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像贝聿铭在卢浮宫直立起的那座现代金字塔，是传统之入口，亦是现代之出口，而每一个从那入口、出口进出的人，爱与不爱大约都要在那驻足观望一阵子。”“到这一部小说，王尧已经获得了一个真正有学位的汉语之子的地位。”近日，鲁迅文学奖得主、长江学者王尧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由译林出版社重磅推出，引发热议。5月8日，王尧携新书做客上海思南文学之家，与作家、评论家孙甘露，程永新，走走等嘉宾以及上百名读者一起分享这部打破文体界限，将个人经验文学化、民族记忆个人化的新小说。

“民谣”是关于乡村历史的一种旋律，一种声音

在“水乡迢迢，且歌民谣”的悠扬余韵中，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试图重寻民谣习得的年代，那是记忆的原点。“‘民谣’是关于乡村历史的一种旋律，一种声音。”王尧如此解释为什么将这部长篇处女作取名为《民谣》。而主持人走走也对小说命名为《民谣》给出了她的阐释：“应该是想通过那无数生于土地、长于河畔的百姓的性格与命运、机会与行动、思想与感情，来讲述一个冷酷的时代……同时民谣又因为主要记录着百姓的平常生活，也通过百姓传播，它又是可以流传下去的。”

王尧把多年的苦思冥想，酝酿成了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就像电影《阿甘正传》片头那片随风飘起的羽毛，带读者走进了主人公柔软的回忆里，也奠定了整个小说似水如诗的叙述基调。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队码头边，十四岁的少年等待着了解历史问题的外公，江南大队的人们等待着石油钻井队的大船，然而生活终以脱离人们预计和掌控的方式运行。在记忆不断闪回，回忆不断重构的叙述里，故事就此展开。

二十年磨一剑，成为自己梦想的“汉语之子”

王尧为《民谣》准备了二十余年，他坦陈“这几乎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直到去年有一天，他突然再起久违的写作冲动，觉得应该下决心放下其他写作，完成自己的那幢“烂尾楼”。他说：“庚子年来了，我体验到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和许多朋友一样，这段时间的精神史可能是我们重新理解世界认识自己的一个重要环节。”于是，他在疫情固守的几个月时间里，集中精力创作完成了作品。“复活昨天的文字，也许是为了今天的再生。”王尧感慨。评论家程永新认为，《民谣》就是民间的一首长诗，使王尧成为自己梦想的“汉语之子”。“整部作品，读者就沉浸在‘民谣’的缓缓调性中读到了记忆，读到了历史、读到了时代、读到了故乡、读到了乡愁、读到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读到了过去与时代的连接。”评论家、出版家潘凯雄说。

与会嘉宾表示，《民谣》堪称一部极具异质性的小说，它在记忆与虚构中穿梭，带读者重回难以叙说的历史现场。该作品在写法上独树一帜，突破了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文体结构上，《民谣》分为主体四卷和杂篇、外篇，借鉴《庄子》内篇、杂篇、外篇的篇目，构成了奇妙又意味深长的结构，赋予文本更高的延展特性与阐释空间。叙述技巧上，少年到中年的多重视角切割，学生到知识分子的多种身份转换，建构文本到解构文本的多维叙述尝试，以具体而微的个人成长史呈现宏阔酷烈的时代命运，重新探索与历史的复杂关系，体现了小说以小搏大的磅礴野心。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黄彦文

校对 丁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