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教育备忘录

陕西社科院副研究员

苟小泉

    几年前，我以《教育界的“震撼”》一文来评价《丁祖诒文集》中的《论中国民办大学的态势》这篇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的宏文。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系统研读完《丁祖诒文集》之后，不仅继续感受着当时的那种“震撼”，但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瞻顾性的思索。《文集》汇集了多篇行云流水的随笔、内涵丰富的论文与激情洋溢的访谈，但在实质上，这部《文集》已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文章汇集，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总录性文字。《丁祖诒文集》实质上记录了一位具有前瞻意识和开拓精神的民办高等教育的先行者创业的步履和思考的结晶，忠实地再现了中国民办教育20年的历史进程，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备忘录。

    首先，《文集》真实地记录了以西安翻译学院为代表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从萌芽、发展到壮大的历史性过程，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缤纷多彩、蓬勃向上、引人入胜的动人画卷。在民办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进程中，《文集》的作者丁祖诒作为这一过程的亲历者、主导者和总结者、反思者，其个人的和时代的印迹在《文集》中得到了真切、清晰、深刻的表现。在《文集》中，有一类如胶片一样忠实的实录文字，如《西行申奥漫记》、《西班牙随笔》、《论加入WTO后的中国民办教育》、《〈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前的思考》等等。体现在这些文字中的真实性、清晰性、戏剧性，是《文集》最大的特点。比如引起众多名家好评的《西班牙随笔》一文，就具有记录片一样的真实性、可以触摸一样的清晰性和传奇故事一样的戏剧性诸种特点，因而在《文集》中格外醒目。实际上，这种特点在《文集》中可谓是俯拾皆是，而正是这一特点为《文集》的备忘录性质奠定了基础。《文集》动人心弦地记录了一系列中国大地上曾发生的和正在继续进行的感人事实：从1987年开始创建西译的拓荒性的充满艰辛和坎坷的民办教育事业，到为落榜生构架“第二希望工程”；从“外语+专业+现代化技能”、“专业+外语+现代化技能”的教育模式和“全日制、全住校、准军事化”管理模式的建立，到4万在校生的西译规模、西译学子98%的就业率的实绩；从20多个国家近百位驻华使节三次专程访问，到从“东方之子”、“世界名人”的林林总总……《文集》以丁祖诒创立的西译的成长、发展、壮大为聚焦点，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折射出中国民办大学教育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壮的历史性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幕幕真实动人、可圈可点的鲜活的历史画面。在这一历史性的进程中，《文集》以浓重的笔墨，划上了以西译为代表的中国民办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厚重的一笔。

    其次，《文集》作为民办教育的历史性文献的意义并不局限在的一己之圈内，而是具有更广泛的、更深层次的价值。《文集》的作者在字里行间，在言谈议论中，将目光和视野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自己创办的一所大学身上，而是投申到整个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事业，乃至中国教育本身之上，处处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反思和激昂的情感。《文集》中的《论中国民办大学的态势》、《民办独立本科院校亟待重新审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前的思考》等在当初暨一发表就产生重大反响的重要论文构成了《文集》的作者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观察和思考的核心。在这些论文中，体现出《文集》的作者对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认识，对中国忽视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批评，对中国高教弊病的洞察以及对中国教育模式改革的思考、探索，足以引发有识之士扼腕，同道志者共鸣。也许正如当年中青报编者按所指出的，这些论文“超出了一般论文规则”，但正因如此，才让人感到别开生面和耳目一新。由于《文集》的作者不是坐在书斋里做训诂或纯思的学者，而是亲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第一线的实践者，所以，他的论文没有不着边际的“理论”，没有广征旁引的“宏博”，只有感同身受、亲身体验的酸甜苦辣和冷暖自知，所以，其论文虽然“不合规则”，但多了份真切，少了份臃肿，犀利明快，直揭本质。《文集》大胆地深入到中国现行教育体制的深层，痛击陈弊，让人鼓舞。比如，《文集》对公办院校举办“独立本科”的合法性的质问，对强力政策所演绎的对民办院校的歧视，对民办院校在校生非国民对待的痛心等等，均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应，值得我们掩卷深思。但最为难得的是，《文集》的作者并不是仅仅为西译一家争取话语权，贯穿在《文集》中的一条主线是为中国全国的民办高等教育事业，为全国接受民办高等教育的莘莘学子们争取话语权。《文集》的作者以1300多所民办大学的200万学子的代表者讲话，就显得底气十足，句句话都有分量。在更本质的层面上讲，如果我们能够透析出《文集》的话语系统之外的那种无言的情怀，那么，其指向的对象就是中国的教育。这是《文集》可以称之为中国民办教育备忘录的另一重要特征。

    再次，《文集》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备忘录的意义，还体现在作者并不仅仅为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鼓与呼，而是独立地拥有自己的主张、立场、观念和方法。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文集》也记录了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集》的作者丁祖诒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标志性人物，不仅立足于实践创建了中国第一流的民办大学，而且还从理念上对中国民办高等院校教育事业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各类建议并以实践去验证，这无疑会对于中国现行教育模式的发展和完善具有重大意义。比如，丁祖诒主持西译实践的“外语+专业+现代化技能”、“专业+外语+现代化技能”的教育模式和“全日制、全住校、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就填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空白点，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思考其中所蕴涵的内在“秘密”。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中国的全部院校都以这种模式去创建和发展，而是要以此为个案，真正探索出其中的“具体的普遍性”规律，真正探索出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理念，最终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模式，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伟业和壮举。正是在这一点上，《文集》的作者给与我们极大的启示，其展示的全新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在当今时代不仅具有个案价值，更具有普遍性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和挖掘。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是，除过以上各点之外，《文集》实际上还渗透着更多样、更深刻的东西，这些东西甚至可以超越历史之上和文献之外而成为永恒之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点。一种是可称为教育灵魂的东西，那就是爱。《文集》中处处都体现着、闪烁着爱的光芒。《文集》的作者把最唠叨、最喋喋不休的话语都给了他的学生，这是《文集》中最感人的东西。《文集》的作者之所以如此关注落榜生，努力为他们的成才“营造一座天堂”，为他们作人梯，之所以拼出老命为他的学生争取助学贷款权，争取火车半票权，其力量实质上来自于这颗教育的灵魂，来自于对学生的爱。另一种则是具有普遍价值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坚毅、执着和奉献。如果《文集》的作者没有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执着和奉献精神，没有乐以忘忧，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就不会有不断的自我突破、不断的自我创新、不断的使人震惊和不断走向辉煌的历史性的这部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