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贺

1978年，我出生在皖北平原的一个村庄。老屋那低垂的屋檐，在不知觉中似乎困住了我们一家三代人。在这屋檐下，生活的重压常常是不均衡的，它像一架失衡的天平一样，总是不知不觉地倾向那个显得更吃力、更需要扶一把的人。

1989年，我到县城读初中，老屋的屋檐渐渐留在了身后，但那倾斜的分量，却沉积在我的记忆深处。

父亲酒量不好，可人太实在，别人劝酒他从不会推脱。常常酒局刚一半，人就醉得糊涂了。醉后的父亲变得话多，甚至踹翻凳子。比父亲酒后喧闹更沉重的，是爷爷那长久的沉默。

奶奶是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地主家的女儿，个子不高，裹着小脚，说话却极有分量。她喊爷爷，张口就是“那个木疙瘩”、“那个傻人”。爷爷憨厚老实，说话笨，做事也不灵活，一辈子没少吃苦吃亏。有一次邻居奚落爷爷，我竟鼓足勇气冲过去对着那人喊：“别吵我爷！”那会儿，觉得爷爷就是这个家里乃至整个村里最可怜的人。

真正在这倾斜的屋檐下，用肩膀稳住阵脚的人是我的母亲。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念完小学三年级，却有着常人难及的韧性和远见。

1989年的夏天，我们家在村里率先盖起了三间亮堂的砖瓦房。那是母亲用多年卖兔毛攒的钱，一毛一分垒起来的。新房盖好后，村里人都羡慕，可母亲却让爷爷奶奶搬了进去，我们一家仍旧住在老旧的土坯房里。母亲说：“好饭先尽爹娘用，好衣先尽爹娘穿。再说了，不跟老人挤在一起，婆媳少拌嘴生气，我还能多挣钱，再盖新房子。”

母亲对家人的好，就藏在那些细微的日常里，尤其是在吃上。春天，母亲会把鸭蛋、鸡蛋用盐和草木灰腌在坛子里。端午节，她煮熟十来个，总是把最大的挑选给我和弟弟，次一点的给父亲，她自己则挑选最小的或者煮开花的咸鸭蛋吃。等剥开了，还把蛋黄油最多的部分掰给我们尝尝，自己嚼着干巴巴的蛋白说：“咸了齁嗓子，少吃点好。”

母亲看到更穷的人，多少都要帮帮。有一年家里养了鹅，鹅下蛋少，比较金贵。端午节那天早上，母亲煮4个咸鹅蛋，又配着几个咸鸭蛋。母亲照例把鹅蛋分给父亲、我和弟弟，她自己只吃最小的咸鸭蛋。等大家都下地干活去了，她悄悄把村东头一位外号叫“老雁”的大娘接到厨房，把还在温水里的鹅蛋和两个粽子剥好，放碗里，端给大娘吃。母亲怕我们不理解，说，“你老雁大娘这两天发烧，就应该吃些有营养的补补，马上割小麦了，她家里小麦，你们可有本事帮着干？”朴素的话语里，是她将自身需求压缩到极限，把天平另一端——家人和更困顿者的分量无限放大的本能。

大学毕业后，我落脚体制内有了份安稳的收入。弟弟一家则和父母都生活在合肥，住在同一个小区，相互照应。随着时间流转，父母渐渐老去。我收入稳定些，便在赡养费上多承担一些，逢年过节，总要添置些东西寄回去，平时嘘寒问暖的电话也多打一些。我总惦记着父母的吃喝冷暖，希望这些能多填补些我不常在身边的缺憾。而弟弟，深知我工作在阜阳，一趟趟跑下来不容易，便默默扛起了父母日常起居照料的担子。父母有个头疼脑热、发烧感冒，他跑腿买药、端茶送水。最让我又暖又心酸的是，弟弟电话里爱报喜不报忧，是怕我担心。去年夏天热得久，有次我无意听亲戚说漏嘴，才知道母亲一个夏天热中暑三次，还住了几天院。我一时激动，拿起手机质问弟弟，可当电话接通时，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些年，弟弟默默承受了多少生活的琐碎与烦劳，“不告诉”不代表“不作为”背后的内心其实是倾向我这个身在外地的弱者。

前些年，参与扶贫工作后，我接触了不少家庭。我包点扶贫有一户姓吴的人家，虽然家里负担重，但特别有志气，种了六七亩地的大棚菜。天不亮就钻进大棚里忙活，脸上、手上都是泥土和汗水，但眼睛里透着想把日子过好的光。看到他们，我心里是敞亮的，由衷地佩服。但我也见过另一番景象，有那么一对父子，70多岁的父亲游手好闲，儿子30多岁了也没个正经营生，在外面打半年工，回来打牌半年。我给他们送过新棉花被，过了一个月再去看望，新被子脏得不成样子，拉开一看，里面竟然被老鼠做了窝，生了一窝小老鼠，又骚又臭。新买的一款品牌冰箱，用了不到半年就坏了两次，最后彻底报废，听说锅碗不刷洗就往冰箱里硬塞。看着他们懒散、麻木的样子，我站在那儿，心里特别堵得慌。这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对爷爷那份纯粹的同情。爷爷的弱，是任劳任怨却总被欺负，是咬着牙硬扛生活的重担；而眼前这种弱，却像是自己放弃了挺直的力气。这鲜明的对比，让我重新去掂量“弱者”这个词的分量。勤劳与懒惰，真的会在土地上刻下完全不同的印记。这也让我对爷爷那份近乎笨拙的坚韧，有了更深一层的敬意。

岁月如流水，也充满无常。父亲五十多岁就患了帕金森病，记性也越来越差。看着他努力想抓住某个词却想不起来，急得脸通红的样子；看着他端个碗都哆哆嗦嗦，饭粒撒一身的模样，我心里那股童年积攒的对酒的厌烦，渐渐被一种沉沉的酸楚和心疼盖过了。他像个需要人时刻看顾的老小孩。

母亲依然要强，但也老了。照顾父亲不容易，365天，没有一天是轻松的。她偶尔会跟我打电话诉苦：“你看这咋办？你爸忘事啊！邋遢啊！”可她自己呢？还是闲不住。常常带着父亲天一亮就出门去做保洁，“现在还能动，能干点就干点”。我和弟弟明白，挣几个钱，让他们觉得心里踏实，感觉自己还有用，不是完全坐着等饭吃。随他们吧，能自己动弹一天，他们心里就亮堂一天。

如今，老家的土坯房早已塌了，成了记忆里的影子。可屋檐下的那些日子，那里面的人和事，却像刻在骨头上一样清晰。无奈的是，父亲衰老得更厉害了。带他去镶牙，简直像哄孩子。他茫然地坐在诊疗椅上，张大嘴巴，口水不自觉地往下淌。我拿起纸巾轻轻帮他擦去嘴角的湿痕，就在指尖触到他松弛皮肤的瞬间——眼前父亲脆弱如同婴孩的模样，母亲担心的眼神，突然和几十年前母亲剥开咸蛋、把最好的部分分给我们的情景，还有院子里爷爷默默劈柴的背影，重重叠叠地交织在一起！那温热的湿意，仿佛一下子连通了时光。

老屋屋檐下的日子，我从来不曾忘记：父亲的酒气，爷爷的隐忍，母亲的操劳，邻里的冷暖……它们混在一起，酿成了生活的滋味。这滋味里，后来添上了长大后的我的牵挂、弟弟的守护，和那份对父母坚持劳动的心疼与成全。那些悄悄递出的温热——从母亲碗里让出的最大咸蛋，到我手中擦拭口水的纸巾，从弟弟隐瞒老人病痛的体贴，到我们默许老人凭双手挣来的踏实——像颗颗沉甸甸的石头，压住生活的摇晃，不使它彻底翻倒。一代代人，在这屋檐下、在沟沟坎坎里，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个显得更吃力、更需要扶一把的身影。这并非精心计算的平衡，却是粗粝人间中，最朴素的深情，是老屋檐下无声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