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TBS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VIVANT》（《别班》）第二季引发广泛争议。剧中，中国情报人员被描绘为残暴、落后的反派，甚至对日本情报人员实施切指、刺穿腹部等酷刑。

这些手段，与侵华日军曾对中国抗日志士实施的酷刑高度相似。历史上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在荧屏上被安排成了截然相反的角色。相关剧情引发国内外观众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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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云集的谍战剧，争议出在何处

《VIVANT》是日本TBS电视台推出的谍战题材电视剧，由堺雅人、阿部宽、二宫和也等知名演员出演。2023年播出的第一季，凭借复杂的悬疑情节、跨国取景和较高的制作投入获得关注，第二季也延续了围绕日本秘密情报组织“别班”展开的故事。

作为一部商业类型剧，《VIVANT》不乏谍战作品常见的元素：秘密组织、跨国行动、身份反转、情报交锋。然而，第二季对中国角色的塑造，实在让人大跌眼镜。剧中设定了一个当下仍然“落后”的中国秘密组织，与日本先进的情报机构形成对照。中国情报人员成了残暴的施暴者，日本情报人员则是遭受迫害、奋力反抗的英雄。

其中，切断手指、刺穿腹部等酷刑情节，与侵华日军曾使用的酷刑高度相似，但在剧中却被安排是现代中国情报人员所为。这样的设计，让不少观众感到愤怒，质疑剧集是有意模糊历史上的加害者与受害者身份。

此外，剧中一名日本自卫队情报人员乘飞机逃离时，甚至对中方人员放话：“要是这架飞机被攻击，就等着西方大举出动把你们碾碎……”这也引发了观众对日本海外军事及情报行动正当性的讨论：该剧在塑造日本情报人员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存在美化海外越界行动、模糊自卫队职能边界的问题。

争议在海外社交平台也在持续发酵。一些日本观众对相关剧情也存在分歧，认为剧集可能会强化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敌视情绪，不利于两国交往。

据了解，《VIVANT》第一季使用虚构国家作为主要故事背景，而第二季则直接采用“中国”这一真实国名。现实国家被置于虚构的敌我关系之中，让剧集的政治指向，和国家形象塑造受到更多审视。

酷刑情节引众怒，历史上的加害者不容混淆

此次争议中，最刺痛中国观众的，是剧中酷刑情节与侵华日军历史暴行之间的关联。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实施了大规模迫害。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人体实验，以及针对抗日志士和平民的严刑拷打，都留下了大量历史记录。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实施的人体实验，更是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罪行的重要历史证据。这些历史事实，有档案文献、幸存者证言、战后审判材料等多方面证据支撑，不容否认。

如今，在《VIVANT》的虚构故事中，中国角色竟被安排使用与侵华日军酷刑相似的手段，日本情报人员却摇身一变，成为承受痛苦的一方。影视创作并非不能塑造中国籍的反面人物。问题在于，当一部作品将真实国家作为叙事对象，反复赋予其中一方残暴、野蛮的特征，又将另一方塑造成正义的代表，其所传递的就不只是虚构人物之间的善恶关系。其创作用意值得追问。

沉重的历史记忆，不应成为随意改编的戏剧素材。侵略战争中的加害责任，更不能在娱乐化叙事中，被轻易模糊。

故事可以虚构，是非不能颠倒

《VIVANT》引发的争议，值得警惕的不仅是几处荒诞的剧情，更是其背后所传递的历史观。影视作品固然可以虚构故事，但当创作涉及真实国家、民族关系和战争记忆时，便不能以一句“纯属虚构”推卸责任。

影视作品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往往潜移默化。一部谍战剧，只需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便能引导观众的情感判断。当日本情报人员被塑造成正义、勇敢的英雄，中国角色却被赋予野蛮、残暴的特征，这样颠倒黑白的叙事不仅制造了戏剧冲突，也可能强化对现实国家的偏见。

近年来，《南京照相馆》《731》等中国电影，将镜头对准侵华战争中的真实罪行，让更多观众看见战争的残酷、普通人的苦难。铭记历史，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厘清是非、守护和平。历史上的侵略责任有明确的事实依据，不能因为戏剧化的角色安排而被模糊，更不应成为制造现实敌意的工具。

文艺创作可以有丰富的想象，但不能没有基本的是非观。在历史问题上，创作自由，也应当坚守尊重事实的底线。历史不会因为一部电视剧而改变，但公众对历史的认识，却可能在一次次娱乐化叙事中受到影响。侵略者的罪行不容洗白，受害者的苦难不容篡改。故事可以虚构，历史真相不容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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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张岑晏

校对  潘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