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徽商,钻天洞庭:500年洞庭商帮的经商之道
2021-04-13 16:08:06


文伯仁 西洞庭山

遍地徽商,钻天洞庭

地处苏州城西南太湖边的洞庭东山与太湖中的洞庭西山(现称金庭),古名莫厘山与林屋山。莫厘山以隋初丞相杨素部将莫厘驻兵而名,林屋山则以有林屋洞故名。明初因林屋洞中有金庭玉柱,称洞庭山。

明王鏊《震泽编》载“稍东为洞山,林屋洞在焉,有金庭玉柱。”山之东称东洞庭山,简称东山,是太湖东北部的一个半岛;山之西世称洞庭西山,古称包山、西洞庭,是太湖东南部的一个岛屿。1956年苏东(苏州—东山)公路通车及2016年太湖大桥建成,东山和西山直接连通。

洞庭两山偏于太湖一隅,历史上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宋代前尚属荒蛮之地,人口稀少,文化落后,科举从仕者为零,因而世人知之甚少,以致不少古代小说札记上,把苏州洞庭山误说成湘之洞庭。北宋“靖康之难”后,宋王朝被迫南迁,大批中原世族随之南渡,途经太湖时,见洞庭两山地处湖中,战火难以涉及,风光秀丽,不少官员和中上层将领遂把家眷安置两山上,然后去临安从政;也有不愿为官者,隐居洞庭山,以耕读或经商终其一生。当时在东山安家的有王、翁、严、刘、金、周、叶、郑等近 20个中原世族,西山则更多一些。

洞庭两山历史虽早,兴盛却在明中期。初居洞庭两山的北方移民生活举步维艰,昔日的中原簪缨大族,战乱使他们一无所有,与两山之民在同一条线上起跑,以种田、栽果、育桑为务。元末明初,洞庭山人迫于生活压力开始“出山”经商,至明嘉靖、万历年间,他们闯出一方天地,成为一个实力雄厚、业绩非凡的商帮,时有“遍地徽商,钻天洞庭”之说。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凌濛初在“三言二拍”小说中,多次写到太湖洞庭两山的人和事。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七回“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有“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这里所说的两山,指的就是太湖中的洞庭东山、洞庭西山。在古代“十大商帮”中,大多是以一个省或一个府,最少是以一个县为区域范围,而“洞庭商帮”则来自太湖中的两个小岛,且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商帮大佬相抗衡。

商帮崛起

洞庭商帮的形成与两山的地域环境与物产有关。太湖之山发自浙江天目山脉,迤逦至宜兴,入太湖,融为诸山。洞庭两山坐落太湖中,气候宜人,风光旖旎。明杨循吉《重建渡水桥记》云“东洞庭坐落太湖中,厥惟吴邑之重镇。民居鳞次,随高下结屋,若古桃源。耕田树果,殆无地隙,人力作,耐勤苦,以俭为事”。这样的聚落形态,自然深刻地影响到洞庭山人的生产,其农业生产的活动,必须集约耕作,即要在较为狭小的土地之内,生产出价值较高的物品,趋向园艺耕作发展。

洞庭两山的物产,在明代就极为有名,屡见古文。“遍种果实,既繁且美……兴贩南北,远近鬻售。所谓千头木奴,可埒封君之富也。”洞庭红橘是两山有名的特产之一,在唐代就作为贡品而远运长安,白居易任苏州太守时,就多次临洞庭山督拣贡橘,留下“洞庭贡橘拣宜精,太守勤王请自行”之句。

清翁澍《具区志》载“湖中之山……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三四月之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果品是高度商品化的作物,蚕桑则是农家的手工艺品,两者均需输出,给洞庭山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此外,洞庭商帮的形成还有两山人多地少及周边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洞庭山人多地少,两山陆地面积仅132平方公里,人口不足10万。明代江南赋税尤重,这在明清不少文籍与诗歌中均有反映。明正德十五年(1520)夏,王鏊重游翠峰,见古松无存,急问于僧。僧曰:“县官征税急,身之不存,松于何有?”于是,王鏊作《悯松歌》,发出了“千年古物,且不能逃,苛政之害如是哉!”明代诗人陆钟吕在《洞庭杂兴》中有“山里荒田赋税稠”“国计家园总此谋”之句。稠密的人口,较少的土地,加上明代江南繁重的赋税,迫使洞庭山人不得不另谋生路。“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

如果说洞庭商帮的诞生与地域、物产、赋税相关,那么其发展则与科举及名宦有关,明清时期洞庭两山50多个有影响的经商家族,均为贾儒相间、经商与仕进迭相为用的家族。明代正统四年(1439),东山金塔村状元及第的施槃,少年时随父在淮阴商贾,考中状元为官后,其嗣子施凤重返淮阴,成为当地有名的经商一族。

吴泰一,明洞庭东山武山人,家饶富。明初朱元璋重筑南京城,吴氏历年应征筑城,致家中破产。事竣后,朝廷均赐被征之户“愿助役之家,子孙昌顺”之匾额,又赐其“宝银”五锭。泰一归里后,与弟合力从事商贾贩运,家业复振。其孙吴惠,宣德二年(1427)进士,为洞庭山进士之始,官至桂林知府。花墙门的严经“奋起于货殖之中,少贾于沛”,后登进士,进入仕途,官至彰德知府,严氏从此起家,裔孙大多亦仕亦商,成为山之望族。正德初年,陆巷人王鏊进入内阁,贵为阁臣,掌朝政。当时其长子王延喆返回吴中经商,“……君年未二十,归吴,即慨然欲恢拓门户,当是时,吴中富饶而民朴,畏事自重,不能与世家争短长,以故君得行其意,多所兴殖,数岁中,则致产不訾……起大第西城下”。至清末,洞庭王氏在苏州城筑有学士街、怡老园、天官坊、厚德堂、清《具区志》 王鏊祠等众多第宅园林,成为苏城名门。

洞庭山人经商的历史悠久,据说可追溯到古代商圣陶朱公范蠡。春秋末期越灭吴后,范蠡弃高官厚禄,携西施泛五湖(太湖别名),以经商谋生,成为巨贾,其审时度势的经商之道,在太湖一带及洞庭山留下深远影响,被尊为山人经商之鼻祖,洞庭山人为之立庙祭祀。

范蠡的商道毕竟较为遥远及语焉不详,洞庭山人经商有方志或家谱明确记载的人物,西洞庭始于北宋。北宋元丰年间,西山慈里夏元富,16岁即外出经商,38岁时已成巨富,遂回乡筑豪宅多处。东洞庭源于南宋末年,翁巷六世廷用公“屡困童子试,遂弃儒游湘楚间,业用日裕,值岁歉,尝捐粟以赈。”

中国明清十大商帮中,洞庭商帮至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晚于山西的晋商、安徽的徽商、广东的潮商、福建的盐商。洞庭商帮的精明之处,在于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另辟商道。他们没有与晋商、徽商、潮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苏松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贩运棉布、丝绸和粮食,他们又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因而被江湖上誉为“钻天洞庭”。

明清时期,洞庭商帮主要从事转输贸易活动,辗转各地,从中谋取利润。其活动范围主要依靠与太湖相通的水道延伸扩展,他们的商贾一路沿长江而上,至江西、湖南、湖北兼及川蜀之地。另一商路经运河北上,前往淮扬、齐鲁一带。洞庭商人经营灵活,既负贩四方,又在各地设肆经营,行商、坐贾兼之。贩运的货物品种有棉花、棉纱、粮食、丝绸、木材、蓝靛、药材、南北特产以至书籍,无物不营,无所不包。经营的货物,则常随市场变化而不断调整,“以轻重而取弃之”,因时而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他们的经商之道包括观念、手段和方法等方面。其经商观念有礼貌待客、顾客至上、随机应变等。明代陆巷的王璋,永乐年间经商亳州,身无择行,口无二价,人称“板王”,即遵守信誉的商人。清初橘社人金汝鼎,幼丧父母,因家贫,弱冠弃儒经商,助舅席氏理财。汝鼎善于经营,能随机应变,均可获利。他经商又以诚信为本,为舅家掌管商肆30年,不因席舅信任而多取一分钱,被誉为古代诚信经商的典范。清初西洞庭商人沈元宰兄弟,在盛泽镇购买了一批丝绸,雇船装运到平望附近销售,获利甚丰。东洞庭人叶某,原在河南开封一带设肆经营,后买布去陕转卖,倏忽南下,又贩药扬州。从河南到陕西,再至扬州,东西南北,活动范围之广,令人吃惊。

成功转型

咸丰年间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很快席卷中国大部分省份,洞庭商帮中原地区的家业在战火中荡然无存;而清军与太平军长期在苏州一带的拉锯战,又使洞庭商人的家园遭到严重破坏。恰巧这时上海通商开埠,洞庭商人看到了新的商机,于是像他们的祖辈一样,背井离乡至上海谋求生存及发展。两者相互作用,形成一种新的拉力,促成这一传统商帮发生了战略性的迁徙。

在上海,他们开辟了买办业及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他们无论是当买办,做职员,还是开设银行、办工厂,均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而是适应时代的潮流而前进。翁巷村沈莱舟因家贫,14岁到上海一家洋货号当学徒,其间自学财会与英语。四年后满期,经同乡介绍入汇丰银行当职员,月薪80块银元,还有各种优惠的待遇。因条件太优越,一年后他反炒老板“鱿鱼”,替一家商号当推销员。两年后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所有业务一人兼之,为洋行推销人造丝。接着在金陵东路开办“恒源祥”绒线店,数后年发展成毛绒公司,直接从外商手里进购毛绒线。后来又创办“裕民”毛绒厂,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生产出质优价廉的“小囡”“双洋”牌绒线,风靡市场,打破了国外舶来品独占中国市场的局面,被誉为“绒线大王”。

洞庭商人在上海最出名的是金融业,而席氏家族对近代洞庭商帮在上海的成功转型及洞庭山帮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其家族也被称为“席氏买办世家”。

咸丰二年(1852),19岁的席正甫因太平天国战事,偕兄缙云、弟缙华三人避乱于上海。他先入钱庄当学徒,同时学讲英文,逐步升为钱庄当手(经理)。当时掌握上海金融生杀大权的汇丰银行,第一任买办为浙江绍兴人黄槐山。黄不懂外语,办事困难。席在沙逊洋行任买办的娘舅沈二园,遂介绍懂外语的席正甫进了“汇丰”任跑楼。清末李鸿章奏准慈禧同意后,派遣孙竹堂到上海向汇丰银行洽办政治贷款。“汇丰”大班麦克利要买办王槐山负责洽谈。王槐山恐日后朝廷赖账,将来无法收回,急得生了重病,被送回浙江余姚老家养病,三年后中风去世。席正甫任汇丰银行买办后,很快代表“汇丰”与清廷签订了借银500万两的贷款。后来汇丰银行买办一职为席家世袭,席正甫祖孙三代任“汇丰”买办达53年之久。席正甫坐稳汇丰银行买办第一把交椅后,把自己的兄弟及族亲介绍进上海的各大外商银行任要职。据统计,从清同治三年(1874)席正甫担任上海汇丰银行买办起,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前后60多年的时间里,席正甫祖孙三代(包括女婿在内)共有23人,担任过6家英商银行、2家美商银行、2家日商银行和帝俄、法商、意商等13家外商银行和2家洋行的买办。“徽商狠,粤商凶,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说的就是洞庭商人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与影响。

在席氏家族几乎垄断上海外资银行买办一职的同时,洞庭山严氏、叶氏、万氏、王氏家族也纷纷来到上海,在沪另辟蹊径,成功转向钱庄和银行业。据《洞庭山钱庄史料》载,1884—1910年间,洞庭商人在上海、苏州等大中城市开办钱庄120家,其中上海开设85家。

叶巷万梅峰,少年时即随同乡赴沪,在一家洋货号当伙计。咸丰年间,他自作主张代商号收进许多价格不菲的白呢。同行中均认为是冷门货,无人需要,为此他险些被洋号辞退。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病死热河,全国举丧,官员们需用白呢做礼服,一时白呢价格暴涨,洋号遂以重金奖赏,万梅峰“顿成巨富”。朱献淮早年在上海承父业,开设恒兴顺、公信泰等丝栈,大力向海外推销国产丝绸,为振兴中国的蚕丝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茭田村金锡之,依靠上海开设的老公茂纱号发家,任过沪地纱业公会会长。1933年,他花了3741两黄金,在东山镇西施巷河畔建造春在楼,因其大楼内外处处雕花,俗称雕花大楼。2006年,雕花楼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与历史同步,随时代的进步而前进,是洞庭商帮对今天的重要启示。

(本文作者杨维忠,江苏省作协会员。苏州市吴中区政协文史委特约研究员。本文原刊《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2期,转载时有删节。)

校对 徐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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