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于由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得。颁奖词称：“他那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作品，在末世般的恐惧之中重申了艺术的力量。”

《世界在前进》一书中译本已由“九久读书人”推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9月版）。短篇小说《这就是加加林》（译者为舒荪乐）就是该书中的一篇。“作家将现实中发生的事件、主人公内心的独白和史料碎片拼贴在一起，人称转换频繁，汹涌的意识流文风契合了主人公的精神危机……拉斯洛在真实发生过的重要历史事件中加入虚构的故事情节，引领读者步步深入，探讨人类的精神困境与命运走向”。经授权，我们节选部分内容刊发——

我还不想死，只想离开地球，这个愿望荒唐，却强烈，以至于成了我唯一的愿望，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吞噬我的灵魂，冲击我的心灵，它袭击了我——也就是说——在一个普通的昨天，它占据了我的灵魂，好吧，我的灵魂再也无法摆脱它，离开地球是件好事，但我的意思是，真正地离开地球，飞起来，飞起来，渐渐飞到可怕的高度，看看他最先看到的风景，他是第一个能够上升到这种可怕高度的人，自昨天以来，我不仅是感染的受害者，还因为这次感染、这种想法而变得痴傻，我知道自己不能谈论这个，尤其不能把笔记本给任何人看，因为会马上被当做精神病人或者更糟糕的人，无论如何，人们会一边调高利福全【利福全是一种用来治疗失眠症的药物】的剂量，一边比划着说我是个白痴，同时狐疑地盯着我的眼睛看，因为他们很清楚我并不是白痴，无论如何，没人会把我当回事儿，没人会明白我到底因为什么来到这里，我自己也不清楚，但如今，我已无路可走，我只能如此行事，我闭上眼，看到自己在上升，感到一阵晕眩，随即睁开眼，马上知道自己不会从任何地方上升哪怕一厘米，连这样也不可能，我只能该死地待在这里，像一棵大树，扎下根来，我无法动弹，只能思考，最多只能设想整件事情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第一次这么做的人变成了什么样子，一切就这么开始了，我身处一条斜坡，起先只是沿着一条路慢慢走着，甚至不清楚路是斜的，我先是去了图书馆，问玛丽卡大娘——她每周三下午三点到五点都在那里——我问她有没有关于加加林的书，谁？玛丽卡大娘盯着我问道，我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加—加—林，玛丽卡大娘抿了抿嘴唇说，我不认识他，但可以查查，您肯定认识他，我说，加加林，进入太空的第一人，您知道的，知道的，那个加加林，她笑了，似乎承认了自己基本上也算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人，比如我和她，一定都清楚加加林是谁，没有，她在一盒索引卡里翻找着，没有，她说，真是遗憾，但事实上，这只是开始，毕竟这里只是一家隶属于小机构的图书馆，回头我要坐早班车去省城——那里也会有人翻找索引卡，他会走走停停，来回翻找，摇摇头——我被告知什么也找不到，我再坐上火车去布达佩斯，车上酷热难耐，开窗也没用，只会让灼热的空气涌入车厢，击倒每一个人，这却对我没有丝毫影响，因为我不在乎车上有什么，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正站在萨博·埃尔文图书馆的前台，加加林？！他们看着我问道，如果我念出萨博·埃尔文的名字，他们也会这样看着我，奇怪地看着我，不信任地看着，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糊弄他们，要么是因为他们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很蠢，事实上，不管我问谁都得不到一个像样的解释，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怀疑的神色，无论他们与这件事有多少关系，都不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不知怎的，他们觉得我给的解释并不令人信服，他们从我的眼神中看出另有隐情，他们不相信我，不相信我在计划一场讲座，可是，作为科学史学家，我的本职工作还能是什么呢，请相信我吧，但他们不信，因为现在谁还会在乎加加林呢，拜托，别跟我开玩笑了，从现在开始，从所有人的眼里都看得出来，即便没人说出口，我在图书馆办借阅证时，他们查看我的身份证件并询问我的职业信息，我告诉他们自己是怎样成为科学史学家的，当时，他们就是这么看我的，当然还有更糟糕的，一万个人里会有一个人认出我来，因为他在几年前的科普节目中见过我，这就更糟糕了，我提到有一家这种研究所什么的，他冲我眨眨眼睛，表示明白了，其实，他知道我在那里从事的是严肃的科学研究，一种可怕的熟悉感油然而生，让人觉得黏黏糊糊又臭味绵长，这种时候我当然会走开，继续前进，但走不了太远，因为我会问——我还是很好奇，嗯，没有加加林吗，好吧，他们说没有加加林，那有谁，我又问，比如，有卡曼宁吗？他们摇摇头，表示没听过这个名字，卡—曼—宁，我又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出这个名字，告诉他们这个人出过一本匈牙利语版的回忆录，但我还是放弃了，和别人分享这些又什么意义呢，解释太麻烦了，老天都会疯掉，整件事就是要让我羞愧，或许我确实是惭愧的，我没法想象自己真的告诉别人我为什么如此执着地研究加加林，这无关我是否知道一切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起初我知道，也就是说我确信自己是知道的，后来一切都逐渐模糊起来，为什么，今天当我与卡曼宁，当然还有加加林，以及成千上万的书籍、档案、电影、照片一起置身此地时，我若是问自己为什么，那么一切便会瞬间变得黑暗无边，所以我没有问，于是答案便自己出现了，一切都是如此清晰明了，像黑暗中飞溅的山泉，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面对这一切，因为我的内心只有原初的欲望在不停地翻涌，是的，就是这样，离开地球，但加加林和其他人要如何帮助我完成这件事呢，我实在不知道，当然一开始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象，但现在已经不是那会儿了，在玛丽卡大娘那儿的时候，我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加加林身上，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因为我的大脑做不到，在服用了五十七年利福全之后，完了，这颗大脑就成这样了，而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注意力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的问题，也就是我自己的整体性问题，然而我恰恰不具备这种整体性，唯一能做的就是专注于和自己有关的整体中的某个细节，我总是专注于某个方面，某个这样的细节，我可以做得很好，实际上，可以把世界拒之门外，把身边发生的一切拒之门外，世界当然存在，以自己的理性方式运转着，在某一特定的时间，也就是今天，在我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六日星期五，它仍然在理性地运转着，只是在今天看来，对于整体而言，它的运转目的及其运转方式并无意义，从来没有意义，从来没有，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没有意义，人们只是出于需要才相信它是有意义的，而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它是毫无道理的，“世界”“整体”“未来注定的命运”等等都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概括性词汇，准确来说就是“胡说八道”，都是骗人的，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无形的抽象概念，而是因为逻辑上存在错误，这就是发生的一切，这是一种误解，当一个人以生命为代价签订了一份短期合同时，他便开始相信这些抽象概念，有的人是直接相信，有的人需要证实，把这些概念像地毯一般在眼前铺开，生活还要继续，他说，我已经向海姆医生解释过了，而他当然只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尽管他显然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而且，由于我“出色的逻辑能力”，他并没有剥夺我在研究所和外部世界自由行动的权利，然后我们相视而笑，仿佛我们都在思考着同一件事，但其实并不是，我在想总有一天我会跟他分道扬镳，除了他冲我笑的样子，没有其他理由继续下去，我不要与他狼狈为奸，而是要趁他不注意时站在他的身后掐住他的脖子，他从来不看背后，但有一天早上，我要偷偷溜过去抓住正在微笑的这颗脑袋，把它敲碎，就这样，不会有其他结局，但在那之前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比如，还有加加林的事情，还有加加林和其他人，如果我真的想离开地球，就必须先把这些事情都了结，而我是真的想离开，这是我的愿望，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可笑，这个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成了我内心唯一的愿望，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几个月来一直侵蚀着我的灵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初的想象已经隐入迷雾，只有加加林越来越清晰，就在我的面前，我清楚地看到他被带上一辆公交车，身后跟着季托夫，两人都穿着宇航服，都很严肃，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虽然我们知道加加林爱开玩笑，但他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这是卡曼宁对他的评价，还是科罗廖夫，我记不清了，起飞前，加加林的脉搏是每分钟六十四次，医生都感到不可置信，六十四，好吧，就是这样，在秋拉塔木的哈萨克草原上，他的脉搏是六十四，不考虑协调世界时【协调世界时是世界上调节时钟和时间的主要时间标准，是最接近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几个替代时间系统之一】，他们大约在莫斯科时间五点半起床，现在是七点零三分，“太空第一人”在飞船上就位的时间是七点零三分，这个人就是来自小村子克卢希诺的加加林中尉，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和安娜·季莫菲耶夫娜的儿子，这个来自斯摩棱斯克州的农家男孩，身高一米五七，生于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他爱上了科罗廖夫那架震惊世界的危险飞船上狭小的舱室，在那里等待许久，很快时间到了，莫斯科时间七点零七分，“东方一号”发动机启动，一分钟之内，加加林以惊人的勇气升空，在巨大的加速压力下到达逃逸速度，进入绕地轨道，换句话说，他离开地球就是为了升空，就是为了离开这里，为了在三百二十七公里高空向下凝望西伯利亚草原时可以发出一声惊叹，他说，请注意，我看到了地平线，这是一圈非常美丽的光环……非常美丽，加加林说，他是第一个从“东方一号”的窗口中眺望地球的人，他没有解释那多么渺小，因为他看见了从未有人见过的东西，地球，对此不再赘述，说回起飞前，说回在发射中心的科罗廖夫，他清醒地度过了整整一夜，更准确地说是被死亡恐惧填满的一晚，因为在漆黑的飞行器里，当一切都展现出危险的一面时，他一定能感觉到自己将加加林按在了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上，把他送上了一条几乎确定的死亡之路，因此，他的清醒源于失眠和神经紧张，在他看来，他随时能把任何靠近的人的喉咙撕开，所以后来没人敢靠近他，一个工作人员都不敢，只有一个军官在远处等待他的命令，把加加林送进安放在脚手架旁边梯子上的太空舱里，他们让加加林在对苏联人民和党的讲话中说完最后一句话，然后把他送进太空舱，舱门关闭，每个人——包括加加林本人——都开始紧张地做准备工作，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检查、再检查，科罗廖夫通过无线电对加加林的麦克风喊出了后来的一百零八分钟里一直回旋在太空舱里的那句名言“扎雷日亚呼叫克德尔”，直到今天人们仍记忆犹新，发动机启动，克德尔，加加林带着他一贯的坚定和近乎孩童般的兴奋宣布道：很好。心情美丽。一切准备就绪，科罗廖夫则对着话筒喊道：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最后阶段，起飞！调皮的加加林只说了一句话：起飞了！【原文为俄语】他放松而简洁地说出“我们走吧”，这句话带着加加林一贯并不令人生厌的狂妄，但也包含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大干一场，所以他是狂妄的，而这种狂妄令人振奋，其他人也感觉到了，从他通过噼啪作响的扬声器发出的声音中感受到，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加加林和其他工作人员就是这件大事的一部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苏联科学在人类历史上迈出了令人震惊的一步，所有人都在这么想，这让他们激动不已，只不过他们可能还因为其他事而兴奋，因为事情远不止于此，这关系到一件更大的事：这个人，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令人目眩神迷、无与伦比的冒险活动，无论如何，第一阶段，五个发射器都成功点火了，伴随着闻所未闻的连续爆炸声，“东方一号”在哈萨克斯坦的沙漠中腾空而起，引擎在它的下方轰鸣，“东方一号”的上升速度逐渐加快，加加林身边和体内的一切都在颤抖，几分钟内速度就攀升到了每秒十公里，与卡曼宁日记中的记载不同，疯狂的加速度很快让他濒临昏迷，因此，地球和“东方一号”——也就是扎雷日亚和克德尔——之间的对话暂停了几秒，加加林的脸部肌肉扭曲，直到推力减小，身上超过五个G的压力开始减弱，当“东方一号”到达理想速度时，他才能克服地球引力和阻力，因此，他也需要在“东方一号”内部达到某个速度，此刻协调世界时指向六点十七分，也就是莫斯科时间九点十七分，他向科罗廖夫保证：发动机正常运转。我通过Vzor【一种装在舷窗上的光学定向装置】看到地球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当然，当时他并不能直接透过Vzor看到地球，后来才能通过安置在头顶高度的三扇窗子进行观察，当时一般是利用Vzor，也就是放在他脚下的半球形光学仪器，这是一种巧妙的小型导航装置，利用八面镜子反射的太阳光，始终显示着“东方一号”运行的位置，总能清楚地告诉加加林他与地球的相对位置，但我们不必纠结于此，因为我们要关注的一切都是在最恐怖的情况下发生的，始于各种动物被发射到太空中，以此来探索能让被迫停留太空的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办法，一九四七年，随着火箭技术的发展，人们认为也许可以把生物送上太空，而不仅仅是航天器本身，首批被送上太空的生物很可能是果蝇，那是美国人用V2火箭运载的，这次发射的首要目的就是研究所谓的生物在所谓的太空中是如何存活的，但显然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展开的这些实验结果并不稳定，都造成了一定数目的死亡，送上太空的生物不会被视为遇难者，因为原本这些可怜的生物就活不了太久，美国的阿尔伯特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五只名叫阿尔伯特的猴子先后被送上太空，每只都以死亡告终，大部分是死于撞击，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日，一只叫尤里克的猴子在飞行中活了下来，但在返回后几小时内，就因体内电极拔出后受感染而死，人们开始谈论成功，成功却依然遥遥无期，那时候大量动物死亡，我们无法准确知道具体数字，但可以确定的是数量非常多，惯常的做法是不谈论发射到太空中的动物的死亡，当然，有时也做不到保持沉默，于是，就流传出来了：有雷日克、利萨、阿尔比那、普什恰尔卡、穆斯卡等大量莫斯科街头的流浪狗，还有那鼎鼎大名的莱卡的故事——人们把它塑造成了伟大的英雄形象，问题不在于莱卡是不是真正的英雄，它成了真正的英雄，但情况并不像官方公布的那样，依据官方透露的消息，莱卡注定走向死亡，飞船上根本没有设计着陆装置，它会在太空中坚持七天，随后打一针速效毒药死亡，实际情况要残酷得多，损坏的隔热板导致这条狗升空后几分钟内就死了，也许是第五分钟或第七分钟，它无法承受超过四十一摄氏度的高温，就是这样，这只狗被热死了，也有人说就是被烤熟了，可怜的小东西就这样绕着地球转了一百六十多天，这一切，这个几乎瞬间死亡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日，直到飞船返回大气层被烧毁，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科罗廖夫及其手下为了让人相信人类可以在太空中生存，早已吞下了故事里为莱卡之死而虚构出来的谎言毒药，他们做到了，一九六一年又是一个飞跃，经历了克里姆林宫无尽的牺牲和苦难之后，把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射到太空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真的把我们中的一个人送上太空了，这距离莱卡升空还不到四年，加加林穿着宇航服爬上发射井的梯子，登上“东方一号”飞船，在发射舱内就位，系好安全带，扣上装备，做好检查，然后舱门猛地关上，这可能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人被关进太空舱里，孤身一人面对着我梦寐以求却不必面对的东西，我也不那么急于求成，因为实际上是有前期准备的，我想说的是，我做了大量惊人的前期准备，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把它们都写下来，所有，所有的前期准备都写下来，因为没有准备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事实上，一切都只是前期工作，就是这样，一切都只是在为未来的事情做准备，仿佛永远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为某些事情做着准备：如果没有一个明确、总体的目标，那么一切就只能是不断熄灭的火花，我不想说这一切只是过去，但是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在为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未来而努力，是一样不存在之物在为一样永远不会存在之物而奋斗，要是我们想幽默一点，那就可以设想在现实中真的存在所谓未来或过去，但我不想用幽默的态度对待这件事，我不认为事实如此，我觉得这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整件事是一种典型的误解，是对我们称之为世界的一切事物的误解，关于这一点——说真的，没什么好说的，除了前期准备之外，还存在着结果，但不是存在于时间中的结果，我对海姆医生说过无数次，却无济于事，海姆医生不是会为这种事而生气的人，他从来不生气，你可以对他说任何事情，他只会垂下那颗硕大的脑袋，他习惯了周围人说一些蠢话，而他那颗大脑袋却一直耷拉着，因为对他来说，每一段谈话都只是某些事情的表象，他永远不会相信，对我来说，我说的任何话都是有意义的，但海姆医生不相信，他只是坐着，摆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模样，但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让别人说，万物自有其规律，他肯定是这么想的，就让他们说吧，说吧，他只要做他们想让他做的事就好了，给别人打针，让他们吃药，我只吃利福全，就这样，对他来说就这样结束了，每次都是千篇一律，每周三上午九点我都会跟他聊天，但他没有任何回应，那些话不是无关紧要的，在我看来他通常根本不听我说的话，也不是不注意听，哪怕他听了也是如此，因为我想对他说，浆糊脑袋，你怎么啦，有一次我就是这么干的，他马上回道，请问您现在在说什么？所以不能随便岔开话题，因为他是知道的，哪怕他没在听，这个糊涂的人也会马上反应过来，如果有人问了他关于前期准备，还有跟未来和过去相关的问题，他连眉毛都不会抬一下，除了他之外我还能跟谁说，跟别人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其他人确实都有病——虽然我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似乎也是如此，只跟他说话，当然不会什么都说，但为什么不呢，原因就在于每件事都必须重头开始，比如我对他说，科罗廖夫、卡曼宁和凯尔迪斯这三个名字就是这一事件中的三巨头，因此必须了解关于他们的一切，才能明白不可能会变成可能，但同时这也许会非常困难，因为整件事在苏联如此神秘，以至于对此事感兴趣的人实际上只能了解一些零星的片段，并且无法完全确认自己的发现，事实就是如此，常人难以想象冷战期间太空旅行相关事务的保密程度之高，因此，主要参与者的公开资料全都是伪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完全确定的只有他们的名字，但事实上很难知晓他们掌握了什么，他们是如何被挑选出来又是如何被送上太空的，公开的一切信息都是假的，而没有公开的都是秘密，秘密的信息也是隐晦的，我们就这样站着、等待着，就像伊什特万护士经常说的，他只在可能的情况下说话，我对海姆医生说他肯定是我们中最愚蠢的，海姆医生说我的话有点尖锐，于是我马上收回了自己的评价，继续说道，奇怪的是我们并不缺资料，因为——比如说——每个人都写了回忆录，我说，首先是加加林，然后是科罗廖夫，再是卡曼宁，凯尔迪斯院士也试着在世界历史中给自己定位，就连加加林的二侄子也写了一本纯粹是阴谋论的书，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我说——当然，这些都是民间神话，不然还能是什么，谎话连篇，令人作呕的创作、修改、再创作、再修改、删除、重写、重新修改、再誊清，但是，我们已经别无他物，如果想知道至少大致可以获知的前期准备和“伟大之旅”本身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像站在加加林及其两个侄子、科罗廖夫、卡曼宁、凯尔迪斯身后的国土安全部官员和其他一些无名小吏那样，尽己所能地反复阅读这些文件，这说明这些文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空飞行文件，而是篡改历史和真实事件的文件，不能只说“这是最肮脏的部分”，还要补充说这些肮脏的东西是必要的，嗯，不要夸张，海姆医生插话道，“不要夸大其词”，这让我不再想告诉他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只想在笔记本上写，如果没有这些肮脏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对历史事件的篡改，不知为何，这个巨大的事实就不会展开，历史已经发生，它带来了这一切，就像把我带到了这个“好莱坞”，村子里的人都这样说，这意味着——这是真的——只有能往牛奶里掺点东西的人，才能住进这个“特殊老人之家”，没什么好否认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东西，搬进这里的每个住客都会把自己的重要财产全部留给研究所，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有一大堆这个那个，但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以前有很多，但现在我连一分钱都没了，都给了海姆医生，这样每周三上午从九点开始他就可以耷拉着那颗硕大无比的脑袋听我说话了，而我也可以耷拉着脑袋听伊什特万护士说话，这里并不像村民们说的那样是所疯人院，也不是官方意义上的疯人院，只是有一些这样的人，因为除了我之外这里的人确实几乎都是傻子，“好莱坞”，嗯，是的，我们被关起来了，只有从海姆医生那里获得自由通行权的人，比如我，才能自由进出，其他的我不在乎，但出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所以我坚持要出去……（全文未结束）

校对   朱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