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不只在教室里，山川田野都是我们的课堂；论文不只是写在纸张上，更可以写在祖国大地上。新华日报“理所当然”工作室与南京大学图书馆等联合推出“下课别走，教授请回答”——“大学生对话大学者”理论访谈，本期我们邀请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第五期嘉宾：“七一勋章”获得者、江苏省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赵亚夫 

　　主持人：赵老，您刚刚荣获“七一勋章”表彰，这是党内的最高荣誉。您回来后，演讲、直播带货等日程很满，很辛苦。您讲得最多的是什么？ 

　　赵亚夫：这次有幸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又接受了总书记亲自颁授的“七一勋章”，这是至高的荣誉、最高规格的礼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要终其余生，继续一辈子为农民服务，为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作贡献。 

　　主持人：赵老，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学农？我听说您一开始想学新闻专业，成为我们的同行？ 

　　赵亚夫：其实是一次偶然的选择。当时在特殊时期，新闻等专业停止了对应届毕业生的招生。我填志愿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考完试发榜后才通知我们重新填报志愿。我看到有“农机专业”的选项，当时我挺喜欢看文学小说，小说里的拖拉机手很神气、很光荣，我就报了农机专业，被宜兴农林学院录取了。结果去报到后，农机专业又不办了——条件不够，没批下来，变成了农学专业。 

　　主持人：从农机到农学专业，差别很大吗？ 

　　赵亚夫：农机也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毛主席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所以当时农机专业还是很热门的。我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心里有些失望。那时候同学普遍对新建的农业高校不满意，觉得条件太差，很多人就退学了。我们一个班招了50多个人，到毕业时只剩17个人，走了一大半。当时我也动摇过。 

　　主持人：后来，您为什么选择留下来？ 

　　赵亚夫：当时，学校搞教学改革，我们学生全部被下放到农村，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差不多有一年时间。那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民用米糠代替粮食做饼吃，菜里就放一丁点油和盐，普遍吃不饱。我们同学好一点，口粮有保障，但也很艰苦，好多人生病，我的肺结核也复发了。到城里医院看病时看到，医院里挤满了乡下来看病的农民。那个景象到现在我还记得。 

　　看完病往回走时，我就想：假如我学农的话，能学到一些农业知识，帮助农民摆脱贫困，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从那时起，我就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再也没动过退学的念头。后来一直到毕业，我的成绩都很优秀，被分配到了镇江农科所。 

　　主持人：如果您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您会选择新闻还是农业专业？ 

　　赵亚夫：那肯定是学农业了。不让我学，我也非要学。 

　　主持人：您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镇江市农科所工作。有人调侃您是“山芋大学”毕业的，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赵亚夫：山芋很好种，随便什么地，刨刨土，种上去都有收成。在粮食困难时期，山芋代替粮食，救了不少人的命。我工作后，省农科院开一个专门研究山芋的研讨会，领导让我去参加。回来以后，省农科院布置了一些山芋的科研任务，领导就把任务交给了我。宜兴是江苏种山芋面积比较大的县，种山芋的历史很悠久。我在宜兴上学时，和农民一起劳动，除了插秧割稻，很大一部分时间都在种山芋，比较熟悉。搞了山芋研究以后，大家看我一个新同志讲起山芋来头头是道，就跟我开玩笑说：“你是从山芋大学毕业的吧？” 

　　主持人：1982年，您到日本爱知县研修，当时看到日本的农业水平，有什么感受？ 

　　赵亚夫：那年到日本，正好是5月插秧的时候，稻田里全是机器的轰鸣声，当地已经是用机器插秧了。那时候，我们国内还在试验阶段，还是人工插秧。爱知县也是丘陵山区，山上山清水秀，下雨淌下来的水可以直接喝；而我们丘陵山区一下雨就是黄泥水，拿回去要用明矾过滤才能喝。

　　有一次星期天，当地人带我们到山上去看太平洋。站在海边，因为离开家已经一段时间了，很想念祖国、想念家乡。我一面看一面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农民也能赶上日本就好了。我就想趁着这次机会，尽可能多学点东西带回去，帮中国农民早一点赶上他们。 

　　主持人：您当时在日本爱知县，主要学习什么技术？为何回国的时候带回来20株草莓苗？ 

　　赵亚夫：当时主要是去学习水稻栽培技术。但我去了以后发现日本农民很富。为什么富？原来，他们90%的农民都在种菜、种果树、养鸡养猪，都是很赚钱的。也有农户种粮食，一户种150到200亩，这样的规模种植也能赚钱。我就想，为什么我们的农民只会种粮食，不能也种些赚钱的农作物吗？ 

　　正好我住的那家农户，除了种水稻之外，还种了4亩大棚草莓。我去的时候正好草莓熟了，香味飘得老远，在稻田里干活都闻得到香味。我尝了一下，心里想：这么好吃的东西还从来没吃过。一打听，还能赚大钱。我就跟种草莓的农民请教，又到农业试验场找资料。一研究，我们江苏也能种草莓。回国时，我就跟农业试验场的指导老师要了20株草莓苗带了回来。 

　　主持人：您带回草莓苗之后，一开始推广顺利吗？ 

　　赵亚夫：并不顺利。农民种惯了稻子、麦子，看到新东西接受不了。有人说，这跟路边的野生植物“蛇果”差不多，有毒不能吃；还有人担心城里人不肯买。 

　　我们就和农民说，苗送给你不要钱，赚了是你的，亏了我赔你。这样才有一部分人开始种。后来，种成功的人，一亩地能挣1000多块钱，而原来种小麦只有100多块，翻了十几倍。草莓除了供应南京市场，还供应上海市场。农民们每天挑着担子到丹阳火车站，坐火车到上海，一下火车就卖光了。下午再坐火车回丹阳，农民个个都很高兴。 

　　主持人：这20株草莓苗，后来产生的影响有多大？ 

　　赵亚夫：这是全国最早引进推广的一批草莓。我们办了函授班，办了三年，每年一期，共有来自21个省区近2000名学员参加，品种和技术都从江苏拿回去，对全国草莓发展起了很大影响。 

　　句容最高峰的时候种植草莓的面积达到2万亩，这是江苏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初期最成功的产业项目。茅山老区原来的房子都是草棚子，两三年下来，农民赚钱了，就盖起了楼房。新华日报记者去调查，农民高兴地说：“这是种草莓挣的钱盖的，叫草莓楼。”“草莓楼”的说法就传开了，“要致富，找亚夫”的说法也传开了。 

　　主持人：您一辈子跟农业、跟农民打交道，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赵亚夫：我原来觉得做技术推广工作，只需要推广技术就行了。后面发现不是的，要推广技术就要做好农民工作。农民朴素，想改善生活，但是信息不通，缺少本钱，对待新事物观念也很保守。所以，向农民推广新技术，一开始都很难。 

　　我们在农村时间长了，总结出两种办法：一是培养典型。找头脑灵活、愿意接受新技术的年轻人，送种苗、教技术。他成功了，亲戚朋友就会跟着干，一个村干起来了，隔壁村也就会干起来。二是依靠“老人”。就是跟当地有影响的老农民、有威信的老党员、老干部，建立良好的关系。依靠他们，一起去做群众工作。 

　　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又出现新问题：种多了卖不掉，种少了价钱高但量不够。农民跟着市场跑，一会儿赚一会儿亏。怎么办呢？我们又总结出四句话：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也就是，考虑技术的时候就要考虑市场，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销。从生产到销售实现一条龙服务，不仅要教他们技术，还要帮他们找市场销路，这样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主持人：2001年您到了退休年龄，为什么还要选择去最贫困的戴庄村？ 

　　赵亚夫：上世纪90年代，我们搞草莓、葡萄、桃子都很成功，但我调查发现，搞得好的村真正富起来的农民也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有三分之一的人出去打工了，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很贫困，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多块钱。这三分之一的贫困户怎么带起来？能不能通过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把他们一起带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市委领导问我退休后想做什么，我说想找个最穷的村做这个课题。就这样，我选了当时最穷的戴庄村。 

　　主持人：听说，您第一次在戴庄村搞技术培训时，只来了7个农民？ 

　　赵亚夫：上午来了两个农民，还有几个村干部，课开不起来。中午吃饭时大家再分头做工作，下午来了7个农民，加上干部一共十几个人，我按照我准备好的内容给他们上完了课。回镇江的路上，驾驶员跟我抱怨，您这么大年纪了，这种情况还来做什么啊！我回答，急不得，慢慢来，他们会跟着跑的。 

　　我们租了100多亩地种植日本引进的优质水蜜桃，让农民来学技术；又找了四户人家种植有机水稻。栽下去半个月，种水稻的农户一看秧苗没怎么动，一下子急了，想拔掉重栽原来的品种。我说不行，出了问题我们赔。再过半个月，他告诉我“长起来了”，放心了。到秋天，收了600斤稻，大米卖到8块一斤，一亩地净收益2000多块钱。到了第二年，就有50多户跟着干；第三年，一百七八十户跟着干。 

　　示范园投产那年，村里几个妇女碰到我说：赵老师，你们的桃子是不是用糖做肥料长的？怎么这么甜？我开玩笑地说：你“偷”我们桃子吃了吧？大家都笑了。 

　　主持人：2006年春天，您牵头在戴庄成立了江苏第一家社区型有机农业合作社。 

　　赵亚夫：过去一家一户种植，销售难、进市场难。现在合作社联合起来，全体务农的村民都是社员。村支部书记通过民主选举当选合作社理事长，村委会和合作社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协同分工搞经济。统一种植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保证有市场。合作社销售利润80%返还给农民，剩下的20%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村干部不参与合作社分红，也就是利润100%都给了农民。到2010年，务农的农民全部加入了合作社。 

　　主持人：您一直在推广“生物多样性农业”的理念，能不能请您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一下这一理念。 

　　赵亚夫：我们老祖宗讲“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生物多样性是一个重大的自然规律。生活在一起的物种与物种之间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所谓相生相克，形成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

　　工业化发展以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农作物产量上去了，但作为重大自然规律的生物多样性规律被破坏了。这就形成了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大问题：如何实现保护环境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怎样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要求我们恢复生物多样性，走生物多样性农业发展道路。 

　　主持人：戴庄已经19年不打农药了，真能做到病虫害不发生不减产吗？ 

　　赵亚夫：能做到。我们不是把害虫全消灭，而是让害虫在天敌的控制下不发生严重危害。我们的实践表明，长期大量使用农药以后，水稻田里小动物数量会减少到20多种，停用农药以后3至5年，田间各种小动物就会大量增加，达到70至80种，这时农田的病虫害威胁就会大大降低。如果达到100种以上，一般天敌的数量都会显著超过主要危害害虫。比如我们引进蛇床草，能吸引十几种害虫的天敌，种在果园、茶园边上，就能把蚜虫、蓟马控制住，不打农药也不要紧了。戴庄的稻田里小动物的数量已经达到150多种。 

　　不打农药以后，土壤里的微生物、蚯蚓等小动物大量恢复。我们又大量增加绿肥、畜禽粪肥，土壤有机质大幅提高。不用化肥，产量不减，品质更好，价格也卖得高。

　　下面进入“与青年谈心”环节。现场我们邀请了两位青年朋友，与赵老展开进一步交流。一位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科教科四级主任科员王忠立，一位是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赵斯雅。 

　　主持人：王书记，您在跟赵老学习的13年时间里，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什么？ 

　　王忠立：印象最深的是2022年夏天，那年雨水特别少，连续高温，水稻扬花期遇上持续35℃以上的天气，很可能造成大面积减产。7月底，我跟着赵老把所有推广有机优质水稻的村跑了一遍。7月28日早上，我发现工作群里好多人在回复“谢谢赵老”。我往上翻发现，凌晨三点多，赵老还在群里提醒大家，采取“日灌夜排”的方式来抵御高温对水稻的影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赵斯雅：当前，“谁来种地”成了现实问题。您认为，怎样才能吸引年轻人留在农村、扎根农村？ 

　　赵亚夫：我想举个例子，在句容茅山镇丁庄村，近2000户农户种植了2万多亩葡萄。抽样调查发现，大约有500户，也就是四分之一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种，很多已经是农二代、农三代当家了。其中，有一户人家，老人70多岁，种了20多亩葡萄，分给两个儿子。一个儿子主要在外面打工；另一个在家种了十六七亩。一亩葡萄净收益将近一万五千块，十亩地就是十五万，两个儿子年收入都在十五万以上。老人家自己留了四亩葡萄种植，一年也有五万块左右收入。这个家的家庭收入水平已经赶上了城里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可以说是安居乐业。 

　　我想说的是，不是年轻人偷懒、怕吃苦。如果投入没有回报，他们当然不想干。所以，只要我们把农业搞好了，效益上去了，把蛋糕向农民合理倾斜，完全有可能吸引年轻人回来。 

　　王忠立：赵老，您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的地方。您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期待？ 

　　赵亚夫：参与乡村振兴的年轻人，是农村迫切需要的“新农人”。但我想说的是，不能光把年轻人作为农业经营者来培养，更要培养年轻的村干部。村支部书记、村干部、合作社带头人，这些岗位更需要年轻人。只有把农业带头人培养好，才能带领农村大多数的中小农户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另外，我希望愿意务农的年轻人不要只盯着电脑和手机。要到田里去、到一线去，向大自然学习，向农民学习，向基层干部学习，跟农民一起干。我希望年轻人，既要掌握现代理论基础知识，又要掌握管用的农业生产经验。 

　　主持人：您40岁学日语、50岁学营销、60岁学电脑、70岁学有机果蔬种植，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有的年轻人对想做的事情只有三分钟热度。您觉得怎么对想做的事情保持热情？ 

　　赵亚夫：关键是看人生目标。一心想把一个村、一个镇的乡村振兴工作搞好，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有了这个目标，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学什么。比如，学日语是因为日本农业搞得好，不学就学不到他们的好技术，只能一边学一边干。 

　　有了动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啃下来。啃下来了，知识面越来越广，能力越来越强，人就不断进步。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道路要靠自己走。 

　　赵斯雅：科研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漫长难熬的低谷期很常见。您是怎么度过的？对同样处于低谷期的研究者，您有什么建议？ 

　　赵亚夫：搞自然科学研究，研究对象是有生命的。它们不会弄虚作假，你诚实地对待它们，它们一定会诚实地把生长发育规律告诉你。遇到低谷，先找自己的原因：研究态度诚不诚实，思路对不对，方法对不对？年轻时候经验不足，思路方法容易出问题，能及时发现原因、解决问题，规律就掌握了，成果就出来了。只要诚实、坚持、认真，一定能走出低谷。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积累，低谷期会越来越短、成果会越来越多。

　　王忠立：作为您的学生和助手，把生物多样性农业理念和技术传承下去是我的责任。这项技术大面积推广的瓶颈是什么？从我所在岗位入手，应该从哪些工作开始？ 

　　赵亚夫：生物多样性农业是一个新理念，很多人还不完全理解。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方向的重大课题，早走迟走都要走，否则高质量发展是达不成的。现在大家最大的担心是粮食安全，也就是怕不打农药会爆发病虫害、造成减产。实际上，丘陵山区生态破坏相对较轻，物种并没有彻底消亡，很多躲到山坡树林里了。我们的做法是：先种一些生长期短、不用化肥农药也能长好的品种，比如引进的日本越光水稻，能避过主要危害病虫。种两三年，生物多样性上来了，再换高产品种，也不用打农药了。 

　　推广办法上，我们先在丘陵地区和水网地区进行试验，步子大一点；平原高产区要慎重一些，先搞小面积试验。同时提倡农牧结合、农渔结合，比如稻田养鸭、养鱼、养虾，果园种牧草养鸡养鹅，用高蛋白牧草替代进口的玉米大豆做饲料。生物多样性还有溢出效应，戴庄村已经19年不打农药了，隔壁几个村也跟着受益，不打农药也能保障产量。 

　　下一步，推广生物多样性农业，高校、科研单位重点做基础理论研究，基层农技人员重点做示范推广，各有分工、共同推进。 

　　主持人：您85岁高龄，仍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奔波在田间地头。未来还有什么打算？ 

　　赵亚夫：“十五五”期间，要把戴庄经验进一步向深度广度推进。一个是推广生物多样性农业技术，一个是办好合作社，一步步往前推进。 

　　主持人：最后，请赵老对青年朋友说一句寄语。 

　　赵亚夫：大家都来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出大力作贡献！ 

　　本报记者 杨丽/文

　　唐磊 赵宇 白利振 周天琦  /摄像

　　任天祎/剪辑

　　蒋文超/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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