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南昌十中83届高中毕业生。

1977年，大人们在谈论恢复高考，而我正处在一个女孩的花季里，跨过了12岁门槛，正昂首阔步往13岁的路上走着。

那一年，我和南昌市委大院里的的一帮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伴们正从永红小学（今日的右营街小学）毕业。9月1日我和一帮同学在打闹嬉笑中走进了南昌十中的校园。不是特别清楚进入初中后的人生意义，只是对新环境和新同学充满了新鲜和好奇。迎接我们的是大门口一对少男少女石雕塑像，真没想到他们一站居然就是50多年，终于站成了南昌十中标志性风景。

我命中注定般进入了初一（5）班，正如我顺理成章从高三（1）班毕业，如河流里流动的水，汇进去再流出来，平静无波澜。

第一个班主任是政治老师郭中英。在我有限的认知里，只有语文老师才配当班主任的，政治老师当班主任难免有敷衍的嫌疑，于是，我不光把我的嫌弃写在脸上，还写进了我的日记里。岂料我的班主任是政治老师几乎就是我中学生涯的一个“梗”，缘分无限。

郭老师在女老师当中属于个子不高，但嗓门尤其洪亮。她对于记住学生名字有特异功能，很短的几天就非常准确的在教室里喊出来，声音在教室里都有一种共鸣。我对于她是有些许害怕的，因为她大声唤我的姓名，我会一个激灵，我显然是一个“窝里豪横型”，在外面我还是安静的，愿意被忽略让人找不见。开学后没几天，我放学回家，郭老师在我的身后喊“余永琴，你等等”，我一回头，她抱着一叠作业本追上我，我顿时全身紧张起来。她想干嘛？我和她说啥？哪有和老师并排走的？我手足无措，忐忑无助。她倒是很自然的右手搭上我的肩头，用拉家常色语气告诉我，她很喜欢我这双眼睛，很亮、有光。还随手从兜里掏出一颗高粱饴糖递给我，我嚼着糖果，我的心扉仿佛被打开，开始和郭老师有了目光的交流。无疑这一次偶遇对于我今后的待人接物是有启发意义的，比如学会传递善意，表达温暖，适时赞美。

开学典礼上校长胡其钧告诉我们，十中的前身是美国基督教会在南昌创办的江西省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葆灵女子书院。学校的前世在气质和血统里都和我有天壤之别。胡校长长得很学究很有旧时代文人气质，总让我想到见过的照片上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校长发言是在一个用红布包裹住的台式话筒后面，我只能看到他的眼镜片在太阳下时不时反下光。我们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站在台下，班主任站在我们班级前面，记忆中开学典礼总是站得时间太长很累。特别是在学生代表发言环节，我快要两眼发黑。

开学不久就是校运动会，有一个叫宋伟俊的男生给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孩子，是那种不让他说话他真怕有人把他当哑巴卖掉的人。他是我的班长。大概是他认为裁判老师的不公，导致他没有取得名次。他脖子上挂着一双跑鞋，黝黑的脸上大汗淋漓，光着脚走上主席台找老师论理，以至于和一个人推搡起来。那会儿，我以为他就是传说中的英雄，让我刮目。他有鲜明的南普话口音，处处据理力争，为学校、为班级、为自己，事无巨细。我当兵入伍后有一次看《武警报》，赫然看到了他的名字，他正在武警福州指挥学校学习，报纸上的内容依然是他在和队长据理力争，一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才发现我的阳光是内敛的，而他是开放的，没想到我居然内敛了一辈子，而他同样阳光了一辈子。

第一个语文老师是余让尧，35岁左右的年纪，或更年轻一些？文言文起初的枯燥乏味，读起来让我情不自禁的摇头晃脑。但仅上了几堂余老师的课，我就喜欢上了文言文，喜欢上了课上的余老师。他上课很放松，课上的内容感觉不是他特别准备的，而是早就烂熟于他的脑海，信手拈来。他声音非常好听，朗读时似徐徐道来，带你领略文字和语言创造的美好意境。他有一个习惯动作，歪着脑袋面朝黑板，粉笔在黑板上停顿，即刻向同学发问，我能心领神会地追随他的身体语言寻找到呼之欲出的答案，然后脱口而出，有一种抢答的快乐。偶尔有人走神开小差，他就会掰下一小截粉笔头掷过去，故作恶狠狠状。他经常拿着我的作文本在讲台上读，声音是平和矜持的，有些许播音腔。我坐在下面听着都有点恍惚，似乎是我随便一蹴而就，他就能声情并茂，让我自己都怀疑那作文是否真是我写的。后来，听说他去了大学当讲师，依然从事和他的热爱有关的专业。

第二位语文老师姓赖，全名不记得了，女老师。很白的皮肤，很方正的脸，她因为小儿麻痹有一条腿不方便，每每见她慢慢的从远处朝教室走来，我就特别想为她做些什么。我记得她表达感谢时都是字正腔圆的。她的斯文是刻在骨子里，读书的声音很好听，一手粉笔字很漂亮。在讲台前望着我们，目光非常柔和，仿佛在说，孩子们啊，这么明亮的课堂，这么明媚的阳光，你们为什么不好好珍惜这读书日子呢？

用我现在的眼光看起来，语文老师多半是矫情的，有点自恋，有点清高，本身对文字有天然的热爱，长久的浸染其中便都生出一副文人的气质来。

初二开始接触物理和化学，科目和老师多到有点让我目不暇接。我初二的班主任姓杨，依然是政治老师。杨老师似乎很严厉，国字脸，下颌奇方，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边框着眼镜。起初我对他是畏惧的，因为我单纯的认为他是刻板的，刻板到如他课间操爱戴白手套，每个动作都要努力做到位，白手套在空中挥舞，天天如此。但终于有一天，我们开班会，他刻板的讲完他该讲的内容和我们聊家常，他的眼神一下就光亮起来，甚至给我们讲起笑话。他用罕见的极度诙谐的语言讲“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讲他的成长经历，他有恨铁不成钢的哀怨，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了一个下午，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听了进去，而我一定是有所触动的。

有一天，体育老师魏海金早读时来班上选参加南昌市中小学运动会的学生，很认真的把我叫出去站在正改造的、学校主干道水泥花坛边动动胳膊腿，说我排球有潜力，投掷项目非常不错。他说以后每天很早到学校训练，问我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回去问问家长？我回答，不用，只要我愿意我爸妈是不会反对的。他告诉我他住在坛子口，每天早上会同样赶来，我戏虐的说我住“坛子里”比他家离学校更远，他为此当一个笑话记了很久。

初中三年，和现在的初中生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是快乐的，亦或说我个人的感受快乐的能力及其强大。我依然个性使然，玩得很疯狂。篮球、排球、田径全面开花，在同学当中我是可以呼朋唤友的，那时候男同学女同学还没有太明显的隔阂或者说是界限，相互比较友好。操场上课后总有篮球或排球比赛，我总爱和好朋友去观看，没有座椅，就是站着，站着看完一整场。那时候场上奔跑的有赵小宝，余小兵和殷正强等我熟悉男球星，弹跳、投篮都很帅。篮球场正中，有一处简易的裁判台，其实就是两张课桌拼在一起，桌子上有一个纯手动的数字成绩牌，有人得分，我很急切的看去，如果有人因为赛势紧张忘了翻牌我就会很勤勉的跨过操场也务必要去提醒一下，唯恐错过一分而有失公允。很多时候我是亲自坐上去亲手翻动，现在想来，那是我很高兴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课间时常玩一种叫“冲城”的集体游戏，游戏规则有点忘了，大概就是有守城和功城两方，在地上画上线，守城的用各种方式去触达攻进城的人，挨上即牺牲。我们玩得很尽兴很忘我很投入，以至于我晚上做梦都在守城。

我姐姐和我一样也是在南昌十中度过的全部中学时光，她是80届高中毕业生。与她在校时的辉煌相比，我显然是人轻言微毫无光芒的。我姐姐最豪时官至学校团委委员、年级团总书记。那会儿兴贴大红喜报，在校门口传达室的墙上，或在老工字楼的墙上。放学的人潮里总有一次次骚动来源于喜报的内容，要么是招飞行员被录用，要么是参加各种竞赛获奖，要么是谁谁因为打架被警告或处分。我姐在家里是好姐姐，好女儿，忙家务总是忙到上学前的最后一刻。记得有一次默写单词比赛，她一边拖地一边背单词，下午比赛，中午还在家“念经”，喜报出来她居然是二等奖，让我无限佩服上她这一种颜色的烟火。有一份中国青年报是学校为她个人而订的，报纸拿回家我就如饥似渴的读着，和她讨论时事政治，她显然会一脸懵，但对于做数学题，她会趴在我们家的那一台缝纫机琢磨一宿。除了读书，她就是沉溺于抄写歌词，一本一本再一本，如同我抄写诗歌和名人名言。姐姐在学校的辉煌地位并不影响到我在家里被宠溺，可以说当兵离家之前，我洗澡、梳头都是在姐姐的呵护下被完成，我依稀记得，我姐姐挥汗如雨的脸在我的眼前忽上忽下的晃动，而我展开双臂，洗澡如同现在机场高铁站接受安检。我和姐姐相亲相爱着却有着迥异人生，她踏踏实实的做了一辈子老师，直至在十中数学老师岗位退休。而我，总在探究中反复询问自己的内心，这是我想要的吗？我可以不要吗？回头看，我这一路走来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1980年我进入高中，我遇到了我新的班主任胡瑞英。我虽然最终还是没有逃出政治老师当班主任的魔咒，但她给予我的温暖或者说给予我们班同学的温暖都是值得被追忆的。我分辨不清她当时的年龄，体态和肢体很显老态的样子，花白的起耳短发，京腔京味的普通话。只记得她很关心我们每一个个体，很多次的单独谈话和聊天，总会问我们，毕业后你想干啥之类的问题，总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你将来想干啥现在就准备啥。她是唯一一个让我深度思考将来的好老师。1989年我在北京，就读于解放军总后医专，曾试图和已经定居北京的她联系，却因总总原因错过。

我这里还要提起一位生物老师，姓詹。他给他儿子取了一个很牛的名字，叫“詹天佐”，灵感来源于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詹老师在我记忆里也是很老，头发早已“地方支援中央”，以至于他上着课也要用手习惯性理一下他的头发。但他是上课时对我们表现出的“怒其不争”的强烈，总让他用力过猛金句频出。比如，学习上要下苦功夫如激光，石头都要打穿，高考算个啥？有的人想混日子，我告诉你，日子不用你混，它自己会混。将来哪个行业最赚钱，是口腔科医生，是大律师，大家要考上好的大学，当医生当律师。自古华山一条道，学好数理化，万般皆下品。我听来他可能是高安一带的人，有个别字词吐字比较含糊，但并不影响他的激昂。我是既喜欢上他的课，又害怕上他的课，被骂得狗血喷头心惊肉跳但却记忆犹新。

我高中时期的南昌十中，声誉远大于现在，治学风气非常好，校风也非常纯正。只是在那个年代，国家也才从动乱中回归不久，学业压力还没有被压到畸形，我们这种学渣级别的孩子还是有非常多的生存空间和自由。

如果说我作为学生对学校校园还有记忆，那一定是南昌十中了，因为我学生生涯里最重要的6年时间都在那里度过。它和我后来上的所有军校是完全不同的人文气息。在十中的校园里我是青涩懵懂的，有年少无知的轻狂，也有欲赋新词的惆怅，更多的是青春逼人的绚烂日子，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里，会在很多个不经意间缓缓的流淌着。 

作者：余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