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前的8月15日，穷途末路的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次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史称“东京审判”。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起确立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国际刑法原则。当时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以梅汝璈为法官、向哲濬为检察官的专业团队参与审判，这段往事从未被遗忘。

“历史真相不会消失，越还原越真实。” 85岁的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的父亲向哲濬，正是当年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从中国代表团如何在“事繁人少”的困境中完成起诉，到一位数学教授晚年追寻父亲足迹的故事，向隆万的讲述，将那段铁证如山的正义之战再次拉近到人们眼前。

“如果这不是战争，什么是战争？”

“父亲比我大将近50岁。”向隆万回忆道。1946年，他还是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跟随母亲和姐姐去机场送父亲上飞机，“当时只知道父亲是去审判日本鬼子，具体什么情况并不懂。”当年那个年幼的孩童还不知道，父亲向哲濬即将面对的，是一场堪称“法律界抗日战争”般的审判。

向隆万教授翻看父亲旧照

1946年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根据盟军要求，各国需推选检察官与法官。受命赴日的中国代表团先后仅有17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代表团70余人，美国代表团百余人，而日本战犯的辩护团更是高达130人。

1946年5月14日，东京审判开庭后不久，日本辩护律师便在法庭上发难，声称珍珠港事变之前中国和日本并未宣战，所以1941年12月之前检方起诉的日本战犯罪行不应被纳入审判。这是中国检察官团队面临的第一道考验。

向隆万对父亲当天的法庭陈词如数家珍：“我父亲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一个晚上杀死多少人？卢沟桥事变又是一个晚上杀死多少人？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军民被杀。他用铿锵有力的语气反问：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还有什么是战争？”

这段珍贵的庭审影像至今留存。向隆万说：“每次看到这段影像，都能感受到父亲那份从容背后的激愤与担当。”

向隆万介绍，东京审判在法律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它确立了“反和平罪”（侵略罪），将策划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送上审判台，而不仅限于前线作战者。其次，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即便是执行上级命令的个人，也要为自己的暴行承担法律责任。第三，它打破了仅根据宣战与否来确定战争状态的局限。

向隆万教授翻看史料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向哲濬依法力争，坚持将起诉起始时间追溯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事发日，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937年提前了9年，比日军偷袭珍珠港更是提前了13年。

最终，国际检察局以1928年15国共同签署、事后中国和日本都批准或加入的《巴黎非战公约》为法理依据，采纳了这一主张。东京审判追溯日本甲级战犯的罪行自1928年1月1日算起。在起诉书列举的55项罪状中，有44项与日本侵华直接相关。法庭最终判处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

“事繁人少，昕夕从公”，中国检察官团队的孤勇之战

“我父亲发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里就用了八个字——‘事繁人少，昕夕从公’。”向隆万告诉记者，这看似简单的八个字，道尽了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审判中的艰难处境和殚精竭虑的精神。

1946年2月7日，向哲濬抵达东京，而4月29日便是提交起诉书的截止日期，留给中国检察官团队的时间仅有两个多月。55项罪状中的每一项，都必须有详实的证据支撑，“起诉书不是空喊口号，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作为基础。每一条都应该有明确的背景资料。”

为了搜集证据，向哲濬一方面不断向国内发电报，请求各部门提供材料，一方面往返于中日之间。同时，大量资料需要快速翻译，也是很大的困难。向隆万回忆起母亲讲述的一个细节：“那时候中国代表团人很少，父亲有时带着中文证据回国，来不及找翻译，就由我母亲念中文，父亲当场译成英文，打字机哒哒哒打到深夜，我小时候晚上睡觉，常常被打字声惊醒。”

在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搜集上，中国检察官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们搜集了大量证人证词，最终有8名证人从中国前往东京出庭作证。

然而，中国代表团的困境远不止人手不足。这些困境，让中国检察官团队的每一次突破都显得格外珍贵。他们最终搜集到大量人证物证，包括德国驻华大使馆发送的秘密电报——作为日本的盟友，德国使馆在电报中客观记录了日军侵占南京后的暴行，这份来自“第三方”的材料成为一份无可辩驳的证据。

向哲濬的秘书高文彬更是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现了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对“百人斩杀人竞赛”的连续报道，直接成为后来南京审判战犯的核心铁证。

从数学教授到历史守护者，一个儿子的追寻求索

令人感慨的是，向隆万并非历史学者出身。他的本职工作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虽然早年曾公派赴美留学，研究的还是应用数学。对父亲向哲濬在东京审判中的经历，他到晚年才开始真正了解。

“我父亲生前几乎不提东京审判的事。”向隆万回忆道，父亲是一位慈祥的老人，退休后喜欢在街上走走，也因此认识了很多普通劳动者——擦皮鞋的、送报纸的，“他买了很多英文书，谁想学英文就送一本，完全没有什么功利心。”

1987年，向哲濬辞世，享年95岁。“直到他晚年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应该多请教有关东京审判的情况，现在想来非常后悔。如果那时候多问问，特别是具体细节，那就更好了。”向隆万遗憾地说。

转折发生在2006年。当时电影《东京审判》上映，向隆万受邀参加上海首映式。“媒体来采访我，我每次都感到非常惭愧，实在讲不出什么。”向隆万说，这种“讲不出”的愧疚，促使他走上了追寻父亲足迹的道路。

在父亲同事的指点下，向隆万利用赴美探亲的机会，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机构查找资料，“高文彬先生跟我说，找到庭审记录，这个最重要!”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番求索，向隆万找到了二十多卷纸质庭审记录。通过人名索引，他查到父亲在法庭上有10次演讲。他把这些珍贵资料复印带回国内，翻译成中文，连同母亲的回忆录和当年的部分媒体报道，编成《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于2010年出版。

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纪念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向隆万担任名誉主任。如今，该中心已编辑出版了83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53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73卷《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等重要文献。今年4月，10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正式首发，首次以中文译本完整呈现东京审判核心文献。

向隆万教授介绍《战争审判研究》一书

纪念东京审判是要牢记血泪换来的教训

2026年6月，央视新闻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

谈及此事，向隆万语气极为严肃。“东京审判结束后，日本一直没有像德国那样对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40年前，日本文部省把教科书中的‘侵略’改成‘进入’；4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之风不仅没有消停，反而更加猖獗。继续把当年真相公之于众，这非常重要！”

采访结束时，向隆万引用了父亲向哲濬1983年时说过的一段话：“事实上，历史是抹杀、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中国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又会深受其害。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东京审判法官梅汝璈也说过：“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记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纪念东京审判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牢记血泪换来的教训，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85岁的向隆万说，“我们都要为历史作证。”

策划 陈迪晨 刘浏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冰晶 宋世锋

拍摄/剪辑 马斌

设计 肖甜

校对 胡妍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