首富”，而丁祖诒至今仍在温饱中徘徊。办学以来，他没有在银行为自己存过一分钱。近几年，由于经常参加外事活动和重要会议，才在同事们的劝说下，添置了几套像样的服装。每月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和应酬，则所剩无几，有时还不得不寅吃卯粮。丁祖诒烟抽得很凶，他说，这是他惟一的嗜好，为了节支，他至今仍抽的是不带过滤嘴的劣质香烟。

学院上基建项目，购置大宗设备，只要丁祖诒大笔一挥，随时可以调动成百万上千万的资金。为此，有人给他送过礼，行过贿，也提出过给回扣，甚至把成捆的现金送到他的宿舍里，但是，都被他“骂”了回去。

“搞什么名堂？想要项目，好办，招标会上亮实力，没实力，赶紧走人，否则，你就是给我搬座金山也没门！”

骂的次数多了，影响也就出去了，谁都知道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丁祖诒是个盐咸不进的人。

作为学院的创始人，丁祖诒的牺牲和付出无疑是巨大的。

今天办学成功了，人们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自然也就渐渐忘记了当初的顾虑和风险。然而，这并不等于当初的顾虑和风险不存在呀！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 ，如果丁祖诒办学没有成功呢？如果由于政策发生变化等等客观原因，办学中途夭折了呢？已经彻底失去了“铁饭碗”，没有任何后路可走的丁祖诒，将如何走完他的“待业”中年？又将如何安度他“无业游民”的晚年呢？就凭这巨大的牺牲和付出，丁祖诒就完全有理由也完全应该成为“大款”，来一个潇洒走一回！但是他没有，更为可贵的是，他连当“大款”的念头都没有。他说：

“靠办教育发财，那是在犯罪！”

1996年3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的“西安翻译学院丁祖诒教育模式高层理论研讨会”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杨海波在高度评价了丁祖诒的办学成绩后，感慨的说：

“丁祖诒同志的办学经验值得推广，丁祖诒同志的办学精神更值得学习，假如我们每所院校都有丁祖诒这样一个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和奉献精神的校长，这个学校能办不好吗？”

是啊，有了丁祖诒这样的带头人，西安翻译学院的教职员工队伍还能差吗？

有了这样一支把全部的心血和满腔热情都无私奉献给民办高等教育事业，靠勒紧自己的裤腰带来换取事业辉煌的职工队伍，西译院焉能创造不出社会力量办学领域中的“深圳速度”？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地方。

西安翻译学院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新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史中最具特色和魅力的缩影。

“西译现象”早已引起国内教育界的极大关注，人们不得不对我国现有教育体制的改革思路进行新的思索。

中国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时，中国也是人类教育事业的发源地之一。据史料记载，早在公元7世纪左右，中国人就创立出科举考试制度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方法大体上到今天仍在沿袭着。

公元16世纪前后，由中国人创立这种科举考试制度和方法，又由欧洲的传教士们传到了西方，被大加吸收和利用。一些西方学者甚至称之为中国人对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尽管我们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留下过光辉灿烂的一页，但是，几千年来因袭的重负，加之在那极“左”岁月里受到多种运动的冲击，使我们的教育事业也不能不大受其害，甚至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

按照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投入，教育经费的大头主要来自国家。但是，由于国力所限，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仅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5%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2.6%的水平，仅居世界较后的位置。教育的有限投入使许多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连“温饱”都难以维持，只能凭借“三个一”，即老师的一张嘴，手中的一支粉笔，墙上的一块黑板来教书育人。即便是培养“天之骄子”的高等院校经费也并不宽裕，财政给一块，学费收一块，校办产业再挣一块，仍感到经费有限入不敷出，有的还十分拮据。

教育兴则中国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走向现在化的步伐是何等的艰难。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于是，有眼光的仁人志士们在痛心疾首之余顾不得人微言轻，顾不得位卑身贱，奋力撞击着中国教育的警钟。

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中的同时，采取多种有力措施，充分调动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积极发展民办教育，应当说是一条振兴中国教育事业的有效途径。其效果之大，收效之快，西安翻译学院已用无可争辩的事实，告诉了一切关心祖国教育事业的人们。

“我的路用我的脚走出来。”

这是人们早已听惯了的广告词。然而，在社会办学道路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西译院的创建者们，才最清楚他们跋涉的艰辛与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