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9时，“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举行。三位学生与三位国际友人分别捐赠了相关史料。

捐献了哪些史料？

又透露了哪些历史真相？

此次捐献活动中，再次见到来自徐州的高中生于聍鹏。此前，他曾多次搜集到日军史料而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此次，他与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士兵石川盛太写的私人信件集，共计12封，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这套信件集记录了石川盛太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过程。

在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日的信件中，石川盛太提及日军攻占南京后“杀了一万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这一记录佐证了日军第十六师团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

来自武昌理工学院的大四学生朴扬此次共捐赠9件文物，包括多个日军士兵相册，1938年读卖新闻社出版的《特派员决死摄影——支那事变写真帖》，日本的勋章佩戴指南书以及多封信件。其中一封1938年1月15日侵华日军第一一四师团步兵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士兵三井茂正所写的战地明信片中，记载了1937年12月12日该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时俘获大量中国俘虏及武器的细节。

来自连云港的初中生徐凯睿同学捐赠了两本侵华日军系统化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一本是1937年11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工兵少尉梨和吉之辅撰写的培训笔记，记录其在日本陆军工兵学校接受毒气战教育时的情况。内容包括毒气防护的目的、防毒面具的种类和使用要点、消毒方法、军马防护、毒气检测方法，以及毒气演习方法等。笔记中还有关于日军“黄剂”“红剂”等毒气类型的记述。另一本是1938年12月日军电信第二联队真崎少尉记录的日军毒气战演习相关资料，其中包括不同种类防毒面具的性能、撒毒方式等内容。笔记中还有“黄弹”“赤弹”等毒气弹的相关记录以及“每个师团每年至少要接受两次化学战教育”的表述。今年1月，徐凯睿留意到这批资料线索后，依靠自己积攒的资金，在春节期间专程前往湖南取回，并慢慢整理研读。战争后期，日军主动销毁大量同类档案，因此这两份侵略者自身留下的资料弥足珍贵。

捐赠仪式现场，日军侵华受害者罗杰·劳伦斯的外孙马库斯·德雷特斯、法国公益协会“世界回声”会长白士杰与中国青年钟灏松，共同捐赠了一批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资料以及日本侵华的日方文献资料。

白士杰介绍，今年5月，他们在南京移交了来自法国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1993页档案。此行，他们又带回第二批记录日本侵华史实的法国外交档案。这批共计861页的档案按省份分类整理，记载了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战争史实，让散落海外的历史证据重回故土。这批法国外交档案，既记录了日军侵华的残暴行径，也见证了中华儿女不屈抗争的身影。

钟灏松从日本带回整整二十公斤记载日本侵华罪行的文献资料。这批资料全部出自侵略者之手。钟灏松介绍，此次捐赠的日方资料分三类：一是日军随军画师绘制的侵华纪实画册，是侵略者自我记录的罪证；二是侵华日军私人实拍相册，影像铁证无法抵赖；三是54册《朝日新闻》等同期原版刊物，作为日方官方原始文献，白纸黑字记载了侵华史实，有力回击了歪曲历史的言论。

专家评析：

为历史真相构建完整证据链

“今天发布的文物史料具有重要历史价值，集中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大多出自加害者之手，二是围绕南京大屠杀与日军化学战两大主题形成证据链条。”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理事孟国祥教授说。

在他看来，在此次捐献的南京大屠杀相关史料中，三件文物尤为关键。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士兵石川盛太于1937年12月20日写信称“杀了一万多败残兵”，时间为城陷后仅一周，是加害者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与同部队士兵东史郎日记相互印证；日军第一一四师团步兵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士兵三井茂正的明信片记载了1937年12月12日在中华门附近俘获大量中国俘虏的情况，这些被俘的中国军人后来的命运，在其他史料中得到证实。他们均被日军集体屠杀；日本长崎日日新闻社与佐世保新闻社1939年2月27日共同发行的《支那事变皇国之精华》新闻报道集，收录了1937年至1939年期间日本各地媒体对侵华战争的报道，其中在“桦太”地区的一篇题为《山顶飘扬日章旗 率先攻入南京城——荣誉至高无上的乡土部队》报道中，刊载了一封日军士兵信件，信件中记载了日军攻占南京下关后连续12日屠杀中国“败残兵”三四万人的暴行。

以上三件史料分别来自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与公开出版物，当来自不同部队、不同士兵的多份原始记录指向集体屠杀时，这一事实就更加不容否认。

在化学战相关史料中，日军工兵学校梨和吉之辅的培训笔记与真崎少尉的演习资料，揭露了日军化学战培训和演练的内容。实际上，日本是二战中唯一大规模使用毒气弹的国家，在华实施化学攻击超2000次，造成中国军民中毒伤亡超10万人。“这些史料是日军公然违背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毒气作战的又一证据。”孟国祥说。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陈璞君对本次捐赠的法国外交档案评价说，该档案按城市清晰编排，涉及南京、上海、青岛、厦门、重庆等地，其中两份与南京关联尤为紧密。上海法国总领事馆布洛先生1939年1月的南京情况简报显示：彼时南京已沦为日军军事重镇，核心建筑被占用，城区划设军事禁区，商业被日方垄断，数十万百姓圈禁于特定区域，民生凋敝、管控严苛。法国空军武官德·拉费尔泰-塞内克泰尔1938年2月7日至16日在南京实地考察的记录更为翔实——尽管日军精心安排路线试图粉饰太平，但其通过与德国领事罗森、美国领事阿利森及外国传教士私下交流，获取了日军屠杀、强奸、纵火及抢劫的第一手信息，与《罗森报告》相互印证，兼具即时性、细节性与批判性。这批第三方视角的原始记录，以另一种语言、另一种视角，为国际社会认知南京大屠杀提供了不可辩驳的证据。

青年担当：

大中学生打捞日军罪证

为真相搜证，为历史存证。据馆方介绍，2026年以来，该馆已累计接到各方捐赠线索200多条，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捐赠人来自在校学生、海外华侨、民间收藏家、博物馆同行、媒体记者等。值得关注的是，捐助者当中有了更多的年轻声音，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守护历史真相的自觉与担当。

来到捐献现场的三位学生中，于聍鹏自6岁起便受家中长辈影响接触老物件收藏，15岁起便开始系统搜集侵华日军一手史料，后结识了同样希望守护历史记忆的同龄伙伴徐伟哲。他告诉记者：“我们之所以收集这些信件，一是因为这是当年日军亲手写下的原件，能实实在在戳破那些歪曲、洗白侵略历史的不实说法；二是如今不少商贩把这类史料当成商品倒卖，如果整套信件被拆散，这份独一无二的历史证据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们年轻人有责任把这些罪证及时抢救保存下来。”

徐凯睿坦言，在收藏这些文物时，很多人问过他，为什么少年人要耗费精力收集这些老史料？他说，“对我而言，守住历史从来不是某些人特定的责任，青年学生同样可以尽一份微薄之力。我们生在没有硝烟的国度，很难切实感受到战火带来的苦难，但是这不代表历史可以被淡忘，在我心里铭记的是守住真实本身。我们回望伤痛，最终的目的是守护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以史为鉴，方能稳步前行。”

另一名捐献人朴扬的外公是参加过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的老军人，外公的精神始终感染着他。朴扬前后历时一年多，靠勤工俭学攒下的积蓄自费寻访征集史料。他表示：“只有让这些历史罪证走进纪念馆，才能被更多人看见，让我们永远铭记民族过往。今后我将继续收集日军罪证，无偿交给国家，为守护历史记忆贡献一份青年力量。”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