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演员赵立新此次言论事件，刘楠楠也关注到了。她很不能认同赵立新的说法。

 

刘楠楠告诉记者，事实上，北平沦陷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想将手伸入故宫博物院；在那8年内，日本人也并不是没有抢走文物。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虽然故宫博物院部分人员和文物避敌外迁，但仍有百余人员和众多文物留了下来。故宫南迁文物有13491箱，而留在馆内未动的，还有至少100万件（套）。

 

留守人员虽不像随文物南迁的人员那般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他们也踏上了另外一番充满艰辛和危险的旅程。

 

故宫博物院当时共有“三馆一处”，总务处处长是张庭济。据当时留守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说，三馆馆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教授，享有很高的声望。张庭济在学术地位上没有那么高，但也是个文化人。他喜欢写字、绘画，常与皇室中溥字辈的画家如溥松窗、溥雪斋等往来。七七事变时，三馆馆长不在北平，受马衡之托，由张庭济一人主持院务。

 

张庭济，1895年生，浙江平湖人。北京大学英文专业毕业。1934年8月，经蔡元培（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引荐进入故宫博物院。

 

在北平沦陷初期，张庭济曾折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故宫现状。行政院于1937年11月给出回复。刘楠楠在档案馆见过这条训令。训令称：“折呈悉。经提出，本院第335次决议：该院留平工作人员处境艰危，自属实情。目前应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仰即遵照。”

 

然而，在日寇铁蹄之下，维持谈何容易。

 

当时的情势是日军攻陷了北平。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把以征服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作为基本国策。在攻陷北平后，实行“奖励移民”政策，计划“5年内移民华北200万户”。换言之，日本已经将北平看作是它永久占有的地盘了。而对于坐落在北平的故宫博物院来说，日军“以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和重要城市，错误地认为中国早晚属他所有，狂妄地把中国看做其‘外府’，把故宫的文物视为他在‘外府’收藏的文物”（单士元）。他们无须大规模抢掠故宫文物，更遑论烧毁故宫。

 

另外，故宫博物院此时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对故宫博物院有任何大规模的不当举动，都会遭受到国际上的舆论压力。在此情势下，日军只要扶植傀儡政权，借他们之手插手故宫博物院，就可以了。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对故宫博物院已是顾及不上了。单士元回忆说：经费来源断绝，许多工作不得不中辍。长此下去，院内同人的生计都难以为继。所以，社会上的动乱稍有缓解，故宫博物院就开门了。

 

1937年9月，故宫博物院再次开门。时局动荡，到故宫参观的游人寥寥无几。为了赚取更多的收入，门票也一再打折扣。如10人以上团体，减收票价一半;10人以上学生团体,每人仅收票价1/5等等。

 

单士元说，北平沦陷后的头几年,工作人员的薪金就靠门票的收入来维持。

 

单士元家中有二十几口人,老的老小的小。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到最后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没什么可卖了,只好卖房子。

 

这些虽难，却并非最难。刘楠楠告诉记者，整个抗战期间，故宫博物院经历了地方维持会时期、王克敏伪政权时期、王揖唐伪政权时期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内，故宫博物院可以说是内外受敌，历经风波。

 

“地方维持会”时期，由前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担任该会文化组主任，强迫故宫接受补助费，想藉此干涉故宫内政。迫于形势，张庭济不得不相机应付，勉强接受，这才得以维持故宫运行。

 

在《张庭济与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一文中，刘楠楠运用档案，写了几件日本人抢夺故宫文物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日本关东军发现故宫内藏有光绪修会典时所征集的车臣汗图，强行要求调取携出。故宫博物院被迫答应提供该图的照片及副本给日方，但日方拒不同意，他们让钱桐、武田熙桥等人到博物院强抢，双方发生言语冲突，几近导致事变发生。最终，迫于日方淫威，故宫最终答应借用三个月，到期后即刻收回。

 

第二件事是，前清皇家眷属载涛、载润等人以修谱为名，前来索取玉牒，被拒后，日伪派祝瑞霖前来交涉，亦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严词拒绝。

 

另有内部人员勾结敌伪多次兴风作浪，但都被一一阻拦。

 

1938年6月，日伪宪警还曾两次闯入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以检查为名搬走、撕毁大批图书杂志。

 

为避免文物被日伪巧取豪夺，故宫留守人员仔细查验文物，登记造册。努力使任何一件文物都有名目，这大大增大了日伪抢夺文物的难度。

 

 

北平沦陷之后，故宫博物院院长之位虚悬，日伪对此虎视眈眈。王克敏甚至曾想自任院长，由张庭济代行职责，遭到张庭济的坚决拒绝。

 

觊觎故宫院长之位的不但有外寇，更有内贼。单士元在《沦陷时期的故宫》一文中回忆到：和我同在文献馆工作的一个姓张的人，就和一个汉奸（据说是摄政王府大管家，当时摄政王府的人大都去了东北，依附于伪满。这个管家留在北平，和日本人关系很深）相勾结。他们企图接管博物院，因此到处拉人。那个姓张的曾要我和他一起为汉奸做事，被我拒绝了。他们活动得厉害，甚至连接管后谁任什么职务都定下了。

 

刘楠楠查找档案得知，此人名为张国靖，原清醇亲王载沣的家奴张某之子。他与原摄政王府的大管家相勾结，互相利用。他企图圆自己的故宫院长梦；而大管家则想利用他帮助日本人将势力渗入故宫。

 

张庭济有个熟人汪时璟，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情急之下，张庭济请他帮忙，妥为周旋。1942年6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强行派了祝书元等人接管了故宫博物院。这样一来，张国靖和王府大管家美梦破碎，而既有伪组织接管了，日本人也就不再插手故宫博物院。

 

祝书元是朱启钤（中国的第一个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创办人）的老部下，从清朝末年就管理北京市政，随他来任故宫博物院秘书的，是齐之彪，曾同叶恭绰一起在外交部工作。他们虽任伪职，但并没有做出对故宫博物院不利之事。这总比由死心塌地的汉奸或日本人来接管好得多。

 

在祝书元主持院务期间，仍由张庭济负责具体的院务。所以，1947年9月3日，马衡在一次讲演时公开说：“在北平沦陷以后，我们留守的全部人员，处境极为艰困。当时虽没有‘地下工作’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奉命维持。在这八年之中，前五年完全由留守人员苦心孤诣地妥为应付。后三年，虽伪政府派有主持的人，实际上仍由留守人员保管。”

 

 

演员赵立新在微博中提到：日本人为何为什么没有抢走故宫里的文物？

 

前文已说过，日本人是将故宫看作他们的“外府”的，无须抢夺。

 

然而到了1944年，抗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的战略物资紧缺，为征讨军用物资，日伪成立了北京市金品献纳委员会，献纳委员会的汉奸们发起了献铜献铁运动，强制征收各类铜铁制品，以为日军造炮弹壳和子弹之用。故宫亦难以幸免。日军很快注意到了“意宫内铜缸及历史博物馆铜炮等件”，“借游览之名来宫中调查铜器者不乏其人”。

 

刘楠楠查阅档案，发现日军和献纳委员会几番逼迫故宫博物院。迫于压力，故宫博物院将部分年代较近的铜缸铜炮等近2000斤交了出去。但日军并不满意。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张庭济带领故宫留守人员一同努力，将故宫辖区内的200多口铜缸“造具清册，别其类别，呈请华北政委会到院审定，予以主持，以应对强征”。

 

最终，不能明确断代的54件铜缸及2尊铜炮被抢行运走了，后来日军又从故宫劫走了91个铜灯亭、1尊铜炮。被劫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本即宣告投降。

 

这批文物又被移交了回来，王世襄受命办理此事。他发现“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

 

而故宫文物的损失，也不足以代表抗战期间中国的文物受损情形。对每一地的文化资产劫夺，各地战后都有一份清单。仅南京论，公共图书馆内142万册图书古籍六成以上遭劫掠，其中有许多世所罕见的价值连城的善本秘籍。如，宋版书4000余种、《清朝历代皇帝实录》写本3000 多册，以及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10 套等；战前，国民政府为筹建中央博物院，向全国征集来的各种珍贵文物。据统计，日军从中劫走1679种。曾昭燏藏在傅厚岗34号一处密室的文物，被日军劫走古物类85件又一箱，其中有从栖霞山齐塔内出土的南齐刻石佛一尊、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笾豆等8件。

 

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珍藏的殷墟发掘古物等珍贵文物，也惨遭日军掠夺与毁坏，损失无法统计。该所保存的山东日照出土古陶器标本箱，竟被日军拿去做铺垫铁路的路基。至于民间私人收藏，有多少为日军劫掠，那就更无法统计了。

 

抗战胜利后，马衡院长带领全院职工从伪组织手中接收了故宫博物院，祝书元带来的那些人全部被除职，原故宫博物院的留守人员，除个别的如张国靖外，大都继续任职。

 

“打个比方，有人强占了你的房子，即便他没有撕碎你墙上的字画，也没有摔碎你桌上的花瓶，难道这就不是强盗行径么?”刘楠楠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今不过80余年，余温尚在，历史岂能这样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