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宇

盱眙在古代曾是个省会级都市。盱眙之名，源自古代地理与文化的交融。《元和郡县志》有载：“盱眙，秦置县，以县临淮水，因以为名。”“盱”意远望，“眙”则意寓注视。盱眙的文学创作值得探究，值得重视。盱眙地处江淮，自古以来人才辈出，就文学创作而言远的不说，现代卓有成就的作家，盱眙作协的王超先生就给举出好几位：张贤亮、张茂龙、邹雷、韩开春、陈绍龙、杨绵发、叶洪军、季风、张佐香、张小鹿等等，盱眙作协主席杨绵发先生的文学创作更是别具一格，将盱眙，将家乡的母亲河——淮河，淋漓尽致地述诸笔端。绵发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十多年前曾随范小青主席参加过他的作品讨论会。杨绵发对家乡盱眙怀有特殊的感情，对于母亲河淮河更是情有独钟，曾用十年工夫对淮河进行过从源头至入海口的深入探查、采访，写作出版了一系列长篇散文作品，对淮河如此深入写作的作家在我印象中是独特的存在。

在当代文学的地理版图上，淮河始终是一条充满隐喻意味的“界河”。这条横亘中国南北的自然水系，不仅以 “橘生淮南则为橘” 的地理分野塑造着华夏文明的物质肌理，更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文化隐喻构成精神谱系的重要坐标。作家杨绵发耗时十余年完成的淮河系列散文，正是对这条母亲河的深情解码 —— 他以田野调查为探针，在历史地层中钻探文明基因；以跨学科视野为棱镜，折射出河流文化的多重光谱；以文学叙事为河床，让古老的淮河文明在当代语境中奔涌出新的浪花。将《都梁梦华》《淮河洪流》《行走淮河》《古邑春秋》等作品置于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坐标系中，会发现它们不仅是一部部河流的传记，更是一组组文明的切片，在地理与人文的互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构建起独特的 “河流文学” 样式。

杨绵发的淮河书写，首先呈现为一场地理空间的精神化建构。作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淮河，在传统文学表述中常以 “灾河”“ 患河 ”的形象出现，而在杨绵发笔下，这条河流被还原为孕育文明的“脐带 ”。他沿着淮河干流溯源而上，从桐柏山的涓涓细流到洪泽湖的浩渺烟波，在《泗州城，湮灭了的辉煌》中以考古学家的精准勾勒古泗州城的空间布局：“外城垣平面呈椭圆形，近四米宽的墙基均由较大的条石砌筑而成，墙体全部用大方砖砌筑，并用石灰与糯米汁掺拌作为墙体粘接材料。” 这种精确到建筑工艺的描写，实则是在打捞被洪水淹没的文明密码 —— 当泗州城的条石砖缝中渗透出唐宋时期的市井烟火，当明祖陵的神道石像生倒映在洪泽湖的粼粼波光里，地理空间便不再是物理意义的水体流域，而是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容器。

在盱眙这片淮河文化的核心区域，杨绵发展现出卓越的文化地理建构能力。他在《古邑春秋》中采用编年体结构，将“下草湾人”的远古足迹、管鲍分金的诚信佳话、明祖陵的沧桑沉浮与＂盱眙龙虾" 的当代传奇编织成文明长卷。这种宏大叙事的背后，是对故乡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 —— 他将盱眙定位为 “吴楚故地”“秦汉古邑 ”“唐宋名城”“ 明清重镇 ”，超越了行政区划的局限，构建起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文化地理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都梁”别称的诠释：“都梁架在历史深处”的意象，既暗合盱眙“山水相拥”的地貌特征，又隐喻其作为南北文化枢纽的历史地位。当第一山的摩崖石刻、东阳城的汉代墓群、黄花塘的红色遗址在文本中次第展开，地理坐标便转化为精神地标，成为解读淮河文明的文化密码。

杨绵发的创作实践打破了文学写作的单一维度，展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质。作为长期深耕地方文化的学者型作家，他在田野调查中自觉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等多学科方法，形成独特的“知识考古” 写作范式。在《秦汉东阳神奇城》中，他既引用《史记》《汉书》等正史文献考证东阳城的建置沿革，又记录当地百姓口耳相传的民间叙事：“东阳城外的大云山与小云山等是秦始皇用他的神鞭赶来的。” 这种将文献考据与民间传说并置的写法，使历史叙事呈现出复调特征 —— 当考古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与田间地头的俚语乡谈在文本中形成对话，历史便摆脱了教科书式的刻板印象，获得了鲜活的民间质感。

在生态叙事层面，杨绵发展现出对地理学与生态学的深度理解。他在《悲情壮丽洪泽湖》中梳理黄河夺淮的历史脉络，以精确的水文数据呈现生态灾难：“金明昌五年（1194 年）至万历六年（1578 年）…… 泗州城被淹事件达四十三次。” 但不同于纯粹的环境报告文学，他的书写始终贯穿着人文主义关怀 —— 当洪泽湖的形成被描述为 “自然与人力博弈的产物”，当盱眙人“拥群山而据要津” 的生存策略被提炼为生态智慧，自然地理的演变便成为观照人类文明的镜鉴。这种跨学科视野还体现在对民俗学的运用上，他对淮河船民祭祀河神仪式、盱眙龙虾节民俗的记录，不仅是文化表象的呈现，更是对水域文明与农耕文明基因融合的深度解码。

杨绵发的历史叙事具有鲜明的复调特征，他拒绝线性的历史进步论，转而在正史与野史、文献与口述、宏大叙事与个人记忆的碰撞中，构建起立体的历史图景。在《淮河洪流》中，关于“淮”字由来的考证颇具象征意义：“有一种叫‘淮' 的短尾鸟，它们一群群、一簇簇地栖息在河边或者河边的水草中。” 这种将词源学探究与文学想象相结合的写法，为历史考据注入了诗性智慧。在处理泗州城湮灭这一历史事件时，他既援引《凤阳府志》等官方史料勾勒灾难全景，又捕捉 “莫之翰知州在城门楼上理政十一年” 的微观细节，让历史的宏大叙事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形成共振。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对民间记忆的打捞与重构。在《都梁梦华》中，老船工讲述的淮河纤夫号子、地方志中的漕运记载、考古发现的瓷器残片，共同编织成关于漕运文明的立体图景。这种多声部的叙事策略，解构了正史的单一话语权，让被遮蔽的民间记忆浮出历史地表。当九十岁老人关于 1954 年抗洪的颤抖回忆与水文站的监测数据相互印证，当地方戏中的唱词与城墙砖缝里的箭镞形成跨时空对话，历史便不再是凝固的文本，而是流动的、充满生命力的记忆集合体。这种复调叙事所达成的，是著名诗人赵恺所言的 “珍珠一般孕育着一团柔韧的爱”—— 对历史复杂性的包容性理解，对文明多样性的深情守护。

面对淮河流域的生态创伤，杨绵发的笔触既饱含忧患又充满智慧。他毫不回避黄河夺淮带来的生态灾难，在《淮河洪流》中用大量篇幅梳理水患对流域文明的影响，但并未陷入简单的环境决定论或人类中心主义。在《悲情壮丽洪泽湖》中，他以辩证的视角审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自明初起淮河下游的开始处，淮河忽然不见了她那美丽修长的倩影，而神奇地冒出了一个浩瀚无际的洪泽大湖来。” 这种将自然变迁视为文明演进动力的观点，体现出深刻的生态整体观。

与生态忧患相伴的，是对传统生态智慧的挖掘与弘扬。他在《古邑春秋》中描述盱眙人 “一虾先行，诸业并进” 的发展理念，将龙虾产业的崛起解读为对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在《都梁梦华》中记录的 “水利工程与农耕文明共生”的历史经验，为当代生态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这种将生态批评与文化传承相结合的写作路径，超越了简单的环保主义呐喊，转而在文明基因中寻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当洪泽湖大堤上的柳树根系被喻为 “文化传承的神经网络”，当船民祭祀河神的仪式被视为 “水域文明的集体无意识”，生态书写便升华为对文明存续方式的哲学思考。　杨绵发的创作实践对传统散文文体构成了大胆挑战，他在《古邑春秋》等作品中显露的 “大散文” 格局，标志着地方书写的范式转型。这种新型文体打破了散文、方志、口述史、诗歌的界限，形成独特的跨文体景观 —— 既有地方志的严谨考据，又有口述史的鲜活质感；既有诗歌的意象营造，又有散文的情感流动。当他在描写盱眙保卫战时，让《宋史》的冰冷记载与地方戏的生动唱词相互阐释，使历史叙事获得了文学的温度；在记录龙虾产业时，将经济数据转化为文化符号：“‘五湖四海闯荡，红红火火终身 ' 的盱眙龙虾精神，锻造出盱眙新时代创业文化。”这种文体突围不是形式游戏，而是对淮河文化丰富性的必然回应——唯有打破文体壁垒，才能立体呈现这条 “文化脐带”的多元面貌。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文化面临着被同质化的危机，杨绵发的创作恰如一道精神防洪堤，守护着淮河文明的独特基因。他的实践证明，地方书写可以超越地域限制，通过对特定空间的深度挖掘，抵达普遍的人类情感与文化思考。当《湮灭与璀璨——淮域大运河纪行》中泗州城的繁华旧影与当代运河的复兴图景交相辉映，当《古邑春秋》中四万年的旧石器文明与现代龙虾节形成时空对位，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河流的前世今生，更是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永恒流动。正如淮河最终汇入长江奔流向海，地方性知识唯有融入人类文明的海洋，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站在洪泽湖东岸的暮色中回望，杨绵发的淮河系列散文恰似一组文明的切片，在显微镜下显影出河流与人类共生的密码。他以十年光阴完成的，不仅是对一条河流的地理勘探，更是对中华文明基因的深度解码。当现代性焦虑不断肢解地域文化的整体性，他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珍贵的参照 —— 真正的文化传承，不是博物馆式的标本封存，而是如淮河般在历史河床中不断改道、不断重生的生命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杨绵发构建的 “河流传记"”文体，不仅属于淮河，更属于所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文化根脉的人们。当无人机航拍下的新城区与出土的战国陈璋圆壶在书页间光影交错，终于懂得：所谓故乡，从来都是流动的文化基因池，而作家的使命，便是让这些基因在文字的河流中永远鲜活地流淌。

李风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曾任《雨花》杂志主编、江苏省作协原副巡视员；资深文艺品读人。作品被列入国家图书出版基金项目、另有作品被评选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度报告文学排行榜，有五十余万字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文字印行海外；曾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原国家图书奖）、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江苏10年报告文学奖”、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得南京市“五个一工程”奖、江苏省第一届优秀版权作品奖等文学奖励。

校对 胡妍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