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呢？答案是95年前的1924年。

 

在这一天，何香凝还做了一次讲话，说明了为什么要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讲了提倡女权的意义。这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

 

任玲玲告诉记者，其实当时社会有“妇女回家论”，也有不少观点主张，妇女应该有职业的自由，而不一定要每个妇女都从事职业。

 

说到民国女性的蜕变，得从“束胸”说起。1927年的“三八节”，一直到三月底，女子平权运动此起彼伏。女子纷纷上街游行，争取自身权利：放脚、剪发、放胸。在游行中，有些女性突然扯开自己的衣服，赤裸上身，以示反抗之决心。迫于压力，南京政府于当年通过一项法案，严禁束胸，要求女子们要放开“胸怀”，昂首挺胸地做女人。如果被发现束胸，则处以50块大洋以上的罚金，相当于一次就罚款5000元。“束胸”这项陋俗，在重典的整治下，慢慢被废除了。

 

胸部解放，时装也要跟上。林语堂说：“英式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衩旗袍、西式紧身马甲和独幅女子浴衣，才是时代的骄儿。”“独幅女子浴衣”即无裙一件式泳衣。泳装不会受到道德责难，还指向健康的体魄、进取的精神、文明的生活方式。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女性的泳装还搭配长裤、披肩以及飘带、蝴蝶结等服饰配件，成为在水边、船上甚至公园活动时穿着的时装。胸部和腰部刻意经营的改良旗袍也取代传统旗袍，成为流行风尚。

 

剪头发，也不是小事！1921年7月8日，北洋政府四川督军刘存厚的成都警厅发布了一条《严禁妇女再剪发》告示通令：“近日妇女每多剪发齐眉，并梳拿破仑、华盛顿等头式，实属有伤风俗，应予以禁止，以挽颓风……如敢固违，定以妇女坐法并处罚家长。”这条禁令可视为中国头发风俗史上的最稀奇古怪的政府告示，却与现代女权主义兴起相关。

 

烫发在欧洲流行不久，便于1925年传入中国，白俄当时收费30大洋挂牌烫发。上世纪40年代，烫发之风已经遍及民国官场，抗战胜利后的南京，“上自一品夫人，下至大姐娘姨，无不卷发如云”。以至于不烫头的职业女性，会被认为是异类，甚至遭受排挤。最早当红明星胡蝶烫次发的钱，相当于他人一年的房租。而随着技术的进步，“花费四角大洋，就能把头发烫成各种花样”。

 

传统的道德认为女性应当内敛而不事张扬，而摩登女性烫头露面出现在公共场合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放荡行为。烫发由此也被视为“原罪”，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于1934年推出新生活运动，也曾把“取缔妇女烫发”列入。但历史潮流向前，任何法令都不能阻止妇女们的烫发权。任玲玲表示，烫发对于女性的意义在于，“尽管只是消费主义的解放，但在小小的领地和空间，却获得了自足的地位。”

 

1930年代，由《良友》发起的评选时代标准女性的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经社会各方投票，共有十位女性入选：名闻四海的电影明星蝴蝶、富有巨万的哈同夫人哈同夫人罗迦陵、福寿双全的宋太夫人（宋氏三姐妹的母亲）、相夫贤德的宋美玲、有艺术手腕的何香凝、富有冒险精神的林鹏侠、侍父尽孝的胡木兰（胡汉民之女）、游泳健将杨秀琼、舞艺超群的郑丽霞、文学才女丁玲。

 

 

再来说说民国女学和女性就业、创业话题。

 

 

在戊戌变法之前，中国女子被排斥在学校教育大门之外，没有受教育的权利。1907年以前，所办女学中，以民办为主，官办较少。1907年后，官办女学堂逐渐发展起来。

 

中国高校的男女同校教育的呼吁开始于五四时期。1919年12月7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规定女子旁听法案》，并建议次年正式招收女生。1920年，这个法案最终获得通过。任玲玲告诉记者，南京高师在这一年招收了中国最早的男女同校的8位女大学，其中6人在外语系，2人在教育系。1924年，原南京高师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曹美恩、黄叔班、李今英等人从东南大学外语系毕业，这是外语文学的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也是中国第一届男女同校的大学毕业生。

 

民国前期，“妇女解放”之风气影响下，女性就业、女性创业成为一代新女性的理想追求。而高大上的银行业，也有女性创办过！民国期间，出现了三家由知识女性创办的女子银行。

 

1921年10月22日，由9名知识女性发起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开业。1931年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也出现了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界第一银行。该银行被南京市民简称为“中女银行”，股董、职员系清一色的女性。就在国府路（今长江路）上。其创始人、行长刘芝婷，在海外积累了丰富经营经验，出生于马来亚的她，曾在吉隆坡与人合伙开办马来亚历史上首家女子银行。

 

这家名头很大的银行，跟如今全国大中城市街头常见的储蓄所差不多大小。但银行聘用的白俄女保镖瓦列里亚可是“网红”，3岁开始就由其长辈对其进行格斗训练，到14岁时，已精谙西洋拳击、国际式摔跤和自卫角力术，还曾在由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育会传习中华武术。她因出色战绩被称为“俄罗斯女大力士”、“远东第一野蛮女枭”、“世界唯一格毙对手的女杀手”。

 

开业首日，全市各区甚至郊区的市民都来看“中女银行洋女保镖”，银行方面则乘机大肆宣传。这种宣传起到了效果，开业头七天里，就吸储十多万元。而中女银行的开业资本额一共也只有十五万元。

 

在种种手段刺激下，中女银行的吸储量明显高于南京的其他银行。这让其他银行坐不住了，开始向财政部施加压力，要求制订规则；撤回帮会保镖；指使小报刊登谣言……一时间令“中女”储户抽金，次年4月被迫关闭。

 

而营业时间最长的一家女子银行则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为首的是宁波籍女强人严叔和。严氏被称为“中国第一女银行家”，由于经营得法且借助广泛人脉，银行于1955年公私合营被兼并，继续为金融事业作出贡献。

 

 

说到民国女性的婚姻家庭，要说到“离婚”和“独身”。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益。1922年《妇女杂志》推出“离婚问题专号”，把离婚自由作为医治封建婚姻制度的药方。

 

“×英为谋自身前途，现已与×甫脱离夫妇关系……特此声明。”五四时期，类似女性主导的离婚广告比比皆是。

 

 

1915年的民法草案中规定：“夫妻不相和谐，两愿离婚的，得离婚。”这时的男女青年不仅有结婚的自由，也有离婚的自由。

 

民国第一个为爱情离婚的是陆小曼，她后来嫁给了徐志摩。至于被他们抛弃的原配张幼仪和王赓，则被当时年轻人视为“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

 

张幼仪也成为离婚走向新生活的典型。她离婚后远赴德国留学，后来成为商界精英，出任过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还在上海闹市区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可谓命运之逆袭。1953年，张幼仪与香港中医苏纪之结婚。

 

文秀是溥仪的淑妃。1931年，她通过律师向溥仪提出离婚。后来，文绣和一名国民党少校军官刘振东结婚。

 

其实，国内早在20世纪初，知识女性就勇敢地对家庭包办的婚烟提出异议。1903年，无锡一位姓宣的女子由她的哥哥做主，许配给当地一位姓裘的举人。女子与哥哥争执无效，便直接写信给那位举人：“婚配之事，我国旧例必有父母之命，欧律则听本人意见。前者行聘之事，乃家兄一人之意，某至今方始知，万难为凭。若必欲践约，某当死入裘氏之墓，不能生进裘氏之门。”“欧律”即《西方婚姻法》，已成女子判断是非的标准。裘举人也通情达理，双方便解除了婚约。

 

民国法律规定给予妇女一定离婚权，但男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仍不平等。如关于离婚条件规定：女的犯奸，男的可以请求离婚，而男的犯奸，女的却不能请求离婚。

 

而当时妇女获得自由离婚的权利，但因谋生的艰难和社会救济的匮乏，离婚之后的处境有的也十分艰难。

 

民国法律规定夫妻离异后，男方要给女方生活费。如果男性的财产只够维持生活，或在法院调查时假报财产金额，那么女性在离婚时所获得的财物就会大打折扣。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异，有的地方还要妻子给丈夫钱。

 

任玲玲说，新文化运动时期，独身主义也成为标榜独立、自由精神的象征，出现了高知女性独身主义的风潮。离异或独身与否，现在看都是平常，可在当时的平权运动之下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