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南京暑气正盛。坐在记者对面的李晓方，一脸疲惫，皮肤晒得黑黑的，“瘦了有十公斤”。

他原本不该在南京的，按计划，此时他正开着车在湖北寻找最后一批日军侵华暴行受害者的路上。8月10日，他突然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电话，参加一系列纪念活动，也为他多年捐赠办一场仪式。

30年来，李晓方一直在路上。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烂脚病”和日军细菌战联系起来的人，也是唯一一个靠一己之力，跑遍大半个中国，对日军七大类罪行进行系统性田野调查的民间人士。他卖掉了房子，花光了工资，贷了款，拍了100多万张照片、1000个小时的视频，攒了150个T的资料，出了九本书。

下一步做什么？他说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建一个博物馆，“全景展示当年日军的罪行”。

一

从杭州出发，下福建，去广东，到海南、广西、云南、贵州，再一路北上，调查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制造的“千人惨案”的幸存者、亲历者和见证者。这场调查被李晓方称之为“最后的寻访”之旅。

所谓“千人惨案”，是指日军在一次屠杀或攻击中造成千人以上平民死亡的暴行。“日军在中国制造的千人以上的大屠杀至少有150起。这个数据只包括日本蓄意屠杀的人数，不包括因战争而死的人。”李晓方说。

为何是“最后的寻访”之旅？因为亲历者越来越少。

在福建浦城县，日军通过‌狂轰滥炸‌和‌实施细菌战‌，在浦城县造成了大量平民死亡，累计遇难人数确实超过千人。但此次寻访，李晓方费尽周折只找到两名幸存者，一位100岁，一位90多岁；在湖北宜昌，3个千人惨案中，一个受害者、亲历者都没找到；云南临沧一个千人惨案，受害者全部离世，“甚至受害者二代三代能说清当年事情的也很少，‘就听我爸爸说，好像我爷爷当时被日本杀死了’，就这一句话”。

李晓方掰着手指和记者算他此次行经8省调查的惨案数量，有21个，但幸存者30多个，加上知情者、受害者二代，不过百人。相比于他此前的调查规模，细菌战幸存者800多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100多人，被掠赴日劳工100多人，“30”这个数字让李晓方多少有些沮丧。

之所以如此，在李晓方看来，一是城乡变迁太大，幸存者更不好打捞。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老人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这让李晓方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此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田野调查。

每到一处，李晓方做的第一件事是录像，用4K摄像机拍下老人的口述，哪怕老人只是沉默地坐着。“视频是真人讲出来的，时代再变，你篡改不了，这比文字更有力量。”他做的第二件事是请老人摁下手印，一个红色的印记，证明这个人真实存在过，这段记忆真实发生过。第三件事是收集老人家的实物——退休证、工作证、奖状、证书，都是他们“人生轨迹的见证”。

他要把这段历史留住，用文字、用影像、用实物。

李晓方在山西作实地调查

二

为何会走上田野调查这条路？李晓方说是出于偶然。

1989年，18岁的安徽来安人李晓方参军入伍，在浙江金华某部队医院当卫生员。此前，他初中毕业，读过一年多卫校，随父亲行医一年。

但工作期间，李晓方结识了一位做新闻摄影的老乡，他也因此爱上了摄影，索性打报告去做了新闻报道员。他的第一篇报道就上了《解放军报》，还获得全军新闻摄影比赛一等奖。“我的新闻敏感性好像天生的。入伍之前，我喜欢新鲜事，喜欢刨根问底。”李晓方说。

1992年，李晓方在驻地附近遇到一位烂脚老人，这让他想起当卫生员期间，驻地附近村子里，隔三岔五就有一些老人拖着烂腿来看病换药，“那些腿烂了几十年，骨头坏死，伤口永远不愈合”。“当时我很好奇，因为发现跟南方普通的烂脚病不一样。”李晓方说，但那时他也只是好奇。而这位老人很明确地告诉李晓方：“是日本人害的。”李晓方大吃一惊，在他的认知里，浙江并非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他去翻部队的生化防护手册，把烂脚症状和炭疽、鼻疽的特征一一对照，心里有了底，这是细菌战的后遗症。医学背景和新闻记者素养，让他当即决定将此事调查下去。

翻查史料，李晓方发现，根据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成员的口供，日军的细菌部队的确大量生产过这种炭疽杆菌，并在1942年7月至9月间，多次在浙赣铁路沿线撒放。很多地方，“一夜之间村子里得瘟病死了很多人，尸体都没人抬。8月份，二季稻成熟了都没人收割。”

此后十年，李晓方沿着浙赣铁路线，从杭州走到南昌，调查了一两百个村庄，找到了200多个烂脚老人。他一个一个确认：年龄对得上，1942年他们就在浙赣线上；症状对得上，炭疽和鼻疽的典型表现；时间对得上，浙赣战役之后集中爆发。

2005年，李晓方根据多年调查，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细菌战幸存者的书《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这份调查成果填补了历史空白，后来走上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专家的认可，美国军方也拿着他的书研究细菌战的实际伤害。这段被遮蔽的历史，开始被世界看见。

在调查过程中，李晓方发现，日军侵华罪行远不止这一种，而每一种罪行的幸存者都在急速凋零。

2005年，为了有更多的自由度去做调查，李晓方选择转业。而在等待转业的那十个月里，他看到新华社的报道，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全国仅剩35人。他找到了下一个田野调查选题。

李晓方与海南的三位同村战争受害老人在一起

如今，他已采访100多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记录了她们的影像，留存了很多实物。8月14日，他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周粉英的擦身照片是其中之一。李晓方说，“我采访她的时候是在秋天，天有点凉，她突然要洗澡，我就感到惊奇，她说：我这一生啊，从‘慰安所’回来以后每天必须洗澡，我要洗净身上的耻辱。”李晓方听后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李晓方说，她们是“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其实感到耻辱的应该是施暴者，而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但终其一生，周粉英她们都没有走出因日军侵犯而留下的阴影。

李晓方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细菌战受害者，腿烂断了半截，坐在门口挪着小凳子走路。他一辈子没娶上老婆，一直以为自己得了“怪病”，自卑了一辈子。李晓方告诉他：“你这是日本鬼子害的。”老人听了以后，眼神里有哀伤，也有愤怒，“他说死了也要找鬼子算账去。”“老人最欣慰的是什么？他知道他这个病不是怪病了。”李晓方说，“他一生的屈辱，一生的孤独，突然就释放了。”

这就是调查的意义。记录他们的状态，还给他们真相。

2014年李晓方从浙江省新广局提前退休，开始全职调查，调查范围扩展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强制劳工幸存者、无差别轰炸幸存者、化学战幸存者、日军遗弃毒气弹和炸弹受害者等等。

这30多年间，李晓方遇过很多困境。仅在重庆调查，就出了3次车祸，而比这更难的是不信任。李晓方记得2016年1月在南京汤山做调查，去见一个老人，“他的亲人被日本人杀害了，他讲得也很伤心”，但他侄儿突然到访，“就问我，他说你是干什么的？以为我是骗子。最后等警察来了，他才相信我。”

“田野调查真的非常艰难。”李晓方说，“地方史上会有一些资料，但更多的要靠自己去问，去找。你不知道这些人现在何处。像有些村子，从没有人去做过相关调查，听说我的来意，他们感觉很奇怪。”

这样的田野调查，李晓方坚持了30多年。他奋力地将那些冰冷的统计数字从历史书上抽取出来，还原成一个又一个具体而又有温度的鲜活的人。

三

“我要把这些视频留下来。”李晓方举了举手中的相机说。如今，他已累积了1000个小时的视频，150个T的资料，都是他一个人一台机器，走遍中国上百个村庄，面对面录下来的。

20世纪90年代，李晓方就开始为幸存者录像。“开始用的都是DV带，后面是数码、高清，之后是4K。”李晓方说，“器材前前后后花了也有二十几万。”这次出来，他看到很多记者随身携带轻便的录像装备，他也与时俱进，想换一台pocket 4P，但“买不到，到处都缺货”。

30年来，李晓方依靠调查，出版9本中英文著作，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做过纪实影像巡回展，他还开设了新媒体账号“晓方说暴”，粉丝4万多。他一直忘不了，很多受害者对他说的同一句话：“你一定要把我的事情说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将这句嘱托当成一个承诺。

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雷桂英老人打开自己家大门

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巨大的，日军对中国人的残杀越过了人类的底线。李晓方透露，目前他正在着手拍摄一部纪录片，以他的调查生涯为主线，串联起多位日军暴行下的幸存者，以他们的视角讲述当年那段历史。明年是全民族抗战爆发9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90周年。李晓方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在那个时间点上映。

“我不是为了宣扬仇恨，”采访中，李晓方不止一次地强调，“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拥抱文明。”“影片中还有救赎，我采访了几位日本老兵，像清水英男，还有日本老兵的后代，像一濑敬一郎。他的父亲是侵华老兵，参加过在湖南衡阳和广西桂林的战役。他问父亲杀死多少中国人，他父亲每次都沉默。后来他成为反战人士，帮助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和日本政府打官司，还主导了文物追讨运动。当然，影片中还会有日本归国遗孤反哺，为中日友好做贡献的真实故事。”说起计划中的这部纪录片，李晓方想讲的太多，多到让人担心一部影片是否能放得下。

影片是流动的，而博物馆可成为历史记忆的固定场所。李晓方说，2010年左右，他就起念建一座“侵华日军暴行调查史实馆”，把他几十年田野调查的一手成果，每一位幸存者的口述视频、实物、手印都放进去，“全部用幸存者的个体记忆来反映日军暴行。”他说。他相信会有实现的一天。

采访结束后，李晓方又急忙奔赴下一个地方，去商谈纪录片拍摄事宜。而过几天，他将再度北上，去河南、山东、山西、内蒙古，继续此次未完结的调查。

亲历者越来越少，他要从时间的铡刀下抢人。

文 |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视频 |  曾宏亮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