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南京大学博物馆、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主办了一场名为《南朝气韵》的展览，展出南京大学所藏六朝石刻碑帖，还请了南京大学教授程章灿、张学锋及童岭三位教授前往讲解。本文由南京大学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

今天所见展陈之名为“南朝气韵”，这个名字挺好。“气韵”二字，最早在中国艺术史上出现，就是在南朝时期。南齐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中国画作画有六条原则，即“六法”。“六法”中的第一法，就叫做“气韵生动”，这是南朝人的词汇，也是南朝人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一个高度精彩的概括。“气韵”二字分开来即是“气”和“韵”，这两个字在六朝文学和艺术批评当中也十分常见，比如《诗品》和《文心雕龙》中就屡见以“气”或“韵”来评论六朝文学的字句。

“南朝气韵”这个展陈，所涉及的主要是一些南朝的石刻。石刻最早出现于先秦时代，但真正作为中国古代文献的一种重要形式，则是从汉代开始。具体说来，是从东汉开始。在东汉时代，墓碑成为丧葬体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其他石刻也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汉代石刻中墓碑占绝大多数。除墓碑之外，在地方上任职的长官，若是受到一方居民的爱戴，本地百姓也会为他立一块歌颂其功绩的功德碑。所以现存可见的汉碑，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神道碑，是一个人死后对其盖棺定论的评价；另一种是功德碑，往往是主人在世之时所立。一种是为死者而立，一种是为生人而立。

至汉末建安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诸多话语权，他对汉碑的盛行十分不满。首先是汉碑的制作并不简单，选一方上等的石料，请文人写墓文，书法家书写，再到寻找技术高超的刻工刻石，每一项都花费颇多。这就使得许多孝子贤孙因为给先人立碑而倾家荡产，造成了社会经济上的诸多负担。另外一点，碑石由于是为长辈、先人所立，碑文内容多为溢美之词，一派弄虚作假，助长了社会的不良风气。因此，碑刻到了建安时代，便被曹操禁止了。以后的魏晋南朝各代也屡次禁碑。所以，从汉末、两晋到南朝，碑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都是被禁止的，今天在南京周边还能见到许多南朝石刻实属难得。环顾整个南朝时期的中国疆域，碑刻的数量都非常有限。那些有资格立碑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经过政府特别批准的人。本次展出的南朝碑拓也不例外。

展陈中最早的一块碑刻，是汉代的《校官碑》，其形制为圭形，基本是上端为三角形，下方是长方形。按照过去汉碑的形制，圭形碑具有一种神圣的意味。在碑的上半方，位置如同人的额头的那个地方，叫碑额，上面往往刻有题目。这一方碑刻的碑额处，就刻有“校官之碑”四个字，这是汉碑形制的一个特点。按内容来说，这个碑全名应该叫《汉溧阳长潘乾碑》，但是碑额上刻的是“校官之碑”，所以后世多以“校官之碑”称之。宋代有一位金石学家叫洪适，他在《隶释》中收录这块碑的时候，就记载它的全称是“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这是结合了碑额题目和碑文内容的称法。

潘乾就是当时的溧阳县长。今天看汉碑，可以看到有的县级长官称县令，有的称县长。县长与县令有区别。一般来讲，有一万户以上人口的县级长官即为县令，县长则表示其管辖的县较小，人口在一万户以下。潘乾任溧阳县长期间，尤为重视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宣扬教化，当地百姓感戴他的贡献，特为他树立了这个功德碑。

从这张拓片看，可见在碑额下方有圆形的一块空白，原来是碑上的一个圆形孔，此类圆孔在汉碑中比较常见，在石刻学中的专门术语叫做“穿”。从汉至唐的碑刻上都可以见到“穿”，它的来历需要从石碑最初的用途讲起。最早在周代，墓葬多土坑竖穴，为了把死者的棺木平稳地下放到墓穴中，就在四角用碑石，穿四根绳子，以同样的速度和力度，将棺木缓缓放至墓底。拉棺的绳子便是从石碑中间的孔穿过去，作固定之用，便于下葬。可以说，汉碑最早的形制是跟下放棺木所用的碑石有关的。之后汉代无论是功德碑还是神道碑，许多都保留此形制，但是已经脱离了它最初的意义，失去了穿的原始用途。此碑虽然是汉碑，但从中可见汉代南京文化的发展，为南朝文化奠定了基础，是“南朝气韵”的先声。

展陈所见碑刻，大多是南朝时期的，保存比较好，体量也比较大。像《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神道碑》（憺音同“但”），原石还在，位于今栖霞区甘家巷小学西边的田野中，原地立有碑亭保护。这里展陈的是拓本。碑刻整体有4米多高，很宏伟。萧憺是梁武帝（萧衍）之弟，与墓碑仍在甘家巷小学的萧秀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感情十分深厚。《萧憺碑》碑文的作者是南朝后期著名文学家徐勉，碑文内容被收录在了严可均编撰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徐勉卷中。今天要了解萧憺的生平事迹，可以通过碑文中所记来与传世史书对比印证。这是最原始的、属于当时的文献，是研究梁史珍贵的实物资料。书写者贝义渊也是当时的著名书家，刻工也是高手。

《天发神谶碑》（谶音同“趁”），刻于三国东吴，在末代皇帝孙皓在位时期，今日所见为后人重刻。这个碑上的字体有些特殊，据我个人理解，它的特点是，整字结构像篆书，但笔势更像隶书。当代画家齐白石书画兼修，还长于篆刻。他的一些篆刻印章上的字体，尤其是撇捺的尾笔扫出来的笔势，很有《天发神谶碑》的意思。

这个碑上所刻的字体，也不是当时的实用书体。中国古人对于石刻有一种文化上的理解，认为石刻有一种神圣的作用。统治者常以石刻这种文献形式来为自己做政治上的宣传。魏、蜀、吴三国相争，都想统一中国，都自居正统。东吴到了末代皇帝孙皓在位之时，国力已趋衰弱。有一些好事逢迎者经常向孙皓进言，有的说在某地发现地下出土宝盒，其中装有石刻印章，上刻若干字，大意是吴国皇帝将要统一中国，诸如此类，以奉谀皇帝。《天发神谶碑》就是一个例证，其内容就是列述东吴发现的祥瑞，称其为东吴将要统一中国的预兆（谶验），所以孙皓下令刻成此碑，而且采用这种特殊字体，是有政治目的的。

这种较为奇怪的字体，往往见于改朝换代之时，或者用于某些宗教场合。今天到绍兴的大禹陵，或者栖霞山上，都可以看到一个所谓的大禹治水的《岣嵝碑》。这种特殊的书体，其实只是为了给人们造成一种神秘感，宣示天意，一般人看不懂实属正常。有人专门学写这种字体，也容易给人玄妙的感觉。清代苏州有个书法家叫王大炘，就擅长写《天发神谶碑》。

梁安成康王萧秀神道西碑阴

再看《萧秀碑》。萧秀跟萧憺是亲兄弟，早萧憺几年去世。将萧秀碑与萧憺碑做对比，可以看出，萧憺碑更高、更宽、也更厚一些，也就一点点，超出不多。萧秀碑的正面文字已经漫漶不清，但原始石碑依然留存至今，碑侧的花纹装饰还依稀可辨，也分成八格。金石学讲究原始材料，即使文字不清楚，能看出基本的文物形制，也是珍贵异常的。一般来说，碑刻的正面，我们称为碑阳，从汉代开始，就是在正面刻碑文。碑刻的反面，我们称为碑阴，主要是刻碑石出资者和参与立碑者的名单。如今看到的《萧秀碑》，碑阴分出数栏。人名排列亦有讲究，按身份高低和类别来排列。这一点是沿续了汉碑的传统。

梁安成康王萧秀神道西碑额

萧秀碑原石保存在甘家巷小学内，那里原是他的墓地。四组石刻均有保存，石辟邪、石柱虽受破坏较多，但位置关系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萧秀去世之后，立有四块石碑，刻了四篇碑文。一般解释为萧秀交游甚广，与其府中文人关系甚好，因此在他去世时，这些文人争相为他写碑文。碑文由当时四个著名的文人撰写，分别是王僧孺、陆倕、裴子野和刘孝绰，都是文采斐然的才子，在文学上造诣很高。本来要从四篇碑文中选一篇最好的刻碑，但由于四篇碑文难分高下，所以全部刻成石碑。我想，事实可能不是这样。当时墓碑就有这样一种规格，就是可以立两块碑甚至四碑并立。如果将萧秀碑跟萧憺碑作一对照，这兄弟二人的等级在当时应该是一样的，所以墓葬的各种规格应该也相同。他们这一级别的人，可以立多块碑刻，这可能是出于满足不同身份的立碑人的需要。萧秀兄弟二人曾经在很多地方任职，比如在南京做过扬州刺史，在荆州做过荆州刺史，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不同身份的下属，各自出资为他立碑，就产生了多块碑。这也是继承了汉碑的传统。如今，四篇碑文只有一篇传世，即是刘孝绰所写的碑文，这不是靠拓本流传，而是因为唐人将其抄录《艺文类聚》这部类书中才得以保存下来。

梁文帝萧顺之神道北柱额

梁文帝萧顺之神道南柱额

南朝的神道碑、神道石刻等，基本上都分布在南京及其周边。比较典型的是梁武帝的父亲梁文帝萧顺之陵墓前面的神道石刻。这个陵墓位置在现今的丹阳，南朝时属于南京。两个神道石柱柱额上的题字都非常明显，实地观察会更清楚。这两处柱额题字，恰好是正反两两相对，一边正字正书，从右向左书写，另一面是反字反书，从左向右书写，不仅读法相反，字的写法也是相反的，二者互为镜像。

梁吴平忠侯萧景神道西柱额

同样，“反书”的写法也见于萧景墓的神道碑上，虽然仅存一件，但刻字非常清晰完整，难得。萧景的原名其实是萧昞，在我的新书《山围故国》里有一篇文章写到他。昞，意为光亮、光辉，意思是好的，但这个“昞”字在唐朝时恰好犯了唐高宗李渊父亲的名讳，因此，唐人在作《梁书》《南史》时，将“昞”改为“景”，此后人们都称之为“萧景”。唐人这类的避讳随处可见，甚至天干地支中的“丙”，也因为避讳而以“景”来代替，后面的《明征君碑》就是一个例证。但到了改朝换代之后，宋代的赵明诚修《金石录》，并未将其改为原名，而是继续使用萧景之名，并一直沿用至今。宋代其他金石书，乃至清代很多学者、金石学家，也都沿袭唐人的避讳写法，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梁南康简王萧绩神道东柱额

此外，这里还有萧绩墓的神道碑，也是的所谓“反书”，但只是读法上反常规，字的写法不反。

瘗鹤铭摩崖石刻

《瘗鹤铭》（瘗音同“易”）位于镇江焦山，是一处刻在山崖上的摩崖石刻。摩崖石刻与碑刻不同，碑刻需要更多人工，往往提前打上行格，再在上面刻字，因而比较规整。摩崖石刻上的字不如碑刻规则，有的一笔一划会非常长，行列也比较自由随意，这是因为它的书刻要视崖石平面的情况而定。

《瘗鹤铭》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有人养了一只仙鹤，古人相信鹤与神仙有关，是仙禽。当仙鹤去世后，主人十分伤心，就将鹤埋葬，然后为它写了一篇铭文，就是《瘗鹤铭》。关于它的作者/书者，众说纷纭，有王羲之、陶弘景、颜真卿以及顾况等几种说法。我要在此引用南大已故著名教授卞孝萱先生的研究观点。他认为，上述几人都不是《瘗鹤铭》的作者，作者另有其人，佚名，其时代应该是在唐末。

卞先生的推论主要有两个证据。第一是在《瘗鹤铭》中出现了两个地名，丹阳和江阴。丹阳这一地名在梁朝时才出现，江阴则是到了唐代才出现的。另一个证据是文学文献。卞先生对唐代中晚期的文学文献十分熟悉。他发现韩愈曾经写过一篇《瘗砚铭》。韩愈的朋友李观的砚台摔破了。这个砚台他用的时间长了，不免日久有情，很伤心，就小心埋了。韩愈为他写了这篇铭文作为纪念，卞先生认为《瘗鹤铭》就是仿学这一风尚。到了晚唐，皮日休也写过《瘗鹤铭》，但恐怕不是焦山所见的这篇碑铭。《瘗鹤铭》后来成为镇江焦山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晚清有个著名学者阮元，他跟镇江焦山的一个和尚合作，创建了一个图书馆，叫做“焦山书藏”。这个图书馆有个特点，它的书架排序方式不同常规，是从《瘗鹤铭》的文字中，挑选出77个字，用作书架排列的序列依据。所以，要想查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先要背熟《瘗鹤铭》。这样，《瘗鹤铭》不仅是文化符号，还成了文化标准。

梁临川靖惠王萧宏神道西柱额

萧宏墓碑也保存下来了，虽然不完整。萧宏跟萧衍、萧憺、萧秀是兄弟，他排行第六，在老三梁武帝萧衍之后。他的神道碑保存较好，位于栖霞区学则路附近，现在修成为“梁临川王萧宏石刻公园”，离南大很近，很方便去。萧宏碑的南侧分为八格，有很生动的图像，这次展出了。萧憺和萧秀墓碑上的雕刻虽然现在已经看不清楚，但当时基本上也是分作八格，可以推知。兄弟几人神道碑形制相似，可以从一人神道石刻的情况，推知另一人的情况。萧宏这人有故事，我在《山围故国》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过。萧宏之子萧正德，在萧统尚未出生之时，曾是梁武帝的太子，但数月之后，萧统呱呱坠地，宣告了他的命运彻底改变，从此就一蹶不振。但是，萧宏跟萧衍关系非常好，政治上，萧宏对梁武帝绝对忠诚，梁武帝对萧宏也是绝对信任，委以扬州刺史的要职。但萧宏此人资质平庸，能力不足，在跟北魏的作战中经常失败。有一次失利之后，萧宏干脆躲在军营中闭门不出，北魏甚至送来巾帼来挑衅，他也忍受下来了。其人之才性由此可见一斑。

前面看得最多的是神道碑，其次是功德碑。这次展览的石刻，还有一种就是造像记。南北朝人多信佛，很多人都想为自己造佛像，积功德，这就是造像。造像的时候，常常刻些文字，内容多是祈求亲人长辈身体健康、子孙兴旺发达之类，也有祈祷天下太平的。栖霞山有很多南朝造像，但南朝的造像记很少见，北朝造像记较多，尤其是洛阳，比如著名的龙门石窟。

梁天监四年孟继孔造像记

南朝造像记，像天监四年的这一方造像记，未必为真。不仅字体可疑，而且干支纪年写法跟也一般的写法不一样。一般会写“大梁天监四年（年份干支）”，接下来是“二月朔（朔日干支）”和三日（干支），现在这个写法不规范。

梁中大通二年千佛崖题名石刻

今天展品中特别珍贵的一件，是栖霞山千佛崖石刻题字。千佛崖佛龛内经常有题字，但南朝的题字很难得，宋代的就多一些。宋代跟王安石同时代，南京本地有个书法家叫胡恢，篆书写得极好，也在一个佛龛中留下了他的题名，《山围故国》也有写到。这种题名的特殊意义在于，南京地区的南朝文化，以这种方式与北宋文化衔接起来了。

梁中大通三年陈霸先造像记

这一方名为“陈霸先造像记”的石刻，据称是在梁中大通三年建造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造像上刻有“国祚昌隆，天下太平”。大家都知道，陈霸先就是陈武帝，他在梁武帝时表达这样的意思，从政治上说是很正确的，但此物可信度同样不高。我曾专门考察过，这个造像记上所书中大通三年的干支有误，首先不是“岁次丙辰”，再就是“三月戊辰朔”也不对，三月的朔不是戊辰，八日的干支也不对，基本上可断为赝品，虽然它也有近百年的收藏史。

大爨碑

刚才我们看过的碑刻大多数是在南京的。现在看到的这两块碑比较特殊，是在云南发现的“二爨碑”（爨音同“窜”）。这两块碑可以理解为南朝文化在遥远的西南边陲的影响或余波。《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一大一小，合称为“二爨碑”，分开来则是“小爨碑”、“大爨碑”。“爨”字比较难写、难认，大家记住，是“興林大火”四个字从上到下拼合起来，就行了。此字的本义是将木材塞进灶里烧，可以“望文生义”，音读如“窜”。在这两块碑中，“爨”是云南少数民族首领的姓氏，碑文写的是关于他们的生平事迹。

小爨碑

“大爨”、“小爨”是以碑的尺寸大小来区分、命名的，其实，从年代上说，小爨碑更早，岁数更老，它建于东晋义熙元年（405年）。那时，天下权力已经掌握在刘裕手中，可以说已经是刘宋的天下了。碑后有发现此碑的清代学人阮元的题跋。大爨碑上书刻的字体，没有小爨碑那么难，跟魏碑甚至和某些隋楷有些相似。但要临摹这种字体也不容易，除了笔画上要下足功夫，还要格外注重其中字体的间架结构。

梁大同六年千佛碑

这里还有一块题有“梁大同六年”的造像，有人希望把这块纪年碑的时代确定为南朝，但就目前所知的材料，也不足以证明。如果说整个南朝的造像有比较可信的，我想提出源自苏州洞庭西山华山寺的刘宋元嘉年间的杨谟造像，这座造像曾被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王佩铮先生收藏过，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考王佩铮先生的《瓠庐笔记》。

笆斗山徐家村梁代墓砖

再看一下这块南朝的墓砖,这是丹阳南朝墓砖上的字。墓砖上的字，是考古发掘时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萧统墓原来一直被当作陈文帝的陵墓，后来才通过墓砖而得以确定。

梁大同九年井栏

这里还有一个井栏。从刻字来看，是梁大同九年的，但这上面刻的内容比较可疑，明显有附会之嫌。梁武帝舍身同泰寺，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太有名了，这个井栏自称是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时刻的，太戏剧化了吧。南京历史上曾经有个金石家，晚清人，叫陈宗彝，他与一般的金石学家不同，专喜收集井栏，共收藏有南京地区明以前的井栏11件，却没有这一件。可见这个井栏晚清时还没有出现。陈宗彝专门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井天斋”，意思是把井栏看作天一样大的事情，另一个意思就是自谦“坐井观天”。《山围故国》中也提及这个人。

唐摄山栖霞寺明徵君碑

最后来看一看唐朝的《明征君碑》。碑阴所刻“栖霞”两大字，相传是唐高宗所写，但无法确认。可以确定的是，碑阳刻的确是唐高宗写的文章。两《唐书》也提到明征君其人，但内容有误。两书都说明征君名叫明山宾，那显然错了；又说唐高宗不仅写了碑文，还亲自书写此碑，也说错了。宋以后许多金石学家，如赵明诚，都误信两《唐书》，以讹传讹。如果他们看一看这块碑，读一读这篇碑文，就不会出错了。

明征君是指明僧绍，是宋齐两代的征君，宋齐两朝皇帝多次征召他出来做官，他都回绝，一直隐居讲学，先在青岛，后在连云港，最后在宋齐之交时，他来到南京栖霞山，当时还叫摄山。他在山里筑栖霞精舍，永明初年去世前舍宅为寺，就有了栖霞寺，也才有了栖霞山这个名字。唐高宗为什么要为这个南朝人写这么长的碑文呢？因为明僧绍有一个五世孙，叫明崇俨，是唐高宗时的方术大师，会变很多魔术，比刘谦还要神奇，很受唐高宗宠信。所以，唐高宗不仅亲撰碑文，还请他身边有名的书法家来书写。因为有唐高宗大名的庇护，《明征君碑》也顺利逃过了唐武宗时期的会昌灭佛，而完好地存留至今。江南有如此可观的唐代丰碑，尤其珍贵。

这篇碑文有几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避讳。“景子四月”，本来是“丙子”，因避唐讳，就改成“景子”，与《萧景碑》正好相互印证。其次，在南京的历史文献中，能找到的最早把南京称为“南京”的文献，就是《明征君碑》。大家看碑上写着：明僧绍是山东人，最早在青岛崂山讲学，后来青岛一带被北魏攻陷，他就撤到连云港，在那边建了栖云精舍继续讲学，再后来到了栖霞山，又建了栖霞精舍。碑文中有“凌江迥憩，遂届南京”的说法，这南京就是指今天的南京。第三，栖霞山原来还有一块南朝陈代碑刻——《江总碑》。唐诗中有“若到栖霞寺，先看江总碑”的说法，足以见其价值。可惜毁于唐武宗灭佛，宋人重立，又被毁了。今天栖霞寺山门前的《江总碑》，是前几年重立的。《江总碑》和《明征君碑》都写到栖霞山开辟的历史，有些出入，一般多采用《江总碑》的说法。但关于明僧绍的事迹，就只能依据《明征君碑》。

所以，《明征君碑》的价值，不仅在于很好地记述了明征君的生平事迹，而且说明了栖霞山开凿佛龛的因缘，也确认了栖霞寺与帝王的因缘。文章、书法、碑材都很讲究，堪称“三绝”。这次展览的名字叫“南朝气韵”，虽然《明征君碑》是一块唐碑，但它的内容都是讲南朝之事，它的碑主明僧绍也是地地道道的南朝人，因此，我认为，用《明征君碑》为整个展览压轴，既有总结南朝的意味，又十分点题。

文字整理：张雪萌、魏美强（经程章灿教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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