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配图
近日，“北大博士后为做研究送半年外卖”一事成为网络热点。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陈龙为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在2018年体验了5个半月的外卖骑手劳动过程。陈龙在媒体发文自述了近半年做骑手的经历。
根据陈龙对媒体自述，2018年，他为了完成博士论文，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他好奇的是，几十万骑手如何在全国各个城市走街串巷，看似混乱却能做到井然有序。他的论文成果将在今年出版，他的所有调查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
记者5月9日通过中国知网查询发现，陈龙的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已于近期发表在期刊《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6期上。陈龙在摘要部分表示：“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本文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
通过自身经验，陈龙指出：“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
陈龙认为：“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记者注意到，陈龙在论文中多处以自己送外卖的经验为例，分析了外卖平台系统所存在的问题。
例如，陈龙的论文在“‘数字控制’下的骑手自主性”一节中引用了自己在所在外卖团队的微信聊天群中看到的一段对话：
论文截图
陈龙解释：骑手口中的“报备”指的是，在配送工作因餐厅出餐慢而被延误时，骑手可以通过“报备”延长送餐时间。“挂单”则是骑手在经年累月地送餐过程中“发明”的一种能够多跑单的策略。原则上，骑手接单以后应该立即前往餐厅取餐。但是，在骑手向平台系统反馈“确认取餐”之前，平台系统如果接到相同去向的新订单，会将新的订单派给同一骑手。是否会有这样的订单完全取决于运气，因此骑手就通过“挂单”即拖着不向平台系统反馈“确认取餐”的方式来碰运气。“挂单”实际上是以延误送餐时间来换取更多订单的策略。但是，当骑手既想“挂单”又不想因为“挂单”而延误送餐时间时，弥补“挂单”造成的时间损失便成了摆在骑手面前的首要问题。
他在论文中指出：相应地可以延长送餐时间的方法就是“报备”，但是“报备”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第一，骑手在餐厅附近；第二，骑手到店已超过5分钟；第三，餐厅没有在预计时间出餐。对于经验丰富的骑手来说，满足“报备”的前提条件是很容易的。首先，骑手等单的地方与大部分餐厅间的直线距离均在500米以内（“餐厅附近”的要求就是直线距离在500米以内）；其次，由于在500米以内，所以骑手在原地就可以点击“确认到店”，这样在原地“挂单”的同时就满足了到店超过5分钟的要求；最后，在忙乱中，即使餐厅已经出餐，骑手也依然可以咬定餐厅没有在预计时间内出餐或者找不到订单。最终，骑手通过“报备”前一订单即假称是餐厅出餐慢而不是自己“挂单”造成送餐延误，就可以延长前一订单的送餐时间。
在论文的最后，陈龙认为：尽管平台系统用于管理骑手的数据是客观的，但其背后存在利益导向。技术不管再怎么飞跃，本质上依然服务于资本。而对技术神话的盲目推崇时常让我们放松对幕后操作的警惕。因此，我们应该看到，平台系统并非客观中立的“管理者”，“数字控制”的背后存在着资本操纵的身影。如果说社交媒体、购物网站的内容会根据受众的偏好和习惯进行因人而异地推送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互联网平台公司正将他们收集来的数据运用到使其利益最大化的管理中。
陈龙写道：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互联网平台包围，无论消费者还是劳动者，要避免自己最终沦为互联网平台下的“数字难民”，就必须看到数据潜在的阴暗面，警惕技术背后的资本操纵，通过反思、批判和行动抵制平台公司的数据侵犯。
北大博士送了半年外卖，写出AI伦理论文登顶刊，“系统知道一切”
外卖骑手，再次引发全网关注。
这一次是发表在顶刊《社会学研究》上的一篇博士论文。
北大博士后陈龙为做研究，加入了在中关村的一个外卖骑手团队，体验了5个半月的配送工作，写成了这样一篇长达23页的论文。
对此，网友纷纷为其点赞。
果然是社会学的，这种真的得本人体验才有说服力。
还有网友称，这次是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
但从他的自述中可以发现，除了理论支撑的价值以外，更关键的，是他在亲身感知一种正在发生的生产力剧变。
在AI系统的驱动、调度下，这种剧变正在影响每一个人。
外卖骑手，不过只是一个缩影。
外卖骑手是如何被管理的？
作者陈龙通过极昼工作室自述了这段近半年的送外卖的经历。
在他的眼里，平台更像是一名管理者，真正的老板并不存在。
专业一点，就是数字治理。
管理一般有三个方面：指导、评估以及奖惩激励。以往这些工作都是老板去决定的。
现在的情况则是，平台给骑手派单，并告诉他们应该如何送；消费者来评估骑手的好坏表现；平台又根据消费者的评估，来决定奖惩。
也就是说，由AI系统来负责第一项、第三项工作，第二项则交给了消费者。
系统完成管理工作的关键，除了优秀的算法，还有数据。
送外卖的过程中，陈龙切身感受到了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
在室外，通过智能手机的GPS信号，可以跟踪骑手的轨迹。
在室内，则通过商家的WiFi网络、室内定位基站来记录骑手的数据。包括运动状态、到达时间、取餐时长等信息。
除了骑手身上的数据，还有商家、消费者、以及订单内容等等数据，平台决策也就变得越来越聪明。
陈龙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一些消费者对骑手配送晚了有意见，那么AI系统就会开始测算，下一次可能就会在时间上放宽一些。
本来30分钟可以送达，但平台显示的时间是35分钟。
但与此同时，出现的问题也十分明显。
就如，当消费者和骑手产生矛盾时，谁来担责？又应该向谁反馈呢？
而平台，是可以成为一名仲裁者吗？
这些关于社会伦理秩序问题，不光存在于送外卖这件事儿上。
AI系统下的生产力关系
小到我们这些打工人每天用的打卡、打车平台。
就像打车平台，就跟送外卖类似，平台派单，由乘客评估，再由平台决定奖惩。
网约车稍微停留时间长一点，就会收到平台的提醒。
更大一些的，则是落地到工业、农业等各个产业当中去的。
比如农田里的管理系统，由AI来看出苗率如何，由农户来决定是否补播，省去了以前的巡田步骤，还节省了人力成本。
管理农田的长工活儿变少了，工资也就随即降低。新疆一家农户的解决方式是，让长工管理更大的田，工资还跟原来的持平。
场景不同，原因类似，都是AI系统下，生产力变革所引发的社会性问题。
AI的浪潮不会停止，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以外卖骑手这一契机，热心网友给出了这样一些方式。
一方面是平台本身，另一方面则是政策驱动。
知名互联网博主@阑夕认为：
外卖骑手承担着非常繁重的劳动，挣的也都是靠丈量城市换来的血汗钱，平台必然有义务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尊严，并尽可能的提高上限。
陈龙也在最后自述中所说：
除非是平台想改变，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