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

今年12月13日是我国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今天，我们邀请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孙宅巍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讲述了60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历程。

研究南京大屠杀第一人

“他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第一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孙宅巍说。

孙宅巍口中的“他”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兴祖。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就和同事油印了《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作为大学生内部教材和课外读物。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主要内容的专史教材，也是第一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史书。

1957年就读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孙宅巍听过高兴祖讲授这门课。“在扬州老家，我听老人讲过日军在扬州万福桥的大屠杀，杀死民夫400人。当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孙宅巍说，直到听高兴祖教授这门课，他才第一次知道南京原来发生过这么惨烈的往事。与他有同样感触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经盛鸿1963年入读南京大学哲学系，也是入校后才听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他还听说南大的高兴祖老师对此有专门研究。

高兴祖之所以研究南京大屠杀，并非出于偶然。高兴祖的朋友殷志扬曾撰文介绍：高兴祖1928年出生于常州三河口镇，高家一门有多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高兴祖的父亲高柏桢，曾在上海办事处从事对沦陷区多所名校撤退大后方的抢救和接应工作，同时还搜集和传递敌伪情报。在一次从苏北返回上海途中，因轮船沉没不幸遇难。高兴祖堂叔高谟是一名飞行员，曾在南京上空先后击落日机6架，后来在轰炸日军“出云舰”的激烈空战中寡不敌众，以身殉国。而高兴祖本人，在9岁时便随姑母一家逃难，途中目睹日军暴行……

1948年，高兴祖从常州中学毕业，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1954年毕业留校任教。他承担了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1959年秋季学期临近结束时，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制订新的科研计划。时任教研室秘书的高兴祖提议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调研和记述。经教研室全体成员讨论，最终通过并立项。

这是中国研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第一步。高兴祖带领调研小组潜心搜集和比较各种史料，做实地调查，亲自找见证者谈话，记录下诸多历史证人证言。

1960年，《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初稿完成，后来以内部形式刊印了油印本，这本书四位编著者分别为胡允恭、高兴祖、吴世民和查瑞珍，高兴祖为组长，另有何杰等7位学生“协助工作”。1962年12月，高兴祖他们又对油印本进行了审订和增补，1963年1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内部印行。这本书薄薄一册，仅89页。

教材虽薄，但它相当重要。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看来，它可被看作是一本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原典”，书中，“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暴行结构分类、大屠杀规模及其统计路径、大屠杀中中国人的反抗，‘大屠杀前史’——时代背景和‘大屠杀后史’——南京审判、东京审判等各方面，均可见后人的继承和遵循”，它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这本教材虽然只是内部印行，但它走出了国门。1965年，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代表团访问南京。接待中，南京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根据《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相关内容向日本人士介绍南京大屠杀，日本最早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者洞富雄在其著作中沿用了这个介绍的部分内容。

美国方面也很早就有了译本，书名改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大屠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内部资料英语译文》。

1979年，高兴祖在原有章节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修订、补充、改写，以《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为书名，印行了“内部资料”。

1985年，高兴祖出版了《日本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一书，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本公开出版发行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题学术著作。

他们一直在“打井”

在上世纪60年代，不论是孙宅巍还是经盛鸿，他们都不会想过，20多年后，他们会和高兴祖共事，并一同推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

1982年，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进而引起了一场维护历史真相还是否认历史事实的较量。

1983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南京城西江东门遇难同胞“万人坑”遗址上立下建馆石碑，随后，“建馆、立碑、编史”被提到了南京市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也就是在这一年，孙宅巍从党政机关“归队”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此时他对个人的研究方向还漫无目标。这年秋，南京市政府组织“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筹备小组，广招人才，参与其事。孙宅巍被历史所派去参加编史工作。

“刚好主持筹备小组工作的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允然先生，是30年前我在扬州中学读初中时的教导主任。在修史过程中，他放手交给我任务，悉心指点。”孙宅巍说，从此，他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日本右翼认为，南京只有20万人口，所以日军不可能屠杀30万人。“遇难者人数在南京大屠杀研究史上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虽然30万人早有法庭判决，但日本右翼仍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对这一数字进行实证研究，是势在必行的重要的工作。”孙宅巍说。

孙宅巍在研究中发现：人死了，总有尸体；有尸体，就需要掩埋和处理，必然要涉及到人力、时间、经费、工具，这就会自然地形成一批档案和资料。于是，他便将主要精力移向埋尸资料方面。孙宅巍曾将搜寻埋尸资料的工作比喻为“打井”。没想到，一打就是30多年，愈挖愈深，使30万人遇难的史实，愈益得到众多资料的证实。

同样在默默“打井”的还有经盛鸿。上世纪90年代，一次，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到南京来开会。他和一同来开会的经盛鸿说，“慰安妇”研究这一块还很薄弱，特别是南京这个地方，更需要着力深入研究。这句话提醒了经盛鸿。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每天骑着自行车四处寻访‘慰安所’旧址。”经盛鸿靠着一辆自行车，从市中心寻访到汤山，从汤山寻访到江北，只要是历史文献上曾经有记载的地方，他都不会放过，一定要去实地查探。也有一些旧址是中日方的资料都不曾记载的，经盛鸿在做调研时，从老人口中得知后，多方求证，确认旧址。位于常府街的松下富贵楼“慰安所”旧址便是这么寻访到的。

2002年底，一位曾在日本侵华期间被迫在南京做过三年“慰安妇”的朝鲜老人朴永心，想在有生之年重回南京，找到她当年的受辱之地，以自己的经历，控诉日军的暴行。她只记得那是座两层楼，她在房间里能听到火车的声响。经盛鸿按此信息，找寻多家“慰安所”旧址，最终确认朴永心所在的“慰安所”应在利济巷。如今，南京市在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上打造了一座陈列馆，让世人都可以看到日军在南京犯下暴行的斑斑铁证。

在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看来，1982年到1992年之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还是在起步阶段，研究基本以反驳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言论为出发点。这是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共同特点。

而有组织的从学术层面去研究则要从1995年8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成立以后才开始。孙宅巍、经盛鸿都加入了研究会。在这里，他们与高兴祖一同开会、研讨史料。高兴祖是研究会第一任会长，朱成山认为，高兴祖在任期间，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从散乱欠条理性的，尤其是浅层次的研究，引向带有一定深度、广度和高度的研究方向上。

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远没有结束

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这是国内高校最早的专门从事南京大屠杀史学研究的学术研究机构。随着更多学术机构的加入，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更为深入，反驳日本右翼已经不再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成为2000年以后的研究特征。而对史料的收集，也更多地向国外展开。

2000年，中日关系再度紧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决定组织抗战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及南京大屠杀史料三项课题研究，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整理的工作，落在了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肩上。南京大学联合多个机构，组成学术团队，派100多位学者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等国家搜集整理日记、书信、回忆录、新闻报道等各种原始资料。

王卫星便是其中之一，他负责日本资料的收集和编纂，2003年和2006年，王卫星两赴日本。在日本，他找到了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参谋西原一策大佐所记录的《作战日志》、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阵中回想录（1954年油印本）等大批日方原始资料。这些来自施害方的资料填补了不少研究空白，也提供了不少侵华日军暴行铁证。比如，冈村宁次在回想录中写道：“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多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这是在所有日军官兵的回忆中，涉及大屠杀人数最多的一份资料。

至2010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72卷共4000万字，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集。

除了对基本史实的收集和研究外，学者们还把目光投放到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研究、受害者的PTSD症候（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等问题上。随着史料发掘的日益丰富，研究成果也日益可观，同样是讲述南京大屠杀史，1963年的89页薄薄一册，如今已变成几百页几千页的厚度，许多研究课题早已超出高兴祖原本架设的研究范畴。

对于目前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经盛鸿告诉记者，现在的研究多着力在日军入侵南京之后的六个星期之内，这六周的史实，已足够清晰。而据他的研究，直到1938年5月，还有身处南京的中国人被屠杀。他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上，能将研究时域拓展开来。而在地理上，也有学者认为，日军从上海出发，一路烧杀抢掠，南京附近地方也惨遭日寇施暴，所以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时，可以适当将地域范围拓宽到“大南京”的范畴。孙宅巍则认为，南京大屠杀史料丰富，仅《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共4000万字，对它的研究远没有穷尽。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编辑 : 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