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和胡适曾有师生之谊，但终分道扬镳；他和妻子生死不渝的爱情，感动了世人；而他最后的悲惨遭遇，让人唏嘘不已。他就是吴姓名人之一——吴晗。

 

 

与胡适的恩怨

 

 

1909年，吴晗生于浙江义乌，父亲是个秀才。他从小聪明，书读得也好，但是个“熊孩子”，打麻将、抽烟、逃学，样样都来，总让父亲不省心。21岁时，他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是胡适。

 

入学后，他写下《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胡适极为赞赏。不久，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吴晗追随北上。经顾颉刚介绍，安排在燕京大学（现在的北大）图书馆当馆员。在吴晗心中，胡适就是指路的明灯，多次向他请教。

 

吴晗先报考燕京大学，但他的文史、英语都是满分，数学考了零分，燕京大学不收。他只好改考清华，同样是两个满分一个零分，清华破格录取了他（此说法有争议）。吴晗家里比较穷，胡适给清华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托他们多多照顾吴晗，帮忙找一份兼职，并力荐他的学术水平。

 

1931年初，吴晗写成《胡应麟年谱》，成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开端。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后，专攻明史，期间，写下40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轰动一时。

 

 

对于胡适的关照，吴晗充满了感激之情，1934年，吴晗大学毕业，在毕业照上题写：“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先生语。”

 

因为成绩极为出色，26岁的吴晗留在清华大学任教，后来专门开了明史课。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晗愤怒地指责当局，并写信向胡适求助，胡适没有回答，裂痕渐现。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吴晗先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中，对国民政府的批判越来越激烈，开始全面抛弃胡适的“读书救国”论。他写文说：“长一辈的上一时代某些青年呢？却脑满肠肥，装作笑脸劝导着‘稍安勿躁！国事我们自有办法，青年还是读书第一，不必受人利用。’”

 

1946年，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此前，他见过两次见到周恩来，深为叹服，从此，更多地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许多知名教授受到他的影响，比如朱自清，也参加了各种反蒋反美的活动。 

 

吴晗反对当局不仅停留在文章上，还承担起中共地下的部分工作，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列入抓捕名单。1948年11月，经中共地下党安排，他来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后受到周恩来、毛泽东的接见。

 

 

期间，他写信给胡适求见，胡适不予理睬。后来在北平两人终见一面，但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说：“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胡适则说吴晗“走错了路”，从此两人各奔东西，再无交流。

 

 

生死不渝的爱情

 

 

吴晗刚刚毕业在清华任教时，一位朋友找到他，请他照料袁震。袁震曾是董必武学生，中共早期党员。1930年，23岁的她考入清华历史系，是清华屈指可数的才女之一。1934年春，袁震将以优秀成绩毕业时，染上了肺病。由于病情严重，卧床太久，清华大学不得不取消了她的学籍。

 

袁震生活不能自理，都是靠几个朋友轮流照顾。吴晗和袁震虽不太熟悉，还是答应了帮忙。第一次见面，两人交流历史研究心得，立即相见恨晚。此后每次从医院探望回来，吴晗都兴奋不已，有一种喜逢知音的欢愉感。抗战爆发后，由于袁震不能下床，吴晗先来到昆明，袁震稍稍康复后，也来到昆明。

 

袁震被病魔折磨得苍白干瘦，走路还要人搀扶，又比吴晗大两岁，恋情自然遭到吴晗家庭的反对。吴晗的母亲知道袁震在昆明举目无亲，生活艰难时，对吴晗说：“只要你答应不和她结婚，我可以把家里的房屋、田产全部变卖替她治病，替你尽心！”

 

吴晗对母亲说：“我们相爱，是因为我们今生今世互相不可缺少，我不能没有她，她也不能没有我。这种同生共死的感情，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

 

吴晗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而袁震经无微不至地照料后，竟神奇般地恢复了，脸色也变得红润。1939年10月的一天上午，吴晗对母亲谎称陪袁震进城看病，两人来到昆明城里一家旅馆，约了几位好友，在一间屋里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这一年，吴晗31岁，袁震33岁。一对患难情侣，终成眷属。

 

解放后，吴晗对袁震的感情和照顾一如既往。袁震放弃了自己所长，一心一意充当吴晗的助手。吴晗先后出版《历史的镜子》等多部著作，他对别人说：“我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袁震的心血！”

因为身体的原因，袁震一直没有生小孩，他们从孤儿院抱养了一男一女。

 

 

主编文史通俗读物

 

 

1949年后，吴晗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1958年，吴晗提议为中小学生编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得到热应响应。吴晗亲自担任主编，尹达、白寿彝、任继愈等共24位专家学者组成丛书编辑委员会，如今看来，真是大伽云集。到1962年，这套丛书已经出满100种。此外，吴晗还主编了“外国历史小丛书”、“语文小丛书”、“地理小丛书”等几部大型文史通俗读物。

 

吴晗说：“必须指出，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写专门论文、专门著作才是学术研究工作，才是学者，才是专家。至于写通俗文章，写普及知识的小册子，那是低人一等的，是另一种人干的事，让他们搞去吧，我不搞这个……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吴晗被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吴晗担心袁震因此受到连累，劝她回老家，袁震说：“即使天塌下来，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969年3月，袁震被当成反革命家属遭迫害致死。同年10月11日，吴晗在秦城监狱里含冤辞世。1979年7月，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吴晗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吴晗和袁震的追悼会随后也在八宝山举行。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杨民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