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4年、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遣军队，跨海征伐日本。长久以来，由于史料相对缺乏，以及研究者立场和角度不同，关于这两场战争的真相扑朔迷离。北京大学博士周思成在广泛阅读中文、日文、英文等各语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从元朝、日本、高丽等多方视角展开叙事，还原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完整呈现了两场战争的全貌。

 

本文即摘自该书部分章节。

 

除了从高丽奴才那里了解到日本和高丽隔海相望，这个国家在忽必烈以及元朝朝野上下的心目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呢？

 

研究者相信，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做过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忽必烈经常派他出使中国各地，甚至南海诸国。忽必烈有个小爱好，每当去各地出差的使臣回朝，他都要向他们打听一些当地的“人情风俗”；马可·波罗就非常善于搜集这类奇闻逸事，所以尤其得宠。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有一段关于“Zipangu”岛屿的描述。一般认为，“Zipangu”就是“日本国”：

 

马可·波罗肯定未到过日本，并且他进入元代中国是1275年，也就是战争开打以后。不过，他的这段描述，大概得自当时亚欧大陆商贸圈中广泛流传的对日本物产的模糊印象。我们将之看作当时欧亚大陆（包括元朝）对岛国日本的想象，大抵不致错谬过甚。

 

这段描述有吸引蒙古人的地方吗？显然是有的。蒙古统治阶级大概不会关心“红鹧鸪”比起塞北八珍中的“天鹅炙”是不是更美味。但是，黄金和珍珠，这两样可是蒙古帝国内最受追捧的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奢侈消费品。 

 

黄金这种流行欧亚的硬通货，自不必言。蒙古贵族喜爱珍珠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

 

有个叫尚文的汉人，在河南行省做官的时候，恰巧遇上有西域商人进献珍宝，售价“六十万锭”，他的上司，某“省臣平章”（蒙古人）面有得色地向他夸耀：“这个见过没？这叫押忽大珠，卖六十万，不贵！”六十万锭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是元朝前期平均一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颗大珠有没有卖到六十万锭，我们不知道。不过，对于如此珍宝，当时一座官员都传看把玩，爱不释手。尚文非常瞧不起，勉强问了一声：“这玩意有啥用？”上司回答：“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看来是养生美容，效果俱佳。

 

或许，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和蔷薇珍珠，也是忽必烈决定不计代价逼迫日本臣服的理由之一吧。

 

除了《马可波罗行纪》外，元朝后来纠集文化精英编修的《宋史》中的《日本传》，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人对日本的贫乏和碎片化印象。

 

这篇《日本传》三分之二的内容，居然是距元朝两百多年前一个日本僧人来华的相关事迹，节录了他带来的一些日本国情资料。这个僧人叫奝（音同“雕”）然，984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带着5名弟子来华，请走了一些佛经和佛像，带来了两种介绍日本国情和地理的资料，即《王年代记》和《职员令》。

 

这两种资料让中国官修正史的《日本传》走出了依靠传说的时代，十分重要。然而，就拿《日本传》节录的六十四世天皇来说，最后一位，才数到969年至984年在位的圆融天皇。13世纪的元朝人看这些，应该类似今天我们看18世纪德川幕府的历史一样，充其量不过是学者专家案头的消遣，有什么实际作用？

 

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成书于1307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其中的《四裔考》也有一篇日本的介绍，无非也是抄撮历代正史的《倭国传》和《日本传》而成。读来读去，普通人怎么也没法把上面这些文字记录，同现代的民族史学叙述呈现的镰仓日本联系起来。

 

笔者这里之所以仿效今天时髦的形象学和传媒学，研究一点忽必烈时代的日本印象，也想说明一点：忽必烈打算对日本出手的时候，面对着的实在是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一个对手，即便这种信息匮乏因为后来多次遣使日本，有些许改善，仍然远远不够。这对于两次远征和孤悬海外的十几万元朝官兵来说，可是致命的错误。

 

 

第一次东征很快就失败了。

 

1274年十月二十日晚，夜色笼罩下的日本博多湾，自喧嚣重归寂静。东征军和日本军激战了一天，一边是“伏尸如麻”，一边是“死者相枕”。此刻，在东征军船队的旗舰上，高级将领们围坐一桌，眉头紧锁，相顾无言。是退还是进？

 

都元帅忽敦无奈地瞧了洪茶丘等人一眼，发现在座诸位对这一事实均心照不宣。过了许久，还是金方庆脾气急，耐不住气氛沉闷，先开了口：

 

忽敦闭上眼睛，考虑了一会儿，没同意老金的要求：

 

 

以上是《高丽史》中原原本本的对话，翻译成了现代白话。金方庆的立场，正是前面说过的《孙子兵法·九地》中“轻地则无止”“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类意思。忽敦引用的“小敌之坚，大敌之擒”，来自《孙子兵法·谋攻》，说是人少就不要跟强敌死磕。这都是些老生常谈。

 

《高丽史》接下来记载：

 

 

看来，主张撤退的意见最后占了上风。然而，没过多久，北九州地区就刮起了大风。夜半时分，居然恶化成了风暴。东征军的船队在狂风怒涛中上下颠簸，不是互相挤撞，就是触礁沉没。高丽将领金侁还倒霉掉进海里，抢救不及，一个浪头打下去，人就不见了。东征军夜里平白无故又损失一场，只好收拾残兵，掉头返回合浦港。

 

不少研究者正是这样把“大风暴”看成东征军撤退的主要原因。日本气象学家荒川秀俊指出，从1950年以后60年间的气象统计数据看，农历十月二十日以后，西日本从来没有过台风登陆的现象，这场没来由的“大风暴”实在是有些可疑。

 

当然，东征军为何撤退，《元史·日本传》还有个更实际的说法：

 

 

20世纪90年代，有个非常较真的日本学者太田弘毅，就“官军不整，又矢尽”这7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归纳起来，太田觉得“官军不整”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军议不合”，说的就是忽敦、金方庆等人各执己见，不相上下；一是东征军船队的组成太庞杂，指挥调动不便，高丽修造的这批船，新旧参半，容易破损。“矢尽”则是说，当时东征军频繁使用弓箭齐射，加上鏖战竟日，箭矢消耗远远超出预计。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元朝开始专门派人到高丽的庆尚道、全罗道等地，搜刮民间的“箭羽、镞铁”，又勒令高丽朝廷“除造战船及箭铁”。可见“矢”确实是“尽”了。 

 

太田对“矢尽”的分析，还算比较中肯，至于“官军不整”，大概不是说船的事，而是元军本来人数就少，大战之后，各千户、百户更是减员严重，又没有增援补充，加上装备损毁，弹药消耗。这些问题，如果首战告捷，也许不会这么早暴露出来，可现在情况就很严峻了。既然第二天没有再拼一场的实力，不走还等什么？全军已经撤回船上，打算朝对马、壹岐方向航行，谁料又遇上了风暴，诚然可怜，但那并不算东征军撤退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