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分析了2002年至2017的数据，发现：以“大气十条”为代表的一系列排放控制政策和措施避免了87万例的过早死亡风险。

“研究结果发现，2012–2017年落实‘大气十条’过程中实施的结构转型措施是推动PM2.5污染水平下降的重要因素。在碳达峰与碳中和重大战略目标背景下，未来应当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推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加大释放能源、产业、交通和用地结构调整的污染减排潜力，加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张强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采专访时表示。

前述结论来自张强教授团队对于中国PM2.5污染及其健康影响的研究论文。论文题目为《Drivers of PM2.5 air pollution deaths in China 2002–2017》，于北京时间7月26日23时登上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

PM2.5主要源于能源生产、工业和运输排放，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如引起心脏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PM2.5污染水平受诸多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影响，厘清PM2.5污染变化的驱动因素是科学界和决策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对于解析污染来源成因和有效制订控制策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讯作者张强对澎湃新闻表示。

张强等人定量分析了经济水平增长、污染末端治理、能源结构转型、经济结构优化、气象条件变化、人口总量增长、人口老龄化以及医疗条件改善这8项不同因素对PM2.5相关死亡风险变化的相对贡献。

研究发现，2002年到2017年，PM2.5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了39万人。但是，污染末端治理政策避免了87万人死亡。其中，2012年到2017年，尽管人口总量增长和老龄化程度加剧使得人群对污染暴露的脆弱性增加，中国的能源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进一步避免了39万例的过早死亡风险。因此，想要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不仅需要更严格的末端控制政策，还需要能源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持续改变。

张强向澎湃新闻介绍选择这8项因素进行研究的原因，“气象条件是影响PM2.5污染的重要自然因素，气象条件的年际变化可能对PM2.5浓度的长期变化趋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在人为因素方面，经济增长导致化石能源消费增加，从而加剧PM2.5污染；政府组织实施的提升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污染末端治理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则会减少污染物排放，减轻PM2.5污染水平；除此之外，PM2.5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还受到人口总量、人口老龄化程度、医疗条件等社会因素影响。因此，PM2.5污染及其健康影响的长期变化是由上述一系列自然和人为复杂因素影响共同叠加的结果。”

论文显示，2002年-201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4%，从12.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到46.9万亿元人民币（按2002年价格计算），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从42.2%上升到51.9%。同时，中国年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长6.7%，从17亿吨煤当量（btce）增长到45亿吨煤当量。其中，煤炭的贡献率从68.5%下降到60.4%，表明能源效率有所提高、煤炭在能源中所占的比重下降。

2002年-2017年，人口从12.8亿增长至13.9亿，并朝着老龄化结构发展。同时，中国医疗保健水平有所提高。

2002年-2007年，二氧化硫、一次PM2.5和氮氧化物三种污染物的排放量均增加，主要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化石能源消费激增以及污染控制政策相对薄弱。2007年-2012年，经济水平增长、污染末端治理和能源结构转型等因素的趋势继续保持，但二氧化硫和一次PM2.5的总排放量分别下降了11.0%和10.3%，这主要是因为该时期末端控制政策更为有效以及能源结构的变化。2012年-2017年，随着“大气十条”的实施，末端控制政策更加严格，同时，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推动了三种污染物排放量的明显下降。这五年间，二氧化硫、一次PM2.5和氮氧化物的减排率分别为63.2%、35.8%和24.8%。

论文显示，综合所有因素的影响，研究人员估计可归因于PM2.5的过早死亡风险从2002年的每年173万，增加到2012年的226万，然后在2017年略微下降到212万。而经济、政策和气象等影响PM2.5暴露水平的因素变化的净影响是在2002年至2007年间将与空气污染相关的死亡风险增加了22.1万，在2007年至2012年之间将死亡风险减少了4.8万，然后在2012年-2017年将死亡风险减少了44万。

“尽管近年来我国PM2.5浓度大幅下降，但距离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标准仍有较大差距，且臭氧问题日渐突出，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迫在眉睫。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益严重，人群对空气污染的脆弱性逐步增加。因此，未来需采取更为严格的清洁空气措施以保护群众的公共健康。”张强对澎湃新闻表示，“然而，随着治理进程的深入，我国大气污染物减排已进入深水期，末端治理的红利难以持续，进一步减排的难度日益增大。”

张强表示，在碳达峰与碳中和重大战略目标背景下，未来应当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推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加大释放能源、产业、交通和用地结构调整的污染减排潜力，加速能源清洁低碳转型，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澎湃新闻记者 刘航