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 | 李杨：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义务讲述这段历史

2021-12-16 18:30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失败”的导演。自己掏钱拍电影，因为请不起演员就自己上阵，16年完成“盲系列三部曲”。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当导演李杨带着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痕》来到南京小范围放映时，27年前完成的真实影像画面仍震惊了专家和观众。

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义务讲述这段历史

在《痕》中，史料呈现和专家剖析触目惊心，夏淑琴、李秀英、陈德贵、刘永兴、许自强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面对镜头讲述历史的真相，现在其中有的“时间证人”已经去世，还有人脸上添了许多岁月的痕迹。李杨告诉记者，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作品由录像带“修复”与国内观众见面，感触很深。学生时代的作品并不完美，实际上公祭日前夕这两天，自己待在南京，一直在调整这部片子的细节和字幕。回想毕业那年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由此产生拍摄关于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痕》，作为毕业作品的想法。“我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有义务把我们在战争中遭受的困难，客观地介绍给西方的观众。”

李杨决定拍一部纪录片，客观地介绍侵华日军在攻占南京时发生的行为。他为此在南京待了好几个月，去图书馆查史料，采访活着的当事人和知情者。为了保证片子的客观性，片中没有任何主观评论和解说词。片子是由对当事人的采访和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南京大屠杀时外国人拍摄的珍贵纪录片与照片剪辑而成。

李杨是西安人，来到同样是古都的南京，对南京的风光和绿色印象很深。20世纪90年代的南京风貌也被他记录在片中，小贩街头叫卖的街景如今已经看不到。“南京人特别热情，老年人讲南京话我听不懂，好多采访都是靠年轻人帮着翻译。”他还记得，当时在南京，由于有同学的帮助，省下不少费用，从拍摄到完成后期，都十分顺利。请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研究员等专家帮助梳理史料，还找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很多资料通过购买版权获得。“我就是留学生，当时比较困难，可能是我自费拍摄的行为打动了他们，所以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特别幸运。”当时在德国科隆大学留学的李杨通过勤工俭学，打工赚钱拍纪录片，学校提供了部分后期制作的费用。他还提到，一位同在德国留学的韩国朋友，听说这部片子是拍南京大屠杀的，就免费帮他作曲。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把讲述历史，视为自己肩上的责任，希望带动更多人珍爱和平。但在上世纪90年代，面对镜头，老人们不愿意回忆那段惨痛经历。“采访夏淑琴，我请求了她好几次，但她不愿意说，因为讲述这段经历，会让她半个月一个月都缓不过来。所以，他们害怕，不愿意揭开伤疤。”同时，李杨说，“我们当时在街头采访年轻人发现，他们中有些人对南京大屠杀并不了解，这让我很震惊，联想到我在德国留学时，也遇到德国人完全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甚至连历史学家也不知道。这都让我在震惊之余，更加坚定了完成这部片子的决心。”

后来这部纪录片被德国电视一台收购，并作为纪念二战结束50年的系列影片之一，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播放，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还入围了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影片单元，并获得提名。李杨回忆说，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听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自己花钱拍了《痕》这一部纪录片，大使馆文化处还奖励了500马克。“我用这笔钱，添了一点举办了一个很大电影party，并在母校科隆电影学院放映了《痕》，以此纪念二战胜利五十周年，同时庆祝硕士毕业。”李杨还记得，那天请了很多中国和德国的朋友，为了赞助他，开中餐馆的好朋友老范做了很多菜，只收成本费。遗憾的是，当时中国还没有纪录片频道，没有机会在国内放映。

哪怕自掏腰包也要圆电影梦，关注现实的“盲系列”影片

除了《痕》，李杨还拍过《妇女王国》《欢乐的绝唱》两部纪录片。但许多观众了解这位导演，应该是从《盲井》《盲山》《盲·道》构成的“盲系列”影片开始。耀眼的明星，宏大的场景和华丽的特效都是看不到，有的是带有纪录片特点的真实。

从两岁在《延安游击队》中出镜触电大荧幕，直到44岁完成处女作《盲井》，他才圆了自己追求多年的电影梦。硕士毕业后，第一想法就是要拍故事片。于是他放弃在德国的优厚待遇，回国创业。李杨说，当时自己曾处于一种选择的焦虑状态中，拿着毕业证和简历去了电影制片厂，可是那个时候电影市场不景气，电影制片厂一年最多拍一到两部电影，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充斥着录像厅。

听说王超和贾樟柯用很低的成本拍了电影，李杨眼前一亮，觉得自己也可以掏钱拍电影，但对于国内市场和生活现实的不了解，也一度让他的电影梦变得不切实际。2000年，41岁李杨成为第五代导演黄建新的副导演，在剧组实践的机会，积累经验，对于他后来拍电影很有帮助。他彻底决定回到国内，结束了在德国14年的生活。

在北京租公寓住下来，他在北京朝阳区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没事就骑车去那里看书，寻找适合改编电影的小说。作家刘庆邦写煤矿生活的中篇小说《神木》打动了他，“对善与恶，对人性纠结与挣扎，对金钱与道德，邪恶与善良的描写非常深刻，这正是我通过电影想表达的东西。虽然我名不见经传，但我有信心把它拍好。”李扬把在德国辛苦打拼来的钱投进这部电影。小说写的是最底层的煤矿矿工，没有女主角，场景又不在城里，拉不到赞助，不少大导演都没有兴趣拍这个题材。

李杨导演跟别的导演不一样，他的电影是自己掏钱拍。李杨还记得拍完《盲井》之后，“给大家发完工资，给各个器材公司付清账款之后，我就变成了穷光蛋。不但一贫如洗，还欠着澳大利亚电影后期公司的钱。因为拍摄期间发生的各种状况，被迫停机、转场，换演员和工作人员，拍摄周期多出了七八天。这对于一个低成本电影制作来说，是非常致命的。”

然而，他坚信，“一个人做事情贵在信守诺言和坚持不懈。事情做完了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是半途而废只能走向失败。”李杨告诉记者，“盲”系列告一段落，“那一年时间特别难熬，接下来，自己要抓紧时间把想拍的东西拍出来，毕竟年龄也不像二三十岁。如果有其他电影让我去演，我也会演。”

骨子里有点“疯”，为学电影十年上了四所大学

追求电影的学习之路，李杨走得挺艰辛，花了十年时间，在中国和德国上了四所大学。李杨出生艺术之家，父母都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优秀的演员。父亲李诗镕1961年主演的电影《延安游击队》中，李杨就出演了那个两岁娃，那时候就种下了电影梦的种子。在舞台边长大，从小就安安静静地看父母跟叔叔阿姨们排戏。玩过家家也是角色扮演，模仿大人排练话剧。

直到他发现，导演才是电影的灵魂，所有演员都要受他的支配和调度。“演员很被动，没人用你，你就没事。所以想着能多找一个饭碗吧。父亲教育我说，艺不压身，多学一个东西，总是有好处的。就开始学写剧本，做导演等等。”

年轻时，梦想着有天能做导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推荐信，离开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国话前身之一），自学考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李杨说，“当年我都已经在国家话剧院工作了，在话剧圈可以说是最高殿堂了，但我觉得光做演员不够，还想上学。我就把分房、提干都放弃了，去考了大学。”

李杨同学回忆说，这个看起来儒雅的帅小伙，其实骨子里有点“疯”。在新生运动会接力赛上充当最后一棒，为只有6个男生的导演班夺得冠军。被理工科学生欺负时，李杨会在推搡之时大喊一声，“来，我们两人打你们10个！”更为离谱的是，大学念了两年，李杨突然退学，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出国留学。当时不光没和家人说，能否拿到签证都还不知道就去做了。

如今到了62岁的年纪，李杨说自己的心理年龄是90后。“我尽量跟年轻人合作，他们给我带来很多活力和新的想法。时代发展速度很快，不能保守成规，你看元宇宙都出来了。当然我不懂这个概念，先看看，向年轻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