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丰碑系列报道之《柳堡的故事》: “十八岁的哥哥”战斗中牺牲 坚强的“二妹子”是她们
来源:扬子晚报网
2019-06-10 0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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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陶玉玲等主演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公映,旋即风靡大江南北。“二妹子”和“副班长”之间,那种既克制又美好的质朴情感,也打动了无数人。红色丰碑*寻访影视剧英雄原型全媒体行动首篇,通过在北京、南京、柳堡等地多方采访,为您揭秘影片背后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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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截图

 

  《柳堡的故事》简介
    1950年,胡石言的小说《柳堡的故事》发表,讲述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某连的副班长李进与柳堡的少女二妹子渐渐产生了纯洁的感情,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暂时搁置儿女情长,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几年后副班长和二妹子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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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截图
    1957年由小说改编成的同名电影上映,电影还把小说里写到的“九九艳阳天”这首民歌,“原汁原味”搬上了银幕,自此唱遍全国。
    这部在当时相当罕见的描写军人爱情的影片,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一抹温柔”。


A、 【回忆】

柳堡的爱情故事,其实仅有开头
副班长原型1945年就牺牲了

“十八岁的哥哥呀想把军来参……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
——《九九艳阳天》


    《柳堡的故事》到底有没有现实原型?对这个问题作家应该最有发言权。原著作者胡石言也是电影的编剧之一,遗憾的是,他在2002年去世。近日,扬子晚报记者在南京专访胡石言的夫人、九旬高龄的余金芬时,她介绍,胡石言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柳堡的故事》是两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聊天“聊”出来的——

    1944年,新四军的一支部队进入扬州宝应驻训,当时担任团油印刊物《战斗报》主编、只有19岁的胡石言,向通讯员、18岁的副班长徐金成约稿,徐金成向胡石言讲了自己的心事:他和房东家的二妹子“好上了”。
    二妹子给徐金成洗衣服,徐金成教二妹子认字。徐金成发现自己口袋里藏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你好”;不久,他又发现了第二张纸条“你真好”。可就在两人感情升温之际,部队出发奔赴前线。
    胡石言问他,俩人有无约定,徐金成说:“我是要出发打仗的,保不定哪一仗吃一颗‘花生米’牺牲了呢,害她白等。”
    这次交谈,记录了世间一份真挚的感情。只是,这段情感才开始就戛然而止了,1945年9月,徐金成在宜兴丁蜀山战役中不幸牺牲。胡石言曾托人到宝应寻找“长辫子二姑娘”,但因掌握情况太少,一直未能找到。
    1949年,病中的胡石言得知宝应解放的消息,这让他不禁感慨:二妹子一定分得了土地,也许都结了婚抱上娃娃了。徐金成如果健在,也会感到欣慰。
    1950年,胡石言将这个深深打动他的故事,写成小说《柳堡的故事》,发表于《南京文艺》,后转载于《新华月报》,署名石言。在他笔下,小说里还是有了一个团圆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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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金芬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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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截图

B、 【寻找】

“二妹子”原型有几种说法
现实中是否圆满幸福不得而知

“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呀,只要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
——《九九艳阳天》

二妹子连:夏美英最像“二妹子”

    胡石言所在部队驻军宝应时,柳堡还叫作“刘坝头”,沿河尽是大柳树,于是在创作小说时,胡石言将地名改成了“柳堡”,“堡”有战斗堡垒之意。1957年,随着电影《柳堡的故事》红遍全国,柳堡也名声大振,当地人便索性将地名改作了柳堡。改变的是柳堡的名字,没有改变的是柳堡人一直以来的爱国拥军热情。上世纪50年代末,柳堡女子民兵班正式创建,后扩编建连,现为“柳堡二妹子”民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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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堡当地展示军民鱼水情的铜像


    在战争年代,当地很多人身上都有“二妹子”的影子,“柳堡二妹子”民兵连连长施海燕告诉记者,最像“二妹子”原型的是夏美英,不仅人名像、经历更像。
    夏美英,出身在柳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兄妹七人,排行老二,大家平时就喊她“二妹子”。抗战时期,她父亲、哥哥、嫂嫂、大姐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四军来到柳堡后,她负责组织妇女识字,和庄上的姐妹们一起站岗、放哨、纳军鞋、护理伤病员。后来她入了党并参加新四军。在她的带动下,好几个农村姑娘和她一道走上了抗日前线。
    “可惜夏美英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她也再没有回到柳堡,所以,我们无从得知,这一生她有没有再遇上她的‘副班长’,并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施连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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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二妹子原型同时代的柳堡当地女子资料照片

柳堡连: “二妹子”原型也许是她

    关于“二妹子”原型,在采访中,记者还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柳堡二妹子”民兵连战士告诉记者,前不久她们曾赴北部战区驻山东潍坊某部柳堡连寻根。
    柳堡连,是一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英雄连队。车桥战役后,该连奉命进驻宝应县刘坝头,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大练兵。官兵纪律严明、作风严谨,与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小说里的副班长原型徐金成正是来自这支部队。《柳堡的故事》拍成电影后,该连被正式命名为“柳堡连”。
    那么,在胡石言塑造“副班长”和“二妹子”时,是否有可能受到了该连战士英勇事迹的启发?据介绍,柳堡连就也有自己认定的“二妹子”: 女战士甘文英。
    甘文英,1927年出生,江苏高邮人,1945年8月入伍,曾被华东军区授予“一级人民英雄”荣誉称号。她的经历与二妹子也比较吻合,巧合的是,她还长得酷似电影里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资料显示,建国后甘文英在部队幼儿园任指导员、园长,多次被评为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先进教育工作者。至于家庭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没有找到相关记载。

C、 【传承】
一代又一代“二妹子”赤诚拥军报国
军功章里有她们的一半


“ 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哪怕你十年八载呀不回还”
——《九九艳阳天》

    60年来,一代又一代“二妹子”勇立时代潮头,赤诚拥军报国,演绎着柳堡故事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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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妹子”女民兵资料图

    “柳堡二妹子”民兵连的女战士中,至今还热传着第三任班长郑秀华的故事:
    郑秀华20刚出头时,上门提亲的就接踵而来,但她自己爱上了解放军战士郑继贵。
    郑继贵兄弟5人,父亲去世早,母亲常年有病。所以郑继贵去了部队后,郑秀华就在他家起到顶梁柱的作用!
    1985年,郑继贵所在部队奉命赴边疆执行作战任务,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被敌人的炮弹炸成了重伤。郑秀华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立即赶往部队。“有人说他膀子掉了一个,有说腿断掉一个,”她说,“我不管,只要有一个人就行了。”
    郑继贵闻听非常感动:“你看,军功章这一半是你的,有你的一半,才有我的一半呢!”
    据不完全统计,柳堡二妹子民兵连先后有60多位姑娘像当年“二妹子”那样,用水乡姑娘特有的柔情与兵哥哥共同培植出了爱情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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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妹子们”走在柳堡的田埂上,守护这片热土。


【采访手记】 这份大爱值得纪念、传承
    “人们往往只知道革命者牺牲生命,却不知道许多革命者还曾牺牲过爱情,而后者有时比前者还更困难!”这是胡石言创作《柳堡的故事》的初衷,也是我们挖掘这部经典影片幕后故事的用意所在——今天人们能够幸福生活,今天年轻人可以恣意张扬青春和爱情,离不开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艰苦奋斗!
    在这片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土地上,几代柳堡人始终牢记“副班长”、“二妹子”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充满热情和斗志,为建设自己的家乡努力不止。如今的新柳堡已经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原生态水乡特色旅游等产业发展良好的美丽家园。不忘初心,接力传承,勇猛奋进,柳堡故事永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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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柳堡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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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堡处处都能看见的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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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风车如今已成了景点

相关采访

胡石言家人:一直妥帖收藏着手稿


    “爸爸18岁时已考入大学,但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后进入新四军部队”,胡石言的女儿胡月向记者介绍,在部队,胡石言白天一边参加战斗,一边采访记录战事;晚上写作编辑,刻钢板印刷《战斗报》。在艰苦的随军作战中,胡石言染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但也正因为这场病他遇到了自己的“二妹子”。
    胡石言的夫人余金芬当时是上海第二军医医院的一名护士,也是一名战士。回忆初始,她记忆犹新:当时胡石言作为一名病人,引起她的注意是因为他“清高”,医生查房,他总是站在敞开的窗户旁,背对众人望向室外;护士为患者擦身,他也从来不让护士帮忙,总说自己擦过了。余金芬笑说,“当时想这人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护士呀?”相处时间长了她才了解,原来胡石言是生怕把自己的病传染给别人而做了自我“隔离”。
    误会的消除也是爱情的萌芽,可胡石言担心自己的病会拖累余金芬,而余金芬此时又跟着部队去了抗美援朝战场,一度断了联系。后来胡石言才又辗转联系上了余金芬。1955年两人结婚,1957年他们的女儿胡月出生,同年,电影《柳堡的故事》上映。
    在女儿胡月眼里,父母一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文革期间,胡石言受到冲击,余金芬却坚决不与他“划清界限”。69岁,胡石言患上渐冻症后,余金芬悉心照料了他8年。而在生命结束之际胡石言做出最后的奉献:遗体捐献,妻子又一次默默支持。
    记者注意到,胡石言当年发表小说《柳堡的故事》的杂志、电影剧本手稿,历经六十多年,至今依然被家人妥帖收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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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手稿

陶玉玲:当年“选角”一波三折

    著名表演艺术家陶玉玲在北京的家中接受了扬子晚报记者的采访,提及50多年前拍摄《柳堡的故事》的经历,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陶奶奶,依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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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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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截图
    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摄制《柳堡的故事》时,陶玉玲才22岁。那会儿她已经从华东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的前身——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工作,因在话剧舞台上演了好几年主演,她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二妹子”一角的首要人选之一。本片导演——中国第一代女导演王苹特地带着人从北京来看陶玉玲。未曾想,“选角”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王苹等人从北京坐火车到南京时,陶玉玲正跟着话剧团演出团队在去福建东山岛的慰问演出途中。上世纪50年代很多地区都没有通电话,一行人只能从南京追到杭州,可等她们到时,陶玉玲又去了舟山群岛,等导演去了舟山群岛,陶玉玲又到了岱山岛……就这一路千辛万苦地追啊,终于追到了陶玉玲。
    真追到了,电影主创人员们却是大失所望。时隔60多年,陶玉玲回忆起这个片段时,仍会忍不住笑起来,“当时我们演出话剧,一天能演三场,一场话剧要三个小时,我的一只眼睛因为化妆过敏就肿起来了,所以他们一看,怎么是这么一个演员啊?大失所望。”
    不过,大家还是认真地拍了照片回到北京,“当时我也没想到要拍什么电影,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这样,电影主创人员回八一厂商定最终的演员名单,“最后还是王苹坚持用我,因为她看了我演的话剧,并且觉得我的眼睛都肿成了那个样子了,一点也没有拒绝他们,她就觉得我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
    这是演员陶玉玲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虽然电影里“二妹子”的台词只有一两百句,但田学英(二妹子)这个女民兵连队员还是成为了银幕经典形象,陶玉玲也成为跨越几代人广受喜爱的中国演员之一。
    “不论是‘二妹子’还是后来我演的《好八连》里的‘春妮’,都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妇女形象,她们温柔善良,中国人喜欢善良的孩子,观众把角色当成了我。一个演员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你的角色打动人。”

    扬子晚报记者 景洁 薛蓓 张漪
    专题统筹 刘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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